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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们宝宝的心跳。”约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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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没说完，那个声音就停止了。洋子扑进约翰怀里，泪如泉涌。我完全摸不着头脑。不等我开口说话，约翰的目光就从洋子的肩膀上方凝视着我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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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胎儿死了，”他告诉我，“这是我们死去的宝宝留下的寂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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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到《学子》编辑部，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这是他们私生活中悲痛的一刻，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它作为唱片发行。也许我错了，因为，正如德里克所言，这是“概念艺术”，很有收藏价值。我们只好撕掉封面，重新设计杂志。这花了一大笔钱，不过，我们还是想方设法把它凑了出来。我本打算起诉列侬夫妇，可他们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况且，他们毕竟以自己特殊的方式遵守了协议，虽然我当时没看出它的价值。在我们因唱片问题发生争执后，德里克写了封短笺，为给我带来的一系列麻烦表示歉意。在信的末尾，照例是他用于所有通信签名的那句格言：“您需要的只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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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尼的阅读面很广，而我几乎完全不读书。我似乎一直没时间阅读。我会花好几天工夫打电话，兜售广告位，到处游说，找人为《学子》免费撰稿，或接受采访。我这辈子一直都需要一个能跟我抗衡的人，弥补我的缺点，抵消我过于旺盛的精力。乔尼和我是一对好搭档。他对各种采访对象与采访原因了然于心。而我则能使出浑身解数说服他们接受访谈，有一种不怕遭到拒绝、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固执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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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为《学子》作采访时，很多时候我只管打开录音机，让采访对象畅所欲言。在跟苏格兰精神病专家R.D.莱恩见面之前，我尝试阅读他那本畅销书：《经验策略》。我想，我跟大多数人一样，读这本书时完全不知所云。我把麦克风对准莱恩，然后，他一下子说了一个半小时，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脑袋后面天花板的一角。我根本听不懂他在喋喋不休地说些什么，只是心里暗暗庆幸他没给我留下丝毫提问的时间。到最后，他的谈话显然已经结束，于是我一迭连声地向他道谢，然后回到办公室，把他的话写下来。结果我们发现，他那些话全都是引用《经验策略》中的段落，几乎一字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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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几期之后，参与《学子》办刊的人逐渐增加。有时，乔尼和我会跑到夜总会去，跟女孩子攀谈，有时甚至会劝说她们到公寓来“喝咖啡”。如果她们在这里过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就会游说她们来帮忙。出于某种原因，她们往往对我们满怀同情。通过口口相传，老朋友从学校里冒出来了，然后是朋友的朋友，或者读过这份杂志的人，都想加入进来。地下室变得越来越像个兽穴。我们全都是光干活不拿钱，冰箱里有什么就吃什么，或者出去吃便宜的咖喱食品，就这样维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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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形色色的人都来帮我们发行杂志。我们的基本想法是，他们先取走几捆杂志，以每本2先令6便士的价格出售，然后把一半的收入拿回来交给我们，也就是说，他们每卖一本就可赚1先令3便士。他们打算先付钱给我们，可是这种方式往往行不通。但我从来就没有真正为《学子》能获得多少利润忧心过，只是决心要凑出足够的现金来出版下一期，并付清我们的账单。我想，我们售出的杂志越多，通过口口相传，杂志的名气就越大，最终就能吸引更多广告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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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尽办法维持杂志的生存，却没有意识到，这种迫切的需要同时也将我当记者的抱负挤到一旁。乔尼负责编辑，我负责经营、出售广告位、与印刷商讨价还价。可以说，我是因为一时疏忽才变成企业家的，不过，当时若有人向我提到“企业家”这个词，我很可能还得问问乔尼这是什么意思。我当然没把自己视为商人。