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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在旧金山举行了盛大隆重的对日和约签署仪式。我并未接到参加仪式的邀请，或许他们已经把我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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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23日，沃克将军在一次离奇的车祸中不幸殒命。沃克将军的离世使我失去了左膀右臂。此前沃克在战场上英勇奋战，灵活用兵，韬略娴熟，为我们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仁川登陆之前，沃克一直坚守着朝鲜最南端的釜山环形防御阵线。即使是在最黑暗最无望的时刻，沃克总是保持开朗自信，他的决心毫不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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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紧要关头任命新的战地指挥官绝非易事，不过我还是将此重担托付给最优秀的将军——马修·李奇微。李奇微能征善战，敢作敢为，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将官。现在他受命指挥第8集团军在三八线附近的阵地进行战斗。在前线巡视了一番之后，他认为他麾下的军队足可击退任何胆敢进犯的敌军。不过在元旦期间，红色中国以强大的兵力发动了“新年攻势”，渗入我方防线后方十二英里，第8集团军只得再次后撤。1951年1月4日，敌军攻克汉城；1月7日，第8集团军退至三八线以南七十英里处，在此处重新构建了一条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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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欧洲和美国多家报社都开始恐慌地大叫“联合国军就要被赶到海里了”，甚至连美国国会都发出了类似的哀叹。不过我对此却有别的看法。敌军向前推进过快，致使其补给线不断拉长，其恶果也日益显现。当时中国人对伤寒等疾病仍是束手无策，疫病也开始在敌方军队中蔓延。敌军力量已经被大大削弱，其阵线也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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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命令李奇微再次向北挺进。他以一个营的兵力组成先头部队发起反击，敌军并没有发起强有力的反击，第8集团军趁势向前推进。鉴于双方力量受到补给条件的制约，我计划让我方军队一直向北挺进，直到敌我双方的力量恢复均势为止。我命令李奇微“继续向前推进，直到接触到敌军主要防线为止”。2月3日，李奇微率部抵达咸松。他的下一个目标是汉江，距离汉城仅有一步之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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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开始制定长期计划，以期在朝鲜彻底摧毁中国军队。我将敌军的补给线作为打击的目标。只要下令让地面部队在广阔的范围内针对有限的目标展开持续不断的攻击，我们就有望重新夺取汉城阵线，并使其成为日后作战的基地。此后我将通过大规模空中打击来肃清朝鲜北部的敌军。如果到时华府高层仍然禁止我对鸭绿江对岸集结的敌军增援部队实施空袭，也不允许我轰炸鸭绿江上的桥梁，我还可以在朝鲜和中国东北的接壤地带倾倒放射性废料，藉此切断敌军进入朝鲜的补给线，切断中国东北与朝鲜的联系。从中国境内输送食物和弹药都要经过中朝边境，如此一来朝鲜境内的敌军便无法获得给养。之前北朝鲜的军事力量已被摧毁，当地补给资源极端匮乏，而红色中国在北朝鲜境内的补给点只储存了有限的食品和弹药，仅能为中国在朝鲜的百万大军提供十天的补给。如果我获准让国民党军队投入战斗，如果美国也增派部队，我就可以在朝鲜北端东西沿海同时开展两栖登陆和空降行动。如此一来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就此落下。不久之后中国军队便只剩两个选择：饿死或投降。一旦弹尽粮绝，他们便无计可施。这一计划与仁川登陆相似，只是规模要大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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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战略的第一阶段进行得十分顺利。3月中旬，我军重新夺回汉城并推进至三八线。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防部提议：对中国实施海上封锁；解除关于对中国沿海及中国东北进行空中侦察的限制；解除盟军动用中国国民党军队的限制。参联会还建议给予后勤补给单位更强有力的支持，使针对中共的战斗更加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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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奇微将军以老朋友的身份给柯林斯将军写了一封私人信件。他在信中强烈要求准许他动用国民党军队来增援第8集团军，可这一提议最终还是没能实现。参联会和李奇微的请求均被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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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关于联合国军队能否越过三八线这一问题再次被摆到桌面上。国内外某些人正急于找一个替罪羊，而我则成了一个理想的目标。他们马上对我展开猛烈的攻击。他们指责说正是由于我肆无忌惮地命令部队越过三八线，才导致中国共产党插手朝鲜战争。这种说法并不仅仅是一小撮记者散播的谣言，实际上这是由政府高层某些别有用心的匿名人士精心策划的，并通过某些美国新闻从业人士进行传播。实际上，越过三八线正是华府做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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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当局并没有将远东事件的全貌和真相全部公布于众。