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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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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原文为英文，意为“卡夫卡生于布拉格”。——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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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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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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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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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解放性流亡》，《世界报》1994年5月7日。（«L’exil libérateur»，Le Monde，7 mai 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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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1938年生于布尔诺，1968年流亡到法国，在巴黎生活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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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解放性流亡》，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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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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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布拉格电台，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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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新观察家》，2009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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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见本书第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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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兰·昆德拉：一种作家人生 第十七章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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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12日，历史学家亚当·哈迪莱克和记者彼得·特舍施纳克在捷克的《尊重》周刊（Respekt）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米兰·昆德拉告密》（«La dénonciation de Milan Kundera»）。作者在该文中提到一份日期为1950年3月14日的报告，报告出自类似克格勃的捷克国家安全局（STB）。该资料来自专政体制研究院的档案，这家机构是上一年创办的，可供人查阅1948至1989年间捷克当局秘密警察经手的数以万计的秘密档案和微型胶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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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历史学家哈迪莱克当时在调查德沃拉泽克事件，偶然发现了一份警察报告，上面这样写着：“米兰·昆德拉，1929年4月1日生于布尔诺，1950年3月14日16时到警察局报告，与他住在同一大学城的伊娃·米莉特卡告诉也在同一大学城居住的一个名叫德拉斯卡的男性大学生，说她这一天在布拉格遇到她的一个朋友，叫米洛斯拉夫·德沃拉泽克。德沃拉泽克好像把一个旅行箱放在了她的房间，说下午再来取……德沃拉泽克好像是个逃兵。去年春天以来，他有可能一直住在联邦德国，他是非法去那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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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消息一下就被国际媒体，尤其是欧洲媒体接力传播，最终很滑稽地得出昆德拉有罪的结论，但没有任何证据。比如，2008年10月13日的法国《世界报》毫不迟疑地这样写道：“作家米兰·昆德拉，畅销书《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的作者，于1950年向捷共警察告发了一位大学生，导致该学生被捕并被判处二十二年监禁。”在奥地利和德国也出现了同样的声音，如德国的《世界》日报（Die Welt）将昆德拉的情况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相提并论，后者在2006年7月的《法兰克福汇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上承认自己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为纳粹党卫队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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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事件就这样开场了。《玩笑》的作者，本来一直被视作共产主义制度的猛烈攻击者，却在朝夕之间沦为一个可鄙的告密者。君特·格拉斯在隐藏了六十多年后主动承认自己年轻时犯下罪过，昆德拉与他相反，不仅愤怒地否认控告他的事实，而且否认了他们所依据的文件的真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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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德拉二十年前曾定下原则，除特例外，不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这一次他不得不违背这一原则，走出沉默，接受了捷克通讯社（CTK）的电话采访。“我被根本料想不到的事弄得莫名其妙，”昆德拉对采访者坦言，“昨天我还什么都不知道，那件事也不曾发生过。纯属下作的手段。我从来没见过，也没遇到过那个人。我记得的就这些。”昆德拉表示了自己的诧异之后，试图寻找控告他的某种理由。消息传开的日期给他提供了某种最初的征兆：“是法兰克福书展的第一天。这或许是个巧合……但情况显然不是这样，不是吗？是谋划已久的……书展一开始，各种报刊就在报亭了，没有给我的声音留下一平方厘米的空间。他们本该给我的声音租一个很大的空间，而不是一平方厘米。因为那些引证太严重了。我受到了侮辱……”至于《尊重》杂志挖掘出的警察报告上提及他的名字，也让人觉得疑点重重：“我的名字怎么会出现在上面，这是我唯一不能解释的谜……我知道我的名字写在那里，这对我而言是个谜。可我如何能就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人提供信息呢？”采访者最后将作家逼到了墙角，问昆德拉如何看待他与秘密警察有关系的传闻。昆德拉再次对此坚决予以否认，认为这种说法纯属荒诞的无稽之谈。“他们联系过您吗？”针对这一提问，昆德拉回答道：“我经常是被调查的对象，但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没有。在50年代初，我都没有受到过怀疑。我那时还只是系里的一个无名学生。莫非有人隐藏在我的名字之后？我毫不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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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理解这一事件的具体细节，必须回到大约七十年前。1950年，昆德拉二十一岁，住在布拉格的科隆卡（Kolonka）大学城，他当时是个学生负责人。在他的同道与同学中，就有米洛斯拉夫·德拉斯卡和他的女友伊娃·米莉特卡。一年前，即1949年1月，捷克政权变更不到一年时，伊娃小时候的同伴米洛斯拉夫·德沃拉泽克与他当时热恋着伊娃的朋友米洛斯拉夫·尤帕，这两个捷克斯洛伐克飞行部队的飞行员决定逃跑，投奔西方。在越过西德的边境前，他们到布拉格的伊娃家里住了几天，伊娃打算以后跟随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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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联邦德国之后，德沃拉泽克和尤帕很快被一家美国情报站雇用，派他们到原来的国家从事间谍活动。1950年3月，德沃拉泽克秘密回到波希米亚，目的是想与在契玛波化工厂工作的化学工程师瓦克拉维克会面。德沃拉泽克没能见到工程师，却在无轨电车上碰巧遇到了儿时的朋友伊娃·米莉特卡。他向她提出请求，让他在科隆卡大学城伊娃的宿舍过一夜。就这样，他把一只旅行箱托付给她，准备晚上来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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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沃拉泽克逃离期间，伊娃爱上年轻的共产党积极分子米洛斯拉夫·德拉斯卡并接受了他的思想，于是她放弃了逃亡的想法。儿时的朋友突然回国，她虽然不知道他从事间谍活动，但知道他是逃兵，警察一直在抓他，所以他的回国让她很不安。于是午餐时，她跟男友德拉斯卡谈到这件事，让他晚上不要来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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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沃拉泽克晚上八时许来到大学宿舍，两名警察正等着他，把他抓了。后来，他从一家监狱换到另一家监狱，1952年3月被押到一家铀矿，后来一直在那里劳动，直到1963年末被有条件地释放。1968年苏联入侵后不久，他流亡国外，1975年起定居瑞典。2012年，他与亚当·哈迪莱克接触过，两个月后死于心脑血管疾病，那位历史学家还没有来得及搜集他的证词。不过，他看到《尊重》杂志发表的有关调查文章后，至少和他妻子说过，依他看，昆德拉在他被抓这件事上起到的作用不容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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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报告一经披露，其真实性便受到质疑。研究院的历史学家鲁道夫·维沃达认为，报告的真实性毋容置疑：“我们让捷克安全局的档案处做了分析，该处研究了报告的性质、分类、经办警察的身份与签名等等。他们得出结论认为报告是真实的。”[1]米兰·昆德拉的名字出现在这份报告上，并不意味着青年昆德拉本人去过警察局，更何况后来确实证明昆德拉根本不认识德沃拉泽克。伊娃·米莉特卡后来嫁给了米洛斯拉夫·德拉斯卡，她一直怀疑是自己丈夫告的密。米洛斯拉夫·德拉斯卡始终否认告密，但后来承认他在当天下午跟他的朋友米兰说过德沃拉泽克晚上要来。莫非是他请昆德拉代他去警察局报告的？如果是，那么昆德拉是否知道德沃拉泽克的活动？很难说不知道。假设昆德拉这一天去了警察局，他的意图不是去告发一个叛徒，而是去报告大学宿舍来了一个可疑的人。昆德拉当时是学生负责人，如果不说就会被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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