所谓商人，就是伦敦金融城的那些中年人，他们沉迷于赚钱，身穿细条纹西服，家住郊区，娶了老婆，平均拥有2.4个孩子。当然，我也想通过《学子》赚钱——我们需要钱维持生存。但我们主要把它视为富于创意的事业，而非赚钱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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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过来，生意本身也能成为富于创意的事业。你出版一份杂志，就是努力创造出某种新颖的东西，创造出某种卓尔不群的东西，它能经久不衰，并且说不定还具有某种实际用途。最重要的是，你希望创造出让你感到骄傲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商业哲学，一直如此。说实话，我还从没有涉足于某个行业纯粹是为了赚钱。如果赚钱是你唯一的动机，那么我想你不那么做可能反而会更富有。一桩生意必须涉及广泛，必须有趣，必须能激发你的创造本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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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学子》当然很有趣。高保真音响播放着鲍勃・迪伦、披头士乐队或滚石乐队刺耳的音乐，震动着地下室的墙壁，我们每天的工作就在这音乐中展开。乔尼和我出去卖杂志时，如果我们以2先令6便士的价格卖出一本，那我们就会买两个汉堡包庆祝一番，每个1先令3便士。待在地下室里，我会不时透过肮脏的窗户向外张望，看到外面天气很好，我就会关掉音乐，跟大家说我们必须出去散步。我们一路闲逛，穿过海德公园，最后有人跳进蛇河，于是我们全都下去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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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梅勒是杂志的主要助理编辑之一。我们都对他充满敬意，因为他当过工会官员。托尼比我们其余的人都年长很多，一说起社会主义就滔滔不绝。当杂志刊登一些更政治化的公告时，大家都为使用确切的词语而争论不休，这时我开始意识到一个涉及面更广的问题：生存的策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杂志的局外人。其他人都在讨论“迷幻药权威”蒂莫西・利里、平克・弗洛伊德【13】，以及近来学生政治的错综复杂，而我却在为支付印刷费和电话费发愁。我要打电话给当时的名人，不遗余力地游说他们仅仅出于对《学子》的喜爱而为它撰稿，而且还会花几个小时的时间打电话给一些著名的企业，如英国礼兰汽车公司或劳埃德银行这样的企业，设法说服他们购买广告位。没有他们的钱，《学子》将会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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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职责让我很快成长起来。简直可以说我是少年老成。晚上，别人都优哉游哉地坐着喝酒，根本不在乎第二天睡个懒觉起来还醉意未消，而我这时却总能意识到，自己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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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母和林迪也来帮我们卖杂志。妈妈会带一捆到海德公园的演说角，把它塞进那些游客行人的手中。林迪和我则在牛津大街上来回走动，向人们拦路推销《学子》。有一次，我和林迪正在一起卖杂志，一个流浪汉跑过来要钱。我们没钱——钱也正是我们要找的东西——但是，我的理想主义突然戏剧性地发作了，于是我剥下身上的大部分衣服送给他。然后我就身披毯子，走来走去，度过了那一天剩余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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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的老乞丐！”爸爸听了这个故事后，一边痴痴发笑，一边说道，“那让他学到一个教训。他本来只需要一点零钱，却从你这里得到一身长满寄生虫的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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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子》的名气越来越大。有一天，一家德国电视频道问我是否愿意跟激进分子塔里克・阿里以及德国学生领袖丹尼・科恩－本迪特一道，去伦敦大学学院作演讲。主要内容是谈人权。有一大群人欢迎这两位煽动叛乱的革命者。当丹尼・科恩-本迪特发言时，我站在一边倾听，他精彩的演讲充满了知性深度和满腔的激情。在他周围，人人都在欢呼，大声叫嚷着表示赞成。然后，塔里克・阿里站起来，他的演讲同样热情洋溢。人们跺着脚，扯着嗓门大喊大叫，仿佛他们就要登上巴士底狱了。我开始觉得有点反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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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托学校求学期间，那里有个非常残酷的传统。每个学生都必须学会一首长诗，并站在全校师生面前把它背诵出来。哪怕你背错一点点，或者稍稍停了片刻，老师都会敲响一面锣。然后，你就必须在一片嘘声和嘲笑声的陪伴下离开讲台：你被“锣”下去了。由于我有轻微的阅读障碍，我发现自己要记住什么都非常艰难，因此好几年都被无情地定期“锣”下台来。我望着丹尼・科恩－本迪特和塔里克・阿里，他们在作令人振奋的演讲，在人们的善意中冲浪，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电视摄像机。