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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对年轻人来说无疑是幸福的。事物前所未有地瞬息万变，世界仿佛被年轻人占领了（这一观察有待统计学方面的核实）。然而从另一方面说，改变也可能是虚而不实的，至少在英格兰是这样。工党政府支持林登•约翰逊对越南发起战争，我们作为大学生自然要群起反之。我记得剑桥内就至少有过一次反对示威，示威发生在当时英国国防部部长丹尼士•希利的讲话之后。我们追赶着他的车，直追出了城外。我的一个朋友——如今已与一欧盟外务高层专员结了婚——当时还跳上引擎盖，怒火中烧地敲打挡风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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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利的车扬尘而去后，我们才意识到天晚了——再过几分钟食堂就要开饭了，而我们都不希望错过饭点。回城的路上，我一边小跑，一边发现并肩跑着一个被派来维持秩序的警察。我们对视一眼。“您觉得游行进行得如何？”我问他。他面不改色地听取了我的问题——觉得它并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回答说：“噢，我觉得游行进行得好极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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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剑桥要革命，还不够格。伦敦也一样：在格罗夫纳广场美国使馆外进行的那场著名示威中（又是为了越南——就像大多数我的同代人一样，只有发生在千万公里外的不公正事件才最能调动我起来反抗），我挤在一匹百无聊赖的警马和一排公园栅栏之间，一种温暧潮湿的感觉顺着双腿蔓延开去。难道我失禁了？还是受伤流了血？没这么走运。是一枚我想拿来扔大使馆的红色彩弹在口袋里被挤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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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还得去与未来的岳母——一位保守得固若金汤的德国女士——一共进晚餐。她知道女儿正与左派交往时已相当警惕，那天下午又在电视上见识了左派分子衣衫不整、口念“胡、胡、胡志明”的样子，我很怀疑这样出现在她门前的我——腰部以下、两条腿上满是粘糊糊的东西——是否能改善她本已充满疑虑的看法。我自己呢，则为裤子上是颜料而感到惋惜，倒宁可那是鲜血。啊，为了打倒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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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参加真正的革命，你还是得去巴黎。像许多的朋友和同辈一样，我在1968年的春天前往巴黎去观看、去呼吸了货真价实的革命。或至少说，去观看了对货真价实的革命的一次忠实的表演。或者，像雷蒙•阿隆曾质疑的那样：是在曾经表演过货真价实的革命的舞台上演的一出心理剧1。由于巴黎曾经一直是革命圣地——不可否认，我们对“革命”一词的许多视觉理解，的确都来自我们自以为所理解了的、1789年到1794年发生在巴黎的事件——有时候，所发生的究竟是政治，是讽喻，是模仿，还是演戏……的确有些分不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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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个角度来看，一切都符合了应有的样子：铺路石是真铺路石、问题是真问题（至少对参加革命的人来说），暴力是真暴力，且偶尔真的有人受伤。但从另一层面看，一切又仿佛不那么严肃：即使在那个时候，我都已经很难相信铺路石下面就是海滩2，更别说相信那些没心没肺地执着于讨论暑期旅行计划的大学生真想推翻夏尔•戴高乐总统和他的第五共和国了：我记得在激烈的示威和辩论间隙，大家最常讨论的是去古巴旅行。不过，毕竟在街上游行的都是自己的孩子，当时无数的法国时评人都声称自己相信政变真的会发生，且都纷纷应景地紧张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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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到头来什么大事也没发生，我们所有人都打道回府了。那时我觉得，阿隆对革命的轻蔑有失公允：他见自己当教授的同辈们竟被各自麾下的年轻学生那毫无生气的空想主义老一套弄得晕头转向、飘飘然也要加入到他们的革命中去，就不由得愈发郁郁寡欢了。如今我完全赞同他当时的鄙夷，但在那时看来，这鄙夷过头了。革命如此令阿隆厌恶，最大的原因似乎是因为大家都拿革命当乐趣——然而，聪敏如他却也没有看到，革命当然并不等于玩乐，但许多成功的革命的确是从玩乐和欢笑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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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年后我去拜访一个在德国上大学——我记得是哥廷根大学——的朋友，发现“革命”一词在德国的意味似乎全然不同。在这里，谁也不把它当乐子。以一个英国人的眼光来看，每个人都严肃到了言语难以形容的地步——且同时从事着数量惊人的性活动。这是件稀奇的事：英国大学生常常想着性爱，动真格的却惊人地少；法国大学生在这方面要积极得多（在我看来），但好歹将政治和性爱分得很开。他们的政治理论性强，除了偶尔讲讲“做爱，不做战”3以外，简直艰涩到了荒诞的地步。女性在他们的革命中除了煮咖啡（以及在拍摄宣传照时为求画面美感，与男性并肩站立充当视觉装饰）外，没有实际任务。所以，激烈的女权主义运动紧随“五月风暴”而来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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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德国，政治的目的即是性——而性也大多与政治有关。我拜访一个德国学生团体时（所有我认识的德国大学生似乎都住在公社，共享老旧的大公寓房，以及各自的伴侣）惊讶地发现，我在联邦共和国的同龄人们竟然切实地相信自己的说辞：积极进行单纯意义上的随意性交。他们解释说，这是戒除美帝主义幻觉最好的方式——且能帮助他们肃清其纳粹父辈由于性欲过分压抑而导致的民族主义大男子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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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欧的一个20岁青年企图通过解除禁忌、将自己（及伴侣）的衣服剥光，来祛除父辈的罪孽——并视这种举动为摆脱宽容型镇压4的标志，这种事对我这样一个经验主义的英国左派来说，多少都得存疑。性高潮之于反纳粹主义竟然不仅必要而且已然充分，这也太走运了吧。但是回想起来，我又有什么资格置评？一个剑桥大学生，其狭隘的政治世界由毕恭毕敬的警察和战胜国无负担的良心组成，恐怕是不太适合去评估他人清洗罪孽的手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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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如果我当时知道往东250英里处正在发生的事，或许自我感觉就不会再那么良好了。