许多往来电讯他们根本一字不提，只有那些他们认为有利于当权者的信息才得以发布。华府当局发布了一道言论管制的命令：“凡与外交政策或军事政策相关的言论、新闻公报或其他公开声明，未经陆军部批准一律不得公开。”我经常发表关于朝鲜战事和占领日本现状的公报，得知这条命令后我便将此类公报发往华盛顿进行审批。他们把公报发还给我，还声明此类文件不必交由华盛顿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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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众议院少数派领袖乔·马丁给我写了一封信，他想让我谈谈自己关于外交政策和全面战略的见解。我一直认为，如果国会就我职责范围内事宜向我进行质询，我应该开诚布公地予以回应，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我于3月20日写信回复了马丁议员。我在回信中写道：“……你关于动用台湾国民党军队的看法是符合逻辑的，也没有违背我国传统。……如果我们在亚洲败给了共产主义，欧洲也会岌岌可危。如果我们获胜了，欧洲就极有可能避免战争，保有自由。正如你所说的，我们必须打赢这场战争。胜利无可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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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把这次信件往来放在心上。我认为这不过是一封出于礼貌而回复的信件，我在信中不过是用平常的措辞来表达正常的渴望胜利的爱国心。一些喜欢指责我的人抓住“胜利无可取代”这一点对我进行大肆抨击，这简直是荒谬之极。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胜利的替代品是让步和妥协。一个大国参战后如果未能坚持到胜利，其后果与战败无异。维持僵局或许可以让战场上的伤亡数字暂时不再增加，可是却会使当初参战的初衷和目标化作遥不可及的镜花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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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发来一封电报。该电报写道：“……联合国目前正准备就解决朝鲜问题的条件进行讨论。……鉴于当前三八线已经失去其军事意义，国务院询问参联会：你需要何种行动授权方可在接下来的几周内在与敌军接触的同时保证联合国军的安全。……”我在回电中强烈要求：“不要再增加针对朝鲜联合国军司令部的军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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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到参联会来电之前，我已经准备好了一份例行公报，我原本打算在我从东京出发前往朝鲜前线时发布这份公报。我在公报中列举了红色中国的弱点：缺乏工业生产力，无法生产现代战争所需的各种武器；无法夺取制空权和制海权，因而也难以保障自身的补给；尽管红色中国依靠大量人口发动人海战术，仍无法弥补其固有的缺陷。我在公报中写道：“朝鲜问题应根据其自身的是非曲直加以解决，而不应牵涉诸如台湾问题和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等毫无关联的问题。……我身为军事指挥官，在我职权范围内我随时愿意与敌军司令在战场上进行会谈，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我希望能藉此避免流血和伤亡，同时实现联合国在朝鲜的政治目标。我认为所有国家对联合国的政治目标是没有异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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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朝鲜前线回来之后，我于3月24日晚发表了一份声明。我在声明中写道：“前线一切顺利。……实际上，当前三八线已经没有任何军事意义。我方的海军和空军可以随意越过三八线，在此之前敌我双方的地面部队亦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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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份声明是面向我的军队、朝鲜、日本乃至整个世界发出的。可我的确没想到，这份声明是我作为远东军总司令和联合国军总司令发出的最后一份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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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几次公报和声明却引起了某些人的猛烈抨击。这群人抓住我提议与敌军战地司令官进行军事谈判这一点，对我进行肆意抨击。他们说当时美国政府已经着手制定一个“神奇的和平计划”并获得了国际认可，不日将公布于众，而我的公报则使这一“和平计划”胎死腹中。这实在是胡说八道。美国政府当时甚至都没有起草一个所谓的“和平计划”。我在公报中所说的话不过是为了实现和平而做出的努力，不管如何解读，这不过是反映了一个战地指挥官个人的意见。我小心翼翼地在权限范围内提出：问题的根本属于政治范畴，应在外交和政治范围内寻求解决途径。在此之前，我在仁川之战胜利之后和攻占平壤之后，曾两次呼吁敌军指挥官放下武器投降，以避免不必要的伤亡。那时倒没有人说三道四，相反，他们似乎还很赞成我的做法。战争一旦打响，战地指挥官就可以在权限之内采取各种措施来减少其麾下将士的伤亡。这不仅是他的权力，也是他的职责所在。有些人批评我在公报中戳到了红色中国的痛处，致使和平化为泡影，可在我看来那不过是就事论事而已，我希望敌人能意识到停战才是最好的选择。四个月之后，苏联提议安排一次停战谈判，此提议立即为各方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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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关键时刻，马丁议员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没有事先征得我的同意便将我写给他的回信公布于众。