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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知识分子怎么了？曾经我们有加缪，“（他是）诸多道德家的当代继承人，无论如何，他的作品在法国文学中或可独据一席。”（萨特语）。我们有萨特本人。我们有弗朗索瓦•莫里亚克、雷蒙•阿隆、莫里斯•梅洛-庞蒂和“无可名状的德•波伏娃女士”（阿隆语）。接着又有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和备受争议的皮埃尔•布迪厄。他们都凭各自的才华，获得了至高的地位。然而，这些人无论是小说家、哲学家——抑或简单描述他们为“文字的驾驭者”——也同时，且首先，是法国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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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世在法国之外当然也存在具有相当地位的知识分子，比如尤尔根•哈贝马斯或阿马蒂亚•森。但当我们提到哈贝马斯时，我们最先想到的是他社会学家的身份。而阿马蒂亚•森虽是印度过去半个世纪对外输出的文化界领军人物，但整个世界都只知道他是经济学家。或者不看他们——再翻箱倒柜找一找——我们还有个斯拉沃热•齐泽克，但他失禁般连篇累牍的言谈似乎只是为了戏仿、讽剌大众流行文化而作。齐泽克——或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这样的知识分子之所以以知识分子之名为人所熟知，似乎只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就像帕丽斯•希尔顿有名就是因为……她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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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找真正的知识分子，大多数人仍将目光投向法国——或更准确地说，投向巴黎：那里有阿兰•芬克尔克霍特（Alain Finkielkraut）、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帕斯卡尔•布吕克内、安德烈•格鲁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雷吉斯•德布雷和贝尔纳-亨利•莱维，这些目前最为人瞩目的巴黎知识分子，通过在一系列或具争议性、或具流行性的话题中贡献自己的言论而出名，个个都像那些比他们更杰出的前辈一样，能够满怀自信地大谈各种公共、文化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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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种能力在巴黎比在其他地方更受尊崇？你很难想象一个英美导演会像埃里克•侯麦在《幕德家的一夜》（1969）中那样，从帕斯卡尔的上帝之赌一路谈到列宁主义革命的辩证法，却任由让-路易•特林提格南特为是否同弗兰西丝•法比安睡觉而痛苦纠结长达两小时。在这部电影中——正如那个时期的许多其他法国电影中一样——犹疑不决代替行动，成了情节的推动力。一个意大利导演多半会在戏中加入性爱。一个德国导演八成会加点政治。而对法国人来说，纯粹谈概念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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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文艺界有着无法抵挡的魅力，这一点毋庸置疑。20世纪中期的三十余年，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到布加勒斯特，所有文化人在心理上都生活在巴黎。因为巴黎思想家穿黑衣、抽吉坦尼斯牌香烟、谈理论、说法语，我们便都跟着学。我很清楚地记得，自己在左岸遇见来自英国的学生时，立即很自觉地说起了法语。这当然有些费神，但我乐此不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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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一词竟如此被重用，在民族主义作家莫西斯•巴赫斯（Maurice Barrès）看来，一定是个有意思的现象——他于历史上第一次使用该词，称呼包括埃米尔•左拉、莱昂·布鲁姆（Léon Blum）在内的拥护“犹太叛国者”德雷福斯1的人时，本是为了嘲讽他们。从那以后，“知识分子”便开始运用自己在学术、艺术界的地位，不断“干预”各种敏感政治事件（如今，巴赫斯自己也要被划归“知识分子”了）。然而，所有这些知识分子却几乎都毕业于同一个声名显赫的小学院：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这绝非巧合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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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理解法国知识分子的奥秘，必先从巴黎高师说起。该院创办于1794年，旨在培养中学教师，后逐渐成为出产共和国精英的温床。