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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克洛德·鲁瓦，《时光之花（1983—1987）》。（Claude Roy，La Fleur du temps（1983-1987），Gallimard，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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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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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第十章一位法国的捷克语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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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8月之后，七万捷克人踏上流亡之路。其中有知识分子，如安东宁·J. 利姆，他先后在巴黎和美国任教；有作家，如约瑟夫·史克沃莱茨基，他定居于加拿大多伦多，在那里创办了一家出版社，专门出版被禁的捷克作品；也包括一些科学家、医生和研究人员……相反，米兰·昆德拉选择留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或许因为他对政治形势的看法不太“悲观”，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他对自己国家发自内心深处的眷念，甚至，在别处生活的念头对他来说都无法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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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昆德拉与妻子薇拉·赫拉班科娃一起生活，他在1967年9月迎娶了这位以前的电视主持人。他们住在巴托洛缪大街一幢楼房五楼的单间公寓里。真是命运的讽刺，就在布拉格中心的这条街，类似于“克格勃”的捷克国家安全局在某幢属于耶稣会士的楼房地下层设置了一个监狱，囚禁了瓦茨拉夫·哈维尔等一大批持不同政见者。昆德拉没有受到任何胁迫，他只是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他是文化界的重要人物、多部书的作者，也定期为多份杂志撰写文章，可朝夕之间，回到了默默无闻的状态。布拉格是座小城，这种默默无闻是相对而言的，无论在街上还是咖啡馆里，即便没人上前与他交谈，作家都曾被认出来。《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许多模糊的回忆都源自这样的经历，尤其当著名的外科医生托马斯变成玻璃清洗工后，他在从事新职业的过程中常常被以前的病人认出，还受到他们的香槟或烧酒招待。“那个时期，人们还在某种团结一致的欢欣中经历着对捷克知识分子的迫害……俄国军官的家人已经开始在这个国家定居，内政部官员取代被解雇的记者，在广播电台发表恐吓性的讲话。而托马斯摇摇晃晃地走在布拉格的大街小巷，从一家喝到另一家，仿佛过了一个又一个节日。这真是给他放了大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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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几个月的欢欣过后，尽管被放逐的人之间经常互相帮助，但昆德拉感到越来越孤独。令人惊奇的是，他带着某种兴致经历着这一切。就像弗朗索瓦·里卡尔所解释的那样：“他猛然间又回到了一个被禁作家的处境，这使他一下子失去了读者，但也让他摆脱了公众通常施加在作家（尤其是一个已经成名的作家）身上的压力，同时突然奇迹般地带给他一种彻底自由的感觉，不仅躲避了政治权力和文学批评，也躲避了他的读者。他看不到自己和国家的任何未来，再也感受不到任何职责、任何应尽的义务，他也无须对任何人、任何事做出解释，除了他自己和他的艺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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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成为在自己国家没有读者的作家，但他并未因此停止文学实践活动。在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前的五年中，他写了两部小说和一部剧本。这些作品与政治现实没有直接关联。诚然，1969年6月完成的《生活在别处》具有隐含的政治意义，但他对“布拉格之春”丝毫不感兴趣，而是通过回忆1948至1950年间捷克斯洛伐克政党权力变更的最初几年，聚焦于一种存在的典型，即抒情诗人的存在状态。1972年完成的《告别圆舞曲》更加远离政治领域，又重新回到《好笑的爱》所开启的放纵游戏。至于剧作《雅克和他的主人》，则是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的变奏，该剧本第一次凸显出昆德拉与法国文学，尤其是18世纪法国文学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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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三部作品按理说没有任何理由遭到审查的严惩，可仍然无法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于是，它们很快接触到一批新的读者：法国读者。实际上，“正常化”年代把昆德拉从没有作品在国外翻译出版的捷克作者，变成作品无法以母语出版，却被译为法语的作家。从此以后，法国便是第一个出版昆德拉作品的国家。就像他喜欢开玩笑说的那样，这令他成为“一个法国的捷克语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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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来布拉格旅行的“帮人偷渡者”协助下，昆德拉把自己的手稿送往法国，让作品在那里被翻译并出版。