这又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批评者们又大叫大嚷，混淆是非，说我妄图扩大战争。我所希望的是及早结束战争，而不是扩大战争。这场战争并不是我挑起的，相反，我曾多次表明：“如果有谁赞成派遣美国地面部队在中国国土上开战，那他脑子肯定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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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凌晨一点，杜鲁门总统将记者们召至白宫，向他们宣布解除我美国远东军司令一职。他这一举动充满了政治色彩，他似乎怀疑我和共和党领导人在进行不可告人的阴谋。这当然不是事实。虽然我出于对亚伯拉罕·林肯的敬佩而加入了共和党，我和当时政局没有半点牵连。我一直对民主党所取得的成就心怀敬意，而对于民主党伟大的领袖人物，我一向不吝赞美之词。虽然有时我对政府或政策做出种种批评，但我并不是针对某个党派，而是对错误和失败做出就事论事的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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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解职可算是一件大事。这并非是因为此事涉及某些知名人物，而是因为这标志着美国对亚洲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此事带来的重大影响体现在之后引发的一连串事件上，这一连锁反应已经从根本上损害了自由世界和共产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当初共产主义者试图通过武力手段占领朝鲜，而联合国决定对其侵略行径予以抵抗。如果联合国能坚定不移地执行这一决定，此次参战将会被视作伟大而高尚的行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联合国无法胜任这项任务。在红色中国参战之后，联合国听从了胆小怕事之人的建议，而原本对朝鲜人民做出的承诺——还朝鲜人民一个自由统一的国家，最后也变成了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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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胜利即将唾手可得，我却突然被解职了。几年之后，有人批评我在任职期间犯上抗命，还有比这更荒谬的吗？在朝鲜战争期间，我直接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全体成员都对此说法予以否认。在我回国之后，在参议院委员会对我被解职一事进行调查之时，参联会成员在庭上宣誓之后证明我在任职期间并无违规抗命之事，而调查委员会对此也一致表示同意。据说指控我“抗命”的是布莱德雷将军，不过当参议员乔治、伯德和莫尔斯对他进行质询时，他曾三次宣称我并无抗命失职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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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除一个战地指挥官的职务是法律赋予总统的权力，且不论这一决定是明智还是愚蠢，从未有人对总统行使这一权力提出质疑。这并不仅仅是一个个案。文职高于军职是美国政治体系的基石，美国所有军事机构中全体军事人员都全心全意地接受这一基本原则。在历史上，职务调动对于军事指挥官来说是家常便饭，有时是事出有因，有时仅仅是因为当权者一时头脑发热。不过我此次被解职实在是太突然了，在解职前并没有举行听证会，我也没有进行自我辩护的机会。他们对我的过往一笔抹煞，不做考虑。直到我被解职之前，总统还对我褒奖有加。他的赞赏和嘉奖有的是公开发表的，有的是通过他派遣到我司令部的联络官传达的。此次解职事先没有一丝征兆，我没有机会为自己的立场进行辩护，没有机会对某些观点和反对的声音做出回应，也没有机会提出我对未来的看法和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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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听说过一些关于杜鲁门总统的传闻。据说他生性暴躁，经常无法控制自己的脾气而大发雷霆。我发现他在处理朝鲜问题上逐渐显露出优柔寡断的一面，我的忧虑也随之与日俱增。他原本的初衷是解放和统一朝鲜。开始时他表现得非常坚决，可是在他身上，软弱和犹豫渐渐占了上风，最后使他整个人都陷入一种混乱和迷惘的状态。他从未踏足朝鲜的土地，对远东和远东人民也知之甚少。对于一个要做出最终决策的人来说，他的无知已经变成了致命的弱点。很明显，他已经濒临精神崩溃的边缘，不过对于一个战时国家最高领导人来说，更要命的是他的鲁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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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意识到妥协退让的阴云正逐渐聚积，最后极有可能让这场战争的胜利化为泡影。1950年12月9日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文章。这篇文章与战事无关，可我读了之后还是觉得无比惊愕。这篇报道说一位音乐评论家对杜鲁门总统的女儿在一次音乐会上的演唱进行批评，之后总统用印有白宫字样的信笺写了一封信给他，信中满是威胁和谩骂。说实话，这篇报道引起了我的不安。我突然想到自己正处于危险的边缘，说不定有朝一日我也会像那个可怜的音乐评论家一样，当总统无法控制其怒火时成为他泄愤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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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在解除一个战地指挥官的职务之时要给予他应得的礼遇。可是我的解职令来得太突然了，根本就没有顾及我的颜面，简直就是硬生生地剥夺了我的职权。哪怕是解雇一个听差、清洁女佣或仆人，都不会如此粗暴，如此不留情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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