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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一种变奏的导言》，收录于《雅克和他的主人：一出向狄德罗致敬的三幕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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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与诺尔芒·比龙的谈话》，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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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法国电视二台新闻，1981年9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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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与诺尔芒·比龙的谈话》，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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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与维维亚娜·福雷斯特的电视谈话，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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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被背叛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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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弗朗索瓦·里卡尔引用，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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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201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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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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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与诺尔芒·比龙的谈话》，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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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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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昆德拉告诉弗朗索瓦·凯雷尔，他是在读肖德洛·德·拉克洛的《危险关系》时学习法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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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1985年版的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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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1985年版的作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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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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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第十一章远居他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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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圆舞曲》的写作于1972年完成。在小说的某个场景中，雅库布来告知自己监护的未成年孤儿奥尔佳，第二天他将最终离开这个国家。这次出行没有丝毫隐秘之处，因受到国外一所大学的邀请，他被当局准许离开。这个插曲与昆德拉本人1975年的经历完全一样，于是某些读者恨不得把它视为本书是昆德拉自传的一个依据。对此，作者始终坚决否认：“人们经常以为，通过雅库布这个人物，我讲的是自己和计划好的移居国外这件事。可是，写这部小说时，我根本没有移居国外的想法，并且我深信自己属于离开祖国就无法生活的那些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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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四年时间，《告别圆舞曲》才得以出版。在昆德拉看来，这部小说将结束他的作家生涯。因为，在人没有自己的存在，也没人能读到你的书的国家，继续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他说：“那是我生命中最悲哀的一段时期。”那时，尽管无须向任何人汇报给他带来了最初的快乐，可似乎只有法国人还没忘记他，特别是经常来布拉格拜访他的克洛德·伽利玛。出版商自有衡量，一个重要作家放弃文学将是多么大的浪费。1973年，昆德拉前往巴黎接受《生活在别处》所获的美第奇外国作品奖。他受到了热情接待，许多法国朋友询问他正在写什么书。克洛德·伽利玛很清楚他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处境，建议他来法国继续进行创作，况且他当时的读者首先是法国人。出版商没有使用语义过于明确的“移居国外”一词，但仍然希望他考虑一下。伽利玛知道自己的朋友还没有做好破釜沉舟的准备。返回布拉格后，昆德拉发现知识分子和作家的处境不断恶化。一些人不再抵抗，而是开始通过地下出版社秘密传播自己的作品。他应该效仿他们吗？有一刻他曾经这么想过，可害怕由此陷入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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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和薇拉终于下决心离开。但他们并非像《告别圆舞曲》中雅库布所做的那样，决定移居国外。当时，他们只不过想抓住出现在眼前的机会，让自己呼吸一点新鲜空气。1975年夏，上布列塔尼省的雷恩第二大学给作家提供了一个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副教授的职位，聘期两年。也就是说，只是一段时间。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合乎规定的邀请使得昆德拉夫妇完全合法地离开了自己的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当局给他们发放了离境签证。正因为如此，抵达法国不到一年的时候，昆德拉才会向一位德国记者声明：“我有权返回捷克斯洛伐克。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永久移民的生活将使我沮丧。另一方面，我只能待在我可以写作的地方。而此刻，写作在法国比在捷克斯洛伐克更有可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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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7月20日，周日，在薇拉的陪伴下，他登上一辆雷诺5型轿车，向西方驶去。他是否知道自己再也无法返回这个国家生活？在这里，他度过了人生的前四十六年。也许不知道。“我妻子和我，我们乘车出发了，带着四箱行李和几箱书。我们带走的就这么多东西。”实际上，假如离开几个月，这些东西已经够多了，倘若确信再也不会回来，则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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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初，昆德拉一家到达雷恩。1983年，他向作家达尼埃尔·龙多叙述道：“我们刚刚经过了一些非常美丽的法国城市，那里的大教堂十分宏伟壮丽，接着我们进入旅程中第一个难看的城市，它真的很丑陋。就是雷恩。”[3]第一印象太糟糕，以至他们决定去圣马洛过夜。失望过去后，他们搬入广景大厦第三十一层，那是位于布尔格—莱韦克区的一幢摩天大楼，由建筑师乔治·马约尔于五年前设计建造。“第二天早晨，当阳光把我叫醒时，我明白这些宽敞的窗户朝向东方，布拉格的方向。”昆德拉通过《笑忘录》中某个句子转弯抹角所说的心里话，表露出这个远居他乡之人内心特别的忧郁。在他看来，这种情感会很快变得淡薄，并最终消失。因此，他在1984年回忆道：“在雷恩度过的那些年非常幸福；通过外省，更容易了解法国。我们能更快地学习语言和习俗。”[4]在1994年5月5日写给法国文学教授、过去的同事贝尔纳·于的一封信中，他甚至断言：“我经常察觉到，我一生中真正的怀念，更多在于雷恩，而不是布拉格。对此，我自己也感到吃惊。”[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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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恩，昆德拉又回到他最初的教师职业，主讲一门关于“卡夫卡与中欧文化传统”的研讨班课程。他的所有学生都回忆说昆德拉是位出色的老师，总是用心设计每一堂课。由于对法语的掌握还不算完美，备课工作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1975年10月，大学开学后，他接受《法国西部报》（Ouest-France）一位记者的采访，并十分简洁地表示：“雷恩是一座让人可以集中精力工作的城市。”[6]而在同事们的记忆中，他是一个彬彬有礼的人，但更确切地说有些冷淡。贝尔纳·于回忆道：“米兰是非常谨慎的人。他不会主动跟别人来往。”[7]西班牙文学教授阿尔贝·邦苏桑也确认：“让这个痛苦的流亡者露出笑容并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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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成为纯粹的教师后，昆德拉觉得自己，至少作为“实践者”，已经与文学分道扬镳。他专心教课，又忙于发现一个他还不了解的国家，忙于享受一种自己不再被政治对手视为目标的生活，除了偶尔做些笔记之外，他似乎已经放弃了写作。然而，克洛德·伽利玛坚信，从此以后把捷克作家和他的国家分开的距离将是成功的关键，于是执着地鼓励他重新拿起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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