在国内隐居期间，小说家接待了许多属于文学界的外国来访者——其他国家的小说家，如墨西哥人卡洛斯·富恩特斯、阿根廷人胡里奥·科塔萨尔、哥伦比亚人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美国人菲利普·罗斯等，他从不掩饰对这些作家的赞赏。还有加斯东·伽利玛的儿子克洛德，1968年第一次去巴黎时，昆德拉便与他结下了友谊。后来，克洛德的儿子安托万接替了父亲，于是昆德拉在法国出版的书全部由伽利玛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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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末，《好笑的爱》成为昆德拉在法国出版的第二部书，第一部是两年多前出版的《玩笑》，尽管该书是在《好笑的爱》之后写成的。评论界向作家表示了崇高的敬意，却对短篇小说中远离政治批判的笔调感到困惑，因为《玩笑》中的政治批判曾令它十分欣赏。唯一的例外是，1970年12月25日的《世界报》图书周刊《书的世界》（Le Monde des livres）中，克洛德·鲁瓦以惊人的洞察力首先注意到，在昆德拉与启蒙运动时期的法国文学之间存在某种演变关系：“他属于表象游戏的伟大穿透者和令人钦佩的叙述者—揭穿骗局者的家族，属于写短篇小说的狄德罗那样的作家，属于18世纪创作‘道德故事’的伟大作家那样灿若明星的人。拉克洛、小克雷比永、写故事的萨德、《没有明天》（Point de lendemain）的作者维旺·德农。是的，这种变幻莫测的风格，这种反讽，优美的叙述，残酷揭示真相的洞察力，尖锐的犬儒主义——宽宏大量的武器——以及写作中漫不经心的优雅：在一个堪称黑暗的时代，米兰·昆德拉重新找到了启蒙运动时代的作家—道德家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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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笑的爱》的译者名叫弗朗索瓦·凯雷尔。凯雷尔生于1926年，正是他将昆德拉所有的捷克语小说[2]译为法语，除了《玩笑》（1968）和《不朽》（1990）。他和捷克语的故事要追溯到二战刚结束时。1947年秋，完成了在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俄语学习后，他获得前往布拉格留学的奖学金。他在首都待了一年，正好经历了捷克政权变更的时刻。20世纪50年代中期，他开始翻译几位捷克语作家的作品，特别是共产主义小说家扬·奥特岑纳舍科［《公民布里施》（Citoyen Brysh）和《黑暗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Roméo et Juliette dans les ténèbres）］。与维捷斯拉夫·奈兹瓦尔一起讨论如何将后者的诗《爱迪生》（Edison）改写为法语时，他结识了当时还是诗人的米兰·昆德拉：“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充满幽默和讽刺。”[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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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两人再次相见。当时，放弃了诗歌创作的昆德拉刚刚出版《好笑的爱》第一册。凯雷尔对这部书赞赏不已，把它带回法国，翻译了其中几个短篇，并力图促使译文发表，但没能成功。1968年，当《玩笑》要译成法语时，昆德拉想到了凯雷尔，然而无法找到他。后者离开法国，去了纽约，在那里，他作为译员任职于联合国。捷克语译者很少，人们不得已选择了布拉格法兰西学院前院长马塞尔·艾莫南，由于译文不忠实，二十年后，他的翻译工作遭到了昆德拉的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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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把《玩笑》这部十足的反斯大林主义的书交由艾莫南翻译，这很可笑，20世纪50年代初，艾莫南曾陷入一起荒诞事件的中心。1951年，在斯大林主义的极度恐怖中，艾莫南向捷克斯洛伐克请求政治避难，捷克同意了这一请求。于是，他在一封致法国大使馆的公开信中对自己的做法进行了解释，并指控法兰西学院是一个为法国利益服务的间谍中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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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获得成功后，阅读了该书捷克语版本的弗朗索瓦·凯雷尔重新与昆德拉取得联系，并向他提议翻译《好笑的爱》中剩下的短篇小说。这一合作持续了十五年有余。译者回忆道：“我在纽约完成了整个翻译工作，而昆德拉在捷克斯洛伐克，我们仅仅通过信件联系。对这部书的翻译，我很少求助于他。译文出版后他才读到成品。在后来的版本中，他进行了一些修改，或许他想更改作品中的某些内容，但也可能是因为翻译的问题。在随后才译出的《生活在别处》第一版中，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意思完全弄反了，昆德拉指出了这个错误。我非常不好意思，甚至考虑是否继续翻译捷克语作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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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由克洛德·伽利玛装在行李箱里从布拉格带走的《生活在别处》在法国出版。这第二部小说获得了美第奇外国作品奖（Prix Médicis étranger），秋天，作者借此机会再次来到巴黎。小说的成功突如其来，那时，无论就个人方面还是文学方面而言，作者都正经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1971年春，他的父亲去世，享年七十九岁。