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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游记中，人们常常可以读到，说游记的益处之一，就是能让人以另一只眼睛看已经离开的地方。伊莱娜从布拉格返回，在伤心地看到这个城市不再是她的城市后，她发现自己看巴黎的方式发生了某种变化。她站在窗口，静静地看着巴黎的屋顶，过了一会儿，她更加清晰地察觉到那片烟囱景象在哪些方面是熟悉的，哪些方面又与布拉格的小花园不同。以前，她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在巴黎是多么幸福。这一幸福的感觉起了作用，推翻她至今对自己流亡者境况形成的图景，让她明白这一图景也许是被别人制造的。“她一直觉得这是明摆的，她流亡国外是一种不幸。可是，一时间她自问，这莫非是对不幸的一种幻觉，是所有人看待流亡者的方式所暗示的幻觉？她不是用别人塞到她手里的方式看自己的命吗？她告诉自己，尽管流亡国外是外部迫使的，是自己不愿意的，但或许不为她所知，这是她人生最好的出路。大写的历史难以捉摸的力量损害她的自由，却又让她变得自由。”[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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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小说最主要的本体论观点就在此。在昆德拉看来，内在于流亡的不幸的观念是虚假的。流亡者最终认同的这一意识形态的构建，并非建立在任何客观现实之上。更糟糕的是，这是一种媚俗的表现，是某个历史时刻特有的：“我们这半个世纪使得所有人对那些被自己国家禁入的人的命运无比敏感。这种带有同情的敏感给流亡问题笼罩上一种催人泪下的道德主义，遮蔽了流亡者生活的具体特征。”[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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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如此执着地要破除不幸的流亡者这一老生常谈，是因为他一直拒绝让自己的命运落到一个受害者的地步。这一抗拒，在他移居法国不久后就有所表示，但往往没有人理会。因此，他不得不与这一定见唱反调，宣称流亡对他来说不是一个悲剧，在创作方面反而是一种积极的经历。小说家赞成同样流亡到法国的捷克女诗人薇拉·林哈托娃[22]的反传统观点，她提出了“解放性流亡”的说法。1993年12月，林哈托娃参加由布拉格法国研究院举办的一次研讨会，在会上她做了一个题为《流亡本体论》（«Pour une ontologie de l’exil»）的报告。“我从来没读过有关这个主题的东西，”昆德拉写道，“没有比这更不循规蹈矩，也没有比这更清醒的了。”[23]女诗人反对臆断，彻底地摧毁正统派一直想把这一臆断封闭起来的伤感偏见。“我对游牧者抱有好感，我并不感到自己有个定居者的灵魂。所以我有权说，我自己的流亡满足了我一直以来最珍贵的愿望：生活在别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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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昆德拉承认流亡的观念根据历史事件变化而变化，20世纪的历史事件（首先是共产主义）尤其受到他的关注，但同时，昆德拉将流亡视为一个超越时间的主题，甚至是欧洲文明最根本的神话之一。他指出，尤利西斯，这一最有名的流亡者，远离故乡二十年：当了十年士兵围攻特洛伊城，又用十年克服阻挡他回到故乡伊萨卡的重重障碍。在昆德拉看来，尤利西斯是大写历史中“最伟大的冒险家和最伟大的思乡者”。在他的曲折历程中，他既被重重危险的计谋所左右，也在仙女卡吕普索身边得到了幸福，为留住他，卡吕普索提出让他不朽。尤利西斯婉拒了这一提议，没有偏离自己一直放在心头的计划：回到他的小岛，回到他妻子珀涅罗珀和儿子特勒马科斯身边。如果说有，这就是本体的选择，通过这一选择，尤利西斯完全承受了他的人之境况：“他舍弃对未知（冒险）的激情探索而选择对已知（回归）的赞颂。较之无限（因为冒险永远都不想结束），他宁愿要有限（因为回归是对生命有限性的一种妥协）。”[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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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熟悉尤利西斯回到伊萨卡的情景。他在睡梦中被法伊阿基亚水手放在了小岛的岸边，他本以为自己会作为英雄受到欢迎，却惊恐地发现人们早已忘记了他，谁也认不出他，除了他的狗阿戈斯。为重新获得国王和丈夫的地位，他不得不经受最后的考验：向亲人们出示他身份的证据。于是《奥德赛》有了一个圆满的大结局，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因此而一直颂扬英雄的勇敢与坚毅，昆德拉却将这一神话与现代流亡者的境遇联系起来，更愿意强调尤利西斯的失望。如同《无知》中的人物伤心地发现他们不在时已经被自己的同胞所遗忘，尤利西斯意识到一心想再见到他的小岛的念头把他引入了歧途：“二十年里……他一心只想着回故乡。可一回到家，在惊诧中他突然明白，他的生命，他生命的精华、重心、财富并不在伊萨卡，而是存于他二十年的漂泊之中。这笔财富，他已然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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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他移居法国到捷克斯洛伐克政权再次变更，这十四年里，昆德拉从未表达过回到原来国家生活的愿望。在20世纪80年代，当他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声望的作家时，他终于明白，“他的生命，他生命的精华、重心、财富并不在伊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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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绒革命”几乎没有在昆德拉心里激起重新参加故国文化生活的愿望，尽管时不时有讲座与研讨会的机会。他恪守自己在1985年开启的“隐身策略”，想方设法不让自己有任何公共生活。他甚至反对他在国外出版、当时被捷克当局审查制度禁止的那些书在捷克发表。因此，虽然这些书是用捷克语写的，但捷克人无法接触到《生活在别处》《告别圆舞曲》《笑忘录》和《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对他的剧作，昆德拉同样不让步：捷克戏剧家兹德涅克·霍辛内克有意将昆德拉在1967年写的《愚蠢》一剧搬上布拉格的舞台，可在1990年，作者禁止该剧演出。几十年间，捷克人一直无法读到他们伟大的作家的作品。直到21世纪10年代中期，布尔诺的亚特兰蒂斯出版社终于出版了昆德拉在20世纪70年代写的某些小说——《生活在别处》《笑忘录》——可这些小说还是免不了被作者做了大幅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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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解释这一保留态度？昆德拉出于什么原因认为有必要只给捷克读者提供他作品的修改版？毫无疑问，他担心他那些最具政治性的小说的完整出版会加剧一种历史的误解，他觉得有必要等这一大段时间，让他的小说提及的事件在历史的迷雾中渐渐消退。如今，捷克青年对“布拉格之春”只有一个大致的概念；至于“持不同政见”一词，在捷克青年的眼里只有遥远和模糊的意义。