1850年至1970年间，只要在人类文明方面有突出表现的法国男性，个个都毕业于巴黎高师（学校直至近来才开始招收女性）：从巴斯德到萨特，从爱弥尔•涂尔干到乔治•蓬皮杜，从查尔斯•庇奎（Charles Péguy）到雅克•德里达（落榜一次不成又落榜第二次，最后才终于考上），从莱昂•布鲁姆到亨利•柏格森，还有罗曼•罗兰、马克•布洛克、路易•阿尔都塞、雷吉斯•德布雷、米歇尔•福柯、贝尔纳-亨利•莱维以及所有获得过菲尔兹奖的一共8名法国数学家，全数毕业于巴黎高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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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我作为留学生来到巴黎高师时，它仍占据着学术权贵的地位。它与巴黎许多大学不同，竟是一所寄宿制大学，位于巴黎第五区一处安静的所在。每个学生有一间自己的房间，位于一个当中有公园般广场的巨大四合院型建筑中。除了宿舍外，校内还有休息室、大小教室、一间大食堂、一个社科类图书馆和一个文学图书馆：一间从便捷度到馆藏都无可比拟的超大型开架式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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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读者对举国上下——从康涅狄格州到加利福尼亚州的赠地大学2——的图书馆均有大量馆藏的条件已习以为常，也许并不能领会其中的意义：须知，大多数法国大学的规模只与美国一所低投入的社区大学相当。然而，高师学生们的特别待遇，还远远不止他们的图书馆和寝室。进入高师曾经（且仍然）是非常艰难的。一个高中毕业生要想获准就读，必须牺牲额外的两年时间，以海量填塞的方式（一群鹅的画面跃然眼前）学习法国古典文学或现代科学知识。接着参加入学考，考分在所有应考者中的排名将公布于众。高师将录取前100名学生——同时，只要学生毕业后肯进入国家机构任职，其一生的收入也就有了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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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可以说在多达6000万的总人口中，这所精英人文学院一次只培养300名学生。这就好比把全美所有高中毕业生都用一只过滤器过滤一遍，滤得不足1000人，进人一所萃取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哥伦比亚、斯坦福、芝加哥和伯克利大学地位与特色之菁华的学院。此种情况下，高师学生自视甚高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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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高师遇到的人远不及我在剑桥的同龄人们成熟。考进剑桥绝非易事，但这并不会剥夺一个年轻人多彩的青春。然而，高师的学生却无一不为了入校而牺牲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且这种牺牲的成果一目了然。令我吃惊的是，我的法国同学们总是能大段大段地死记硬背，这也暗示着他们所学的这些过于浓缩的丰富知识，或许有时也令他们难以消化。真让人忍不住想到鹅肝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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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法国未来的知识分子们虽然在文化方面学养丰富，却似乎常常缺乏想象力。我在高师的第一顿早餐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我坐在一群胡须未刮、睡衣未换的一年级生对面，埋头喝着咖啡。突然，一个长得像托洛茨基的青年热切地靠过来（用法语）问我：“你是在哪里上强化班的？”——强化班指公立高中毕业后的两年高强度准备课程。我解释说我没有上过强化班：我是从剑桥过来的。“啊，所以你是在英国上的强化班。”“不不，”我继续努力解释道，“我们不上强化班——我是直接从一所英国大学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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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怀着灼人的鄙夷看着我。这是不可能的，他解释说，不可能不先上强化班，就能进巴黎高师。既然你已经进来了，就说明你上过强化班。抛下这番华丽的笛卡尔式论断后，他转身与更值得交谈的对象对话去了。既眼见、耳闻到最直接、最无需推敲的事实，又将由准则所推出的结果作为定论，这种“现实与理论脱节”的现象，似乎就是法国知识分子界最基本的公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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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的高师有许多人自诩“毛主义者”。其中有个天赋极强的数学家，不厌其烦地跟我解释为什么文学图书馆应该被夷为平地：“让我们将过去完全抹掉吧。”他的逻辑无懈可击：过去是妨碍革新的绊脚石。我发觉自己竟无法解释为什么夷为平地也并不解决问题。最终我只好告诉他，再过几年他的看法会不一样。“这是个很英国式的结论”，他告诫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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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毛主义”朋友和他的同志最终也没有把图书馆烧掉（虽然有天晚上的确也在百无聊赖间尝试过要洗劫它）。与德国、意大利大学生们不同，法国激进派大学生的运动从来都止于革命理论，绝不越入暴力行为。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我在法国的那些年，革命的声音的确高涨，“毛主义”师范生们也时常“占领”食堂，将之涂满各种标语，因为墙壁也有话语权。