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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夏天，我受命前往巴尔的摩任第三军区司令。我在那儿做的只是高级军官分内的日常工作，不过其中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其中一件让人极其厌恶，另一件倒是大好事。先说令人厌恶的事。我受命作为军事法庭成员，审理我的同乡比利·米切尔。比利是一位卓尔不凡的军官，曾在战争中担任空军作战指挥官。他极力宣传空中战斗力量的优越性，致力于对空中力量实施统一指挥。之前的固有观念认为海防是国家安全的第一道防线，而比利对这一观念提出了挑战。不仅如此，他还极力游说国会和公众，并获得许可将老式的战列舰用于空中轰炸测试。在这类测试中，德国无畏战舰“东弗里兰斯号”、一艘德国潜艇、一艘驱逐舰、一艘轻型巡洋舰和两艘老式美国军舰均被炸弹击中沉没。从那时起，我们的海军便开始打造以航母为基础的空中战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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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切尔与军队上层的矛盾持续发酵。当时国家发展空军的力度不足，他便抓住这点对国家航空军事政策进行大肆抨击。几个月来他成为新闻人物，几乎每天都能登上报纸头条。恰逢其时，海军飞艇“谢尔南多号”在暴风雨中失事。这一事件使米切尔和军队高层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米切尔公开指责陆军和海军在国防建设方面的失职与无能，还把这一事件称为“几近叛国的渎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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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受命成为军事法庭的一员，这可算是我接到的最令人厌恶的任务。在我心里，我一直赞同加强空军力量，加速空军发展。我曾公开表示：“如果丧失了制空权，海上和陆上的军事行动便无法安全顺利地进行。”一名高级军官如果与其上级发生分歧，或是他所坚持的理念与现有教条不符，他都应该大胆地说出来，不应缄口不言。这一直是我作为军人的基本理念，我一直认为国家利益应该摆在第一位。如果一名军官纯粹出于为国家着想，弃自己的职业发展于不顾，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军队高层不应草率地对其进行打击和压制。当然，军队高层如果有心打压他的话自然可以做到，不过这世上有一样东西是无法被扼杀的，那就是正确的理念。坚持正确理念的人或许会受到压制和迫害，但他的思想不会因此湮灭，而会一直存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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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类军事审判中，为确定其罪名要进行投票，只需要超过三分之二的票数便可定罪。当审判结果出来时，许多人认为我背叛了自己的朋友。一些疯狂且不负责任的新闻撰稿人甚至指责我“加入了针对米切尔的迫害者行列”，这实在是荒谬之极。当时我尽力帮助他，让他免于被军队解职。他所坚持的理念是正确的，这点毋庸置疑。不过，他使用过于激烈的言辞来阐述维护自己的观点，这点他的确做得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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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米切尔因“顶撞污蔑军队高层”被判停职两年半。不久之后，比利就辞去军职。在接下来的十年，他致力于宣传自己关于空军建设的理念。后来的那场大战用血与火证明了比利所秉持的观点是正确的，只可惜他已于1936年去世，没能亲眼见证这一幕。他曾对未来空战做出许多预言，如果他能亲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就能见到这些预言一一实现：战略轰炸，大规模空降作战，阿拉斯加和极地的战略重要性，飞机取代战列舰成为战场上的主力……最后，国会为他进行了平反，于1946年追授他一枚特殊的金质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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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段时间碰到的好事则与奥运会有关。时任美国奥委会主席威廉·C.普劳特于1927年突然离世。在提名其继任者时，各个派系吵得不可开交，最终陷入僵局，而整个美国奥委会眼看即将陷入混乱。此时正值1928年奥运会即将到来之际，这一问题则变得更加棘手和紧迫。我对体育一直十分关注，我任西点军校校长期间曾大力发展西点的体育训练体系，这一体系被全美顶尖学府、美国陆军的卫戍部队和军营所采纳。或许正是这点让人们想起了我。我被选为普劳特的继任者，带领美国奥运代表团参加1928年阿姆斯特丹奥运会。时任陆军总参谋长萨默罗尔将军也同意让我去执行这项非军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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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手奥委会时，奥运健儿们的状态并不理想。不过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在即将到来的奥运会上为美国争第一。我让运动员们加强全面训练。运动员是最情绪化的人群，我对他们或大声斥责，或循循善诱。我告诉他们我们代表的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我们不远万里跑到阿姆斯特丹不是为了“风度翩翩地输掉比赛”，而是要拼尽全力赢得比赛。经过整个奥运团队的集体努力，美国在这届奥运会上排名第一，第二名是德国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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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奥运代表团满载荣誉和奖牌，回到美国。我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民众的声声喝彩一直萦绕在我们耳边。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我们在全国各地受到热情款待。从报纸媒体到我的上级长官，都不吝赞美之词对我们大加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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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巴尔的摩后公开表示自己的担忧：绥靖主义者和某些外来意识形态正让美国重蹈覆辙。我一直坚持，国防建设应该全面铺开，单方面裁军绝不可取。有人认为裁军可以使战争消失于无形之中，这简直荒唐可笑。解散消防队能防止火灾吗？遣散所有警员能防止犯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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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强制服役人数正在减少，不过“公民士兵”这一理念却得到长足发展。我坚信，能否让美国士兵在战场上免于牺牲，取决于当前所采取的策略，而非敌人打到我们家门口时才采取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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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坚持政府应该在军备方面做好充分的准备。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早期的萧条时期，美国境内的共产主义者和绥靖主义者因我倡议加强军备而对我怀恨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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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我受命返回菲律宾担任驻菲美军司令。