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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珍可以选择不参与海外跨国公司的竞争，完全专注于英国国内市场，采用我们刚建立时对麦克・欧菲尔德唱片的做法，将我们的乐队授权给海外公司。这个选择很诱人，因为它能节省管理费用，但我并不满足于此。岛屿和蝶蛹两家公司就采用了这种方法，我认为这限制了他们的发展，因为他们完全受海外受权人的支配。一旦你将一支乐队授权给别的唱片公司，你对他们的宣传就彻底失去了控制。我们不仅想控制自己旗下这些英国乐队在国外的前途，而且还希望能把国外乐队吸引到维珍公司来。我们希望，法国、德国和美国的乐队能与我们而非大型的国际唱片公司签订全球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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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弗农场的人手捉襟见肘，依靠他们，很难想象我们能平起平坐地跟跨国公司竞争。但我们决定尝试一下。1978年，肯前往纽约，建立维珍唱片美国分公司。维珍是从伦敦诺丁山的那些小房子里起家并发展壮大的，因此，我想象维珍在美国也采用同样的发展模式，从格林威治村的一所房子起步，然后通过在芝加哥、洛杉矶、旧金山和其他地区中心城市购房，慢慢向全国各地扩展，这样我们就无需建立一个庞大的总公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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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我前往法国，去跟宝丽金法国分公司总经理雅克・科纳会面。我在法国音乐界没有一个熟人，表面上，我去见他是为了请宝丽金配销维珍唱片，其实真正目的是物色一个能在法国建立维珍分公司的人选。雅克・科纳把我介绍给一个颇有魅力的人，名叫帕特里克・泽尼克，他负责管理宝丽金的录音部门。帕特里克一副茫然的心不在焉模样，跟伍迪・艾伦很像，长着一头浓密的蓬蓬乱发，就像金属丝一样又细又直，戴着一副沉沉的黑边眼镜。帕特里克不仅外表酷肖伍迪・艾伦，行为举止也很像。我们第一次外出吃午餐时，饭后花了四个小时才弄清帕特里克把车停哪儿了。帕特里克跟我说，他一直兴趣盎然地关注着维珍的发展；1974年，我们在戛纳音乐节上设了个摊位，那是他第一次试图跟我们会面。可他在摊子上只看到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滑雪去了”。从那以后，帕特里克就开始一路迢迢地赶到牛津大街的维珍唱片店买唱片，他喜爱麦克・欧菲尔德和橘梦乐队的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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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科纳出价30万英镑，购买维珍全部唱片在法国的授权，外加一定比例的版税。当时维珍没什么钱，而我们又刚刚贷了一笔款购买内克岛，因此接受这个条件是一个方便的选择。但我没在笔记本上老老实实记录这些细节，相反，却写下了“帕特里克・泽尼克：维珍法国公司”几个字。我要求给我时间考虑雅克・科纳的条件，这让他吃了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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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会面后，我向他们俩表示感谢，邀请他们下次来伦敦时顺便到船屋来看看。接下来这个月，帕特里克来到伦敦，给我打了个电话。我们在魅力号上吃午餐。我问他愿不愿意离开宝丽金，在法国建立独立的维珍分公司。我可以让他完全独立地决定跟他喜欢的法国乐队签约。我们在一张纸上大致算出一些数字，帕特里克答应了。他和一个朋友菲利普・康斯坦丁一起创建了维珍法国公司。菲利普是个狂放不羁、不修边幅的人，有间歇性的海洛因毒瘾，音乐品位良好。帕特里克负责生意，而菲利普则把时间花在跟各种乐队打交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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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里克辞职时，雅克・科纳打了个电话指责我：“当邀请你去吃晚餐时，你不该顺手牵羊把餐具拿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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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挖走帕特里克而道歉，但也告诉他，帕特里克过来建立维珍分公司是自己的主意。一直等到帕特里克离开宝丽金后，我们才再次查看那些数字，发现自己算错了，我们忘记在估算时加上增值税，零售利润也不对，而且无可救药地高估了巴黎的唱片销售量。但发现这些错误时已经太晚，帕特里克和菲利普已经开始维珍的工作。他们签下的首批乐队里有一个叫“电话”，它成为那一年的法国畅销乐队。后来那些年里，帕特里克回想起来总会摇头叹息，不敢相信自己居然放弃宝丽金那份有保障的工作，加入一家实际已经破产的英国唱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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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正和帕特里克谈判时，我又回到法国，去跟阿利斯塔唱片公司的总经理见面。我们无法在配销合同上达成一致，不过，当他开始夸耀阿利斯塔就要签下法国最重要的流行乐明星朱利安・克雷时，我却竖着耳朵仔细听起来。我不知道朱利安・克雷是谁，但我借故走开，溜到洗手间，在手腕上草草写下“朱利安・克雷”，然后小心翼翼地放下毛线衫衣袖，将它藏起来。结束会面后，我冲到一个公共电话亭，给帕特里克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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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说过一个叫朱利安・克雷的歌手吗？”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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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听说过，”帕特里克说，“他是法国最重要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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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他现在还没签约。我们何不试试能否把他签下来。我们能在明天午餐时跟他见面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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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天的午餐上，帕特里克和我设法说服朱利安・克雷和维珍签约，在阿利斯塔的鼻子底下偷走了他。