然而，他们却没能与附近索邦大学同样“激愤”的学生们团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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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此没有必要感到奇怪。正如皮埃尔•布迪厄（又一个师范生）所说，在当时的巴黎，一个高师学生所具有的文化资本，是相当傲人的。师范生们颠覆世界后所失去的，比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大学生都要多，而且他们很清楚这一点。那种（中欧国家出产的）漂泊城客——身处无情社会、受到国家打压、与体制相冲突的多余人——的知识分子形象在法国是不适用的。再没有哪里比法国更像知识分子自己的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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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进入巴黎高师的雷蒙•阿隆在《回忆录》里写道：“我从来没在一个这么小的地方看到过这么多知识分子。”这话也是我的心声。我所认识的大部分高师学生最终都步上了辉煌的学术或公共事务生涯（贝尔纳-亨利•莱维是个突出的例外，不过我认为他同样也达成了不辱校誉的成就）。然而，除了个别几个尤其出色的人不落窠臼外，他们这个群体大多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有天赋、脆弱且出奇地狭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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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年轻的时候，法国曾是世界知识分子的中心。如今，它在国际对话中似乎被挤到了一边。法国知识分子仍偶尔迸发热量，然而他们所发出的光却来自一个遥远的星体——那星球或许早已熄灭了。其结果是，如今在法国，青年欲有所成，都会转而投考法国国家行政学院：一个培养官僚的好地方。不然便读商校。年轻的高师学生仍一如既往地优秀，然而，他们在公众生活中的亮相却越来越少（芬克尔克霍特、格鲁克斯曼、布吕克内、克里斯蒂娃都不是师范生）。这一点实在可惜。知识分子的光辉并非法国唯一的王牌，然而它是特色——就像法语本身是特色一样，虽然法语现在也不景气了。法国人难道安于变得和我们一样，只要不完全一样就行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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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我在高师的日子，令我不禁想起一个工程师（毕业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该校在应用科学领域具有巴黎高师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同等位置）的故事来。1830年，这个工程师被法国国王送去看乔治•斯蒂芬森（George Stephenson）的“火箭号”在新开通的曼彻斯特至利物浦轨道上运行的情况。法国人坐在铁轨边记下了一篇又一篇的笔记，与此同时，大力士般的小机车带领着世上第一辆火车在两座城市间做着无懈可击的往返。在一丝不苟地考量了所观察到的整个运行状况后，他回到巴黎汇报调查结果：“这东西是不可能的，”他写道，“它不可能正常运转。”真不愧是个法国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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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Alfred Dreyfus,1859—1935），法国犹太裔军官，1898年被误判叛国罪，史称“德雷福斯事件”。德雷福斯于1906年得到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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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86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莫雷尔法案》（Morrill Land-Grant Colleges Act），规定各州，凡有国会议员一名则拨联邦土地3万英亩，用这些土地的收益维持、资助至少一所学院。这样办起来的学院、大学称为赠地大学（land-gran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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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小屋 革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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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1948年，以数年之差躲过了强制征兵，又正好赶上披头士：我14岁那年，他们发行了《请爱我》（Love Me Do）。3年过后，世上第一条超短裙又出现了：我的年龄不大不小，正好懂得欣赏且可从中获利。我成长于一个繁荣、安稳与舒适的年代——于是，1968年，20岁的我革命去了。像许许多多在婴儿潮中出生的养尊处优的孩子一样，我也服从到了反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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