接到这一任命让我再高兴不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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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马尼拉，发现那里仍旧一片勃勃生机，曼努埃尔·奎松现在已经毫无异议地成为菲律宾人民的领袖。我们经常会面，坦诚直率地探讨日本扩张形成的威胁。当时成千上万的日本人涌进位于南部棉兰老岛的达沃市，而欧洲和亚洲上空都笼罩着战争的乌云。德国开始重整军备；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并建立傀儡政权，对中国其他地区形成威胁；苏维埃俄国通过种种见不得光的手段在动荡不安的远东地区渔利。一场政治动荡和社会剧变即将拉开帷幕，势必对东亚各国各民族产生巨大的影响。民族主义通过改良或革命手段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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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菲律宾极易被卷入权力争斗的漩涡，为此我们加紧训练士兵，调动兵力。可是菲律宾的军事力量明显不足，显而易见，华府对菲律宾的防御问题也没有清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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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菲律宾总督是亨利·L.史汀生，我在一战中与他有一面之缘。一战时他是战地火炮部队的上校，曾到我的旅观摩训练。他以开明包容的态度对待菲律宾人，而菲律宾人民对他也报以尊崇和敬重。他善于未雨绸缪，深知我为菲律宾制定军事训练计划的用意何在，并大力支持我的计划。他是我可靠而忠实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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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7月下旬的一天，天还没亮，我的副官署署长爱迪·布朗上校（他也是我在西点军校的同学）把我叫醒，递给我一封已经译好的电报。电报上写着：“绝密。仅供麦克阿瑟一人过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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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电报是陆军总参谋长萨默罗尔发来的，他在电报中说胡佛总统有望任命我为工兵部长。我为自己曾是工兵部队的一员而感到自豪，不过尽管我在工兵部队呆过一阵，我却从没想过要成为工兵部长。爱迪·布朗强烈建议我接受任命。尽管总统的提议的确不好推辞，我心里明白自己该做什么。在1927年密西西比河洪灾过后，新通过的防洪法把这类问题划入工兵部队的职责范围内，而我在这方面一点经验都没有。我向胡佛总统表示感谢，但同时也表示，我并不具备担任工兵部长所需的两种基本资质——出色的工程能力以及此能力在工程业界赢得的认可和声誉。我个人认为工兵部队的莱特尔·布朗将军是这一职位的理想人选。爱迪·布朗对此颇不以为然。他说华府不会放过我的，还说我这是自毁前程。不过我认为自己做出了明智的抉择，对自己和国家都有好处。正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最后莱特尔·布朗将军当上了工兵部长，成为史上最出色的工兵部队总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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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布朗说华府不会饶过我，他的预言没有成真。1930年8月5日，我收到一封电报：“总统命你接替萨默罗尔将军接任陆军总参谋长一职。”尽管这意味着我将肩扛四星，当时我却不大想返回华盛顿。我的第一反应是再做推辞。我深知新上任的总参谋长要经受艰苦的磨炼和挑战，心里不禁萌生退缩之意。我当时想的是能当一个陆军战地指挥官就行了。我母亲当时居住在华盛顿，她对我的心思有所察觉。她发来一封电报，坚持要我接受这一任命。她说如果我临阵退缩，九泉之下的父亲也会因此蒙羞。这事就这么定了，我决定接受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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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30年10月回到美国，暂时前往旧金山担任第九军区司令。我回到梅森堡，回到父亲曾居住过的地方。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到全国各地的军事机构去参观。1930年11月21日，我宣誓就任陆军总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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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已有长达三十一年的军龄，这三十一年来我一直都听命行事，一直将麦克阿瑟家族的古老战号——“听啊！仔细倾听！”铭记于心。我从未身处如此高位发号施令，现在做出决策、发布命令的重担却要落到我的肩上了。时任陆军部长帕特里克·赫尔利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将，他和胡佛总统对国家安全问题甚为关切。当我提出军事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时，他们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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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母亲搬进迈耶堡一号营区的宿舍。我做好准备，等着各种棘手的问题接踵而来。没过多久，问题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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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美国流传着一种说法：战争这种丑陋过时的玩意儿即将消失，将来绝不可能再爆发战争。这种说法言之凿凿，让人不由得不信。可是当时陆军部仍鼓吹战争即将爆发，爆发的时间甚至会比预计的要早。这让国会无比头痛，国会也因此对陆军部心生厌恶。面对这场无法避免的未来战争，我作为总参谋长的职责便是要预测这场战争的性质和特点，要让公众相信战争一定会爆发。我必须做出计划，考虑周详，组建一支现代化的美国军队。我于1932年6月8日在匹茨堡大学发表讲话，在讲话中我表达了自己的忧虑，并希望美国人民能认清当前局势。我在讲话中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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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有理智的人都清楚，残酷的战争会带来毁灭和破坏，一星半点战火便可销蚀我们的文明。历史证明，赫赫有名的大国如果疏于国防建设，最终将会灰飞烟灭。罗马和迦太基何在？拜占庭何在？显赫一时的埃及何在？朝鲜在衰亡时发出的垂死呼号，整个世界可曾听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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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观点很快就受到了猛烈的抨击。不仅绥靖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对我发起攻击，就连国会也对我颇为不满。一小撮政治巨头们自以为比任何将军都更具有战略头脑，他们不断批评我，斥责我，想强迫我接受绥靖主义思想。报纸媒体几乎天天都在攻讦我，丑化我。从我从事的职业到我的个人品行，他们通通不放过。这些攻击和批评十分刻毒，我知道这些恶评有可能会伴我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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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还是一步一步地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我拟定的备战计划纲要正在慢慢成形。我决定要让美国做好准备，应对一场无法避免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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