在《家有访客》杂志主编、文学评论家巴拉施吉克·米洛斯拉夫看来，“米兰·昆德拉犹豫不决，迟迟不愿用捷克语出版他的书，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的小说往往被捷克批评界放在小说发生的历史现实背景中加以阐释。然而，昆德拉一直认为文学是一种哲学经验，与这种解读是对立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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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克人读不到昆德拉用他们的语言写的书，至少可以计划通过翻译读到他的法语书。可昆德拉认为只有自己才有能力将他自己的作品翻译成捷克语（而他缺少时间，永远不可能去做），所以一直坚决地拒绝求助于译者。这一苛求在捷克共和国往往被看作任性，或者某种傲慢的表示，有损于他的形象。众人被辜负的仰慕往往会被一种强烈的怨恨所取代。除了纯粹文学的考量，昆德拉这个人本身也遭受了越来越多的敌意。对这一反面的变化，法国新闻界也常常予以呼应。2009年的一篇文章就是突出的证明，这篇文章的题目为《为什么捷克人讨厌米兰·昆德拉》（«Pourquoi les Tchèques détestent Milan Kundera»）[26]，出生于捷克的记者、作家马丁·达内斯在文中提出了几种解释。对这位“伟人”的激烈情绪在2008年10月因德沃拉泽克事件[27]的震荡而达到了顶点，达内斯将之归结于“18和19世纪‘民族起义’年代锻造的捷克精神，按照这一精神，离开祖国对一个文人来说几乎等于大背叛”。他在这一流亡的观念中看到了某种捷克的特质，维克托·迪克在他的诗《大地在诉说》（«La terre parle»，1921）中有一个诗句正是对此的阐明。祖国提醒自己的一个儿子不要有离开的念头：“如果你抛弃我，我不会灭亡。如果你抛弃我，你会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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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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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昆德拉更愿意读哲学家》，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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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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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阿波斯托夫》，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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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奥尔佳·卡丽斯勒，《与米兰·昆德拉的交谈》，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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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安托万·德·戈德马尔的谈话》，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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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乔丹·埃尔格拉布里，《与昆德拉的交谈》，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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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属于您的书》，瑞士广播电视台，1987年2月17日。（«Livre à vous»，Radio-Télévision suisse，17 février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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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不朽》捷克语版后记。参见弗朗索瓦·里卡尔，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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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不朽》捷克语版后记。参见弗朗索瓦·里卡尔，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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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不朽》捷克语版后记。参见弗朗索瓦·里卡尔，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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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敌视法国症，这确实存在》，《世界报》1993年9月24日。（«La francophobie，ça existe»，Le Monde，24 septembre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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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被背叛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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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被背叛的遗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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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与瓦茨拉夫·里赫特的谈话，布拉格电台，2004年。（Interview avec Václav Richter，Radio Prague，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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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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