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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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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三角欲望(Le désir triangulaire)”,www.rene-girard.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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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雅趣》,法国文化电台,1989年11月11日。(«Le Bon Plaisir»,France Culture,11 novembre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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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阿波斯托夫》,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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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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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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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小说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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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与本书作者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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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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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迪迪埃·雅各布,《所有人都为昆德拉起身》,《新观察家》2014年4月6日。(Didier Jacob,«Tout le monde se lève pour Kundera»,L’Obs,6 avril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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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笑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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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乔纳森·科,《昆德拉今天有多重要?》,《卫报》2015年5月22日。(Jonathan Coe,«How important is Kundera today?»,The Guardian,22 mai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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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第十四章复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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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父亲及帕维尔·哈斯、瓦茨拉夫·卡普拉等老师的培养下,米兰·昆德拉打算将来从事音乐家的职业。二十五岁前,他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作曲。他的第一首乐曲——他认为名副其实的乐曲——是钢琴、中提琴、单簧管和打击乐器的四重奏。正如他后来所叙述的那样[1],这首四重奏的结构提前预示了他未来的小说的结构:由七个部分组成的复调,多个统一的主题将乐器内容与异质风格连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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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良好的开端,但年轻人没有坚持下去。就像他对安东宁·J. 利姆所说的那样,这一放弃不是由于音乐本身,而是因为那些从事音乐工作的人:“您知道,我一直是音乐爱好者,但这阻止不了我从少年时起就对音乐圈反感。音乐才华没有闪耀出非凡的精神之光。思想狭隘的音乐家并不少见,我看到父亲因他身边的人而感到无比痛苦。要在这个群体里度过一生的想法曾让我起鸡皮疙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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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音乐后,在堂兄卢德维克的影响下,米兰专心于文学。很合乎逻辑,他选择了与音乐最相近的文学体裁:诗歌。十余年时间里,他致力于诗歌创作,把音乐学习中获得的有关节奏与旋律的知识用于写作。当20世纪60年代他放弃诗歌而成为小说家和随笔作者时,他似乎割断了与音乐的联系。然而,音乐出现在他的所有作品里,不仅涉及内容,更涉及形式。他本人也承认这一点,1984年,他向贝尔纳·皮沃表示:“我背叛了音乐,可当我构思我的小说时,某种音乐的东西始终在我头脑里。”[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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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玩笑》和四重奏一样,也包括七个部分。