失去父亲的哀伤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深刻印记。昆德拉一向谨慎且不愿透露自己的精神状态，却在《笑忘录》中提及这位亲爱的父亲患病及临终的情景。那一幕发生在1971年5月，他把某种隐秘的看法掺入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卢德维克·昆德拉的房间朝向花园，透过房间的窗户，可以听见一个官方仪式的转播。戴着红领巾的捷共最高领导人古斯塔夫·胡萨克，正在接受荣誉少先队员的称号。父亲似乎神志不清。然而，医生刚离开，米兰就设法让父亲从昏沉中清醒过来。他们俩一起，边听政府官员的演讲边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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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萨克的声音穿过苹果树传到我们耳边：‘我的孩子们！你们是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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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一会儿，又听到：‘我的孩子们，永远不要往后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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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关上窗户，我们就听不见他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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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爸爸递了个眼色，他带着美妙的微笑看了看我，点头表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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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小时后，热度又突然升高。他骑上马，疾驰了几天。以后，他再也没有见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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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卢德维克·昆德拉去世前那段时间开始，“正常化”运动就已进入高潮，米兰意识到重新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版作品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然而，必须生存下去。一个导演朋友建议他匿名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改编为剧本，以便赚点小钱。昆德拉重新阅读了这部小说，明白自己并没有准备好从事这样的工作：“我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过敏。或许因为我的国家到处都是俄国人，而没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典型的俄国作家了。我知道他是位伟大的作家，但我无法做这件事[6]……那个充满极端的行为、黑暗的深渊和侵害人的温情的世界，令我厌恶。”[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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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奇怪，对这位伟大的俄国人的拒绝，在昆德拉心里唤起了对他最欣赏的作家之一、法国人德尼·狄德罗的一种喜爱：“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我迫切需要一剂解毒药来救治自己，于是我投身于狄德罗。况且，那是我生命中最阴暗的时期；是法国人帮助了我，救了我，我的法国朋友、我的法国读者、我的译者、我的出版者，以及我的法国同事们，在他们当中，狄德罗向我伸出了手。我永远不会忘记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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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提出放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改编自己最喜欢的小说之一《宿命论者雅克》，但没抱多大希望。那位朋友礼貌地拒绝了这一提议，仍坚持选择他的俄国人。昆德拉却已经打定了主意。仅仅出于自己的乐趣，他将着手创作一部向狄德罗致敬的变奏曲，而不是改编狄德罗的小说，他始终不喜欢改编这种练习。1971年7月，也就是他父亲去世两个月后，他完成了这部名为《雅克和他的主人》的剧本。该剧用捷克语写成，并由昆德拉自己译为法语，1981年9月首次在法国上演。一次电视访谈中，他被问到为什么一个捷克作家如此喜欢启蒙运动时期这样特别属于法国的东西。作为回答，昆德拉简要表达了一个对他来说始终非常珍贵的想法：“那不是特别属于法国的，而是特别属于欧洲的。必须真正理解俄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深刻意义。那就在于，俄国人明确而突然地把一个西方小国从西方夺走，以便把它纳入俄国文明之中。而在那样的时刻，对西方的怀念是最自然不过的事。说到对西方的怀念，我可能会被误解。对你们而言，西方，是消费社会，是今天存在的体制。对我来说，西方，是西方历史、西方文化。对于我，我们被从中拔除的这种西方文化，正是由狄德罗这部杰出的小说所代表的，它在法国被大大低估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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