这时，我的胃里产生了恶心的感觉，就跟我以前等着上台背丁尼生的诗歌时差不多——因为我知道，自己会在那一记响亮的锣声和嘈杂的嘘声中被轰下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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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塔里克・阿里结束了演讲。人群骚动起来，人人都在欢呼，还有人把他举到肩上，漂亮姑娘怀着崇拜向他挥手，摄像机镜头也跟着他转动。随后，有人朝我招手示意，该我演讲了。我跳到讲台上，紧张地拿起麦克风。以前我很少在公共场合说话，更不要说作演讲了。我紧张得不得了，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尽管我准备了演讲稿，可一千张充满期待的脸就像向日葵一样转向我，在他们审视的目光下，我的脑子完全是一片空白。我嘴巴发干，喃喃说出几个词，勉强露出微笑，我感到越来越惊慌失措，明白自己根本没法继续演讲，真想找个地方藏起来。我含含糊糊地咕哝着，说出最后几个词语，然后就在一阵咳嗽与一通呕吐之间，扔下麦克风，跳下讲台，重新回到人群中的安全地带消失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尴尬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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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现在，每当我接受采访或不得不作演讲时，都仍会感到同样的惴惴不安，也不得不克服同样的腼腆。如果我对谈论的话题有所了解，或者对它充满热情，那我会说得相当流畅。但是，如果有人让我对自己不太了解的事情发表看法，我就会变得局促不安——而且会露出马脚。我永远无法像政治家那样随机应变，对答如流，这一点我已经逐渐接受。我努力不去理会自己的结结巴巴，不去理会自己难以一下子作出完美回答的无能。相反，我只是努力给出诚实的回答。我希望人们会更信任反应迟缓、吞吞吐吐的回应，而不是脱口而出、口齿伶俐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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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60年代末，越南战争和比夫拉战争是两个备受关注的重要问题。若想让《学子》成为可靠的出版物，我们在这两个地方就必须拥有自己的记者。我们没钱派记者前往，更别提付钱让他们住酒店、通过电传发回报道了。因此我们不得不另辟蹊径。最终我们想出一个办法：如果我们派出的记者非常年轻，那么他们自己说不定就会变成新闻。于是，我给《每日镜报》打电话，说有一位年仅17岁的记者将前往越南，问他们是否有兴趣作独家报道。他们买下这篇报道，并为《学子》派往越南的朱利安・马尼翁支付费用。朱利安去了那里，发回一些有关越战的精彩文章，随后继续努力，成为独立电视新闻公司（ITN）的著名记者。通过同样的计划，我们设法派出一名16岁的记者前往比夫拉。这两次冒险行动为我提升《学子》名气积累了最早的经验：我们提供活动名义和人手，另一方提供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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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豪情万丈地参加了这场反战运动，希望终结美国对越南的干涉。1968年10月，《学子》的全体工作人员都和凡妮萨・雷德格雷夫一道，参加了学生们组织的游行，前往格罗夫纳广场，并在美国大使馆外示威。我跟凡妮萨和塔里克・阿里并肩前进。为了自己支持的信念而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游行，这令人兴奋不已。人们群情激昂，但同时也有点可怕。你感觉局势随时会失控，而且也确实失控了。当警察驱赶示威人群时，我拼命奔跑。后来，一幅有关这次游行的照片出现在《巴黎竞赛》周刊上。照片中的人就是我，当时我正一路狂奔，穿过广场，一个警察伸手想抓我，我弓着背，离他的手只有一英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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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反对越南战争，但在其他问题上，我觉得自己并不像那些跟我一起游行的人那样，具有狂热的左倾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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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应该是左派吧，”我告诉《卫报》的一名记者，“嗯……但我仅在认为左翼的观点明智而理性时，我才是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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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层面上说，《学子》并不激进，也不是《Oz》或《IT》那样的“地下”杂志。虽然在我们和他们的办公室里，都有同样多的自由爱情，但他们会时不时地鼓吹将迷幻药放入供水系统中，我们却不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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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图在左右两派的观点之间保持平衡，不过，我希望的平衡，在某些人看来却是敷衍了事。罗伯特・格雷夫斯是一位作家兼诗人，住在马略卡岛上的德伊雅，他从那里写信给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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