这一结构出现在他的前六部小说里,除了《告别圆舞曲》。对数字“7”的系统运用可能显得具有迷信性质,小说家竭力澄清这一印象:“还是要比这更深刻一点。数字没有魔法意义,它完全是理性的。如果把一部小说分为两部分、四部分或八部分,那么小说就倾向于被切割、被分裂为两个部分。它就不足以成为关联、融合、紧密的整体。为创造结构中真正的统一性,这种结构就必须是无法分割的。这就是质数的意义。《玩笑》和《生活在别处》都不能被分为两部分或三部分;它们的结构很紧密。这也是一个比例和数字问题。我承认,相比小说家,这种看待形式的方式更是作曲家所特有的。”[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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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更多地以音乐家身份探讨小说结构这一问题,特别是通过他在写作前设计结构的能力。在他看来,这个过程更倾向于听觉,而不是视觉:“我听见小说,听见它的结构。阿拉贡总是说,不知道他的小说如何结束……对小说家而言,这非常典型。而我呢,这可能是我的缺点,我总是知道我的小说将如何结束……我相信,一部小说就是节奏的安排。在这个意义上,我可以说我总是听见小说,我的第一个想法总是关于节奏。”[5]这种小说对音乐的感知完全没有经过事先考虑,它来源于直觉,而非理性思考的产物。如果说前几部小说——只有一部例外——都由七个部分构成,这并不是为了遵守某种预先设立的规则。他强调:“一部小说的数学结构不是某种策划好的东西,而是一种无意识的命令,一种挥之不去的念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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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的所有小说,或几乎所有小说,都符合一种共同的音乐原则——复调原则,根据《罗贝尔词典》的定义,即“多种声音、多个部分的组合,每个部分都被独立处理(横向写作),但又与其他部分共同构成一个整体”。随着小说创作的推进,小说家将把这种复调原则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精练。自《玩笑》起,七个部分的划分就据此原则开创了一种模式,小说的结构相对简单,尽管有很多离题之语,但它始终围绕着同一个情节,围绕着相互关联的人物。每个人物分得一个或多个部分,以独白的形式呈现(路德维克三个部分,埃莱娜、雅洛斯拉夫和科斯特卡各一个部分);最后一部分则把路德维克、埃莱娜和雅洛斯拉夫组合在一起,构成全书唯一的合唱队。作者认为,这种不对称结构有助于在不同的光线下展现人物:“路德维克处在充足的光线下,从内部(通过他自己的独白)和外部(所有其他的独白都描绘出他的形象)都被照亮……每个人物都被一定强度的光线以不同的方式照亮。”[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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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没有明确决定采用这种七个部分的划分,昆德拉开始写第二部小说《生活在别处》时,把它分为六个部分。可是,结果没有令他信服:“我觉得故事太平淡。突然我想到在小说中插入一个故事,它发生在主人公去世三年后。那是小说的倒数第二部分,即第六部分:‘四十来岁的男人’。一下子,一切都完美了。”[8]弗朗索瓦·里卡尔指出了这一添加的果敢:“最惊人的手段之一就是,在靠近小说末尾的地方插入一个根本无法预料的片段,它似乎与雅罗米尔的故事毫无关联……中断情节,打破时间与叙述的连续性,引入一个直到那时完全陌生的人物,这个部分实际上给整个结构带来了一种意料之外的平衡与突显,仿佛一扇窗户忽然被打开,空气和光线从那里进入小说的狂热世界,并在顷刻间使小说变得轻快。”[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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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这个后来添加的简短部分明显使整体变得轻盈,首先因为,在时间距离的帮助下,它为情节带来一种光亮。此外,它通过四十来岁的男人这个新人物的突然出现,加强了总体平衡,这个人是雅罗米尔的衬托。狂热的年轻诗人被意识形态变成一个卑鄙的举报者,他的抒情性与一个拒绝多愁善感的放纵者的成熟和同情形成对比。书中的这次呼吸、这种喘息为作者带来了极大的乐趣,他甚至觉得有必要把自己的愉悦分享给读者,这种当时对他而言全新的方法,后来却变为他惯常使用的手段:“在我们的小说中也同样如此,这一章只是平静的休息,一个陌生男人突然点亮了善意之灯。让我们在眼前再留住它片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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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来岁的男人是雅罗米尔女朋友的情人,虽然他在小说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但对情节来说并非完全陌生。这与小说第二部分的人物克萨维尔的情况不同,由于他爱做梦的特性,他和故事的其余部分没有任何联系。实际上,昆德拉在这里第一次加入了梦这个在他看来对小说思考非常重要的元素,并在后来的多部小说中都运用了这一元素。我们想到《笑忘录》中塔米娜关于孩子岛的梦幻,或者《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里不断出现的特蕾莎的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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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续出现的复调小说中,《告别圆舞曲》代表着某种题外话或休息。昆德拉说这部书是他最乐意写的书。在“布拉格之春”后的萧条时期,这部小说仿佛是某种必要的幕间节目。他在同一时间创作《雅克和他的主人》,向狄德罗致敬,这完全不是偶然。也许,《告别圆舞曲》感觉到了这种联系。与欧洲最早的小说家一样,昆德拉把他的书构想为一种娱乐,尽管轻快,却不乏严肃性。阿兰·芬基尔克劳强调:“他始终注重把深刻与轻快结合在一起,避免让深刻变为一种沉重。”[10]娱乐的意愿促使小说家优先考虑情节,赋予小说非典型的形式。《告别圆舞曲》由分别对应五天的五个部分组成,在昆德拉的小说中具有独特地位。“它完全是同质的,没有离题之语,由一种题材构成,以相同的节奏叙述,它非常戏剧化、风格化,建立在滑稽剧的形式上。”[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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