在两个星期内，我就成功地从两家唱片公司的午餐受邀者名单上除去了我的名字。不过，帕特里克和朱利安・克雷都将继续为维珍法国公司和他们自己创造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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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肯在纽约，帕特里克在巴黎，乌多在德国，再加上我们自己在伦敦的业务，我们完全有理由把维珍作为国际唱片公司来加以推销。我们的麻烦是没有现金储蓄，因此任何挫折都可能致命。现在，当我前往位于斯特兰德的顾资银行时，我穿上了鞋子，长发也修剪过，决不会被旋转门缠住，可他们仍像对待天才学生而非商人那样对待我。甚至看到维珍1000万英镑的销售额后，他们仍摇摇头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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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很好的流行音乐，对吧？”顾资的经理亲切地说，“我儿子酷爱麦克・欧菲尔德。我只希望另一个儿子别放这么嘈杂的朋克乐。偶尔我不得不冲着他大吼，让他把音量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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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试图向他们指出，维珍即将成长为一家大公司。我们的销售很好，就像任何正规企业一样稳稳当当地赚大钱。但银行家们从不这样看问题。“你们做得非常好，”银行经理说，“不过，你们的盈余品质很差。我们顶多能提前一个月预知它们未来的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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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种分析令人不快，但在1978年底，我们感觉非常自信。在英国，我们享受到一个好年景，拥有一连串名列排行榜前十名的热门唱片，唱片店的销售业绩也不错。然而，到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当选首相后，利率升高，我们遭到一次严重经济衰退的打击。英国的唱片销量二十年来首度下降，我们的连锁店亏损严重。肯在纽约的运气也不好，维珍在那里制作出第一支单曲后，花了50, 000美元作宣传，结果却一败涂地。我们不太情愿地决定关闭纽约的办公室，让肯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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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一切都不对劲，就连家里也是如此。1979年11月，琼给我打电话说，船屋有沉没的危险。我让水泵一直开着，可它非但没把水抽出去，反倒像虹吸管一样把水吸了进来。我们在魅力号上碰头，试图趟水抢救出家具和一盒盒档案。在我们将能够挽救出来的都抢出来之后，我们站在拉船路上，跟邻居讨论怎样把船拖上来最好。有位邻居移动了一个盒子，一只巨大的振动器掉了出来，让我们尴尬不已。当它撞到地面时，开关被撞开了，然后它就开始震动。我们全都望着它，它“嗡嗡”地转来转去，最后掉进运河里，像鱼雷一般在水里飞快地移动，终于从我们视野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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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跟你有关吗，理查德？”琼挖苦地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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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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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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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只盒子已经放在魅力号上好多年（当然！）。振动器沉没处留下一圈圈波纹，似乎给20世纪70年代划上一个个恰如其分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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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我前往洛杉矶，试图引起美国唱片公司对英国艺人的兴趣。这次旅行就是一场灾难。我带去一堆样带，但没人对任何新东西感兴趣。麦克・欧菲尔德仍然流行，一如从前——有人甚至把他的名字误拼为“Oilfield”，意为油田，当然，对维珍来说，这更接近于事实。然而，对于我试图授权的其他乐队，如“滑行”“发动机”“XTC”“日本”“夜半行军”（“等等，理查德，”来自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的买主说道，“我们不能一整天弄这个，为什么不把他们简称为‘OMD’呢？”）以及“飞行蜥蜴”，人们怀着彬彬有礼的兴趣倾听，但几乎无人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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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着维珍的收入逐渐枯竭，我不断列出一连串我们能够节省的开支。我卖掉了登比台屋，把钱投入维珍，我们卖掉了自己在弗农场的两套公寓，想方设法削减开支。最近，我在笔记本上看到一长串当时需要立即优先处理的事情。它又让人回忆起那种陷入绝境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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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再次将庄园抵押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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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掉游泳池的加热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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