我，一个东欧犹太出生、精修历史、掌握几国语言并在自家这半个欧洲大陆上周游甚广的大学生，竟对发生在当时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那场灾难一无所知，这很能说明冷战时期西欧对外界是有多封闭。谈革命理想？那为什么不去当时欧洲最激动人心的布拉格？为什么不去年轻的同辈们正为自己的理念与理想冒被驱逐、被流放、被监禁之险的华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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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有的热烈争论中，我竟想不起有谁曾提过“布拉格之春”，更勿论波兰学生起义，如此看，1968年的5月对我们来说难道不是一场幻觉吗？倘若我们当时不是那么目光狭隘（四十年后的今天，再要说清当时我们为学校门禁的不公正曾发生过的争执有多么激烈，已经有点难了），或许在历史舞台上也能留下更深刻的印迹。我们本可以就其时的中国“文革”、墨西哥动乱或哥伦比亚大学静坐事件彻夜长谈。然而，除了偶尔有个态度轻蔑的德国人觉得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5只不过是革命中的又一个反叛者以外，从没有人提起过东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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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头一想，我不禁觉得我们根本没上对船。说马克思主义，我们没有去华沙与伟大的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6和他的学生探讨修正主义最后的残章。说反抗，我们又似乎没有切实的原因，而且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我的熟人中少数几个最勇敢的，也不过是蹲了一晚上监狱，第二天统统都能赶回家吃午饭。这样的我们，怎么能够理解华沙的大学生需要多大的勇气才捱过了监狱里长达数周的审讯，紧接着又被判处一年、两年甚至三年的监禁，只因为他们敢于追求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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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这么多天花乱坠的历史理论，却竟然集体忽略了一个意义深远的转折点。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布拉格和华沙，在1968年的那个夏天陷入困境的。中欧学生反动运动所质疑、破坏且最终颠覆了的，不单是几个摇摇欲坠的共产主义政权，最终，它毁灭的是理想本身。我们在西欧有口无心地谈论着理想，而倘若我们对那些理想的最终命运多一点关心，或许就会关注到那理想的耀眼光芒之外，在欧洲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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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没有人应该为出生的时代、地域碰巧很好而愧疚。在西欧出生的我们这一代是幸福的。我们不去改变世界；世界自为我们而变。万事看来都有无限可能：那时的我们不像现在的年轻人，我们从不担心找不到有趣的工作，于是便觉得没有必要浪费时间屈尊去念什么“商业学校”，最后也大多都在教育、公务领域谋到了切实有用的职位。我们致力于讨论世界的问题与改善世界的方法，本着良心反对我们所不喜欢的事物和现象。至少在我们自己看来，我们是具有革命精神的一代。尽管很可惜，我们错过了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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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种心理治疗法，通过让患者扮演角色而达到宣泄、治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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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处原文为：sous les pavés, la plage.法国I968年“五月风暴”的著名标语，旨在比喻现代文明的桎梏下埋藏着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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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做爱.不做战”（Make love, not war），是披头士乐队主唱约翰·列侬提出的著名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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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宽容型镇压，原文为“repressive tolerance”，是一种治理民众的技巧，特点为：在无关主旨的方方面面最大程度地宽容，令民众产生自由的错觉，从而避免反抗。以便更从容地对民众进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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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ček，1921—1992），捷克政治家，“布拉格之春”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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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莱谢克·科拉科夫斯基（LeszekKolakowski，I927—2009）波兰哲学家，以三卷本巨著《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趋势》（Main Currents of Marxism）广受世人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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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小屋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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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历史学家一直是我的梦想。12岁我便开始计算需要多久才能攒齐做历史学家所需要的文凭。历史学家如何谋生？彼时我家见过的唯一例子是A.J.P.泰勒（A.J.P.Taylor）——不过虽然我当时心想，他谋生应是靠着他优雅的电视讲座，却没有臆断说大部分历史学家可以这样来糊口。一个人如何将历史经营成“事业”？事业这个东西难道真能“经营”？难道能制订计划，从青春期就开始奋斗？难道奋斗了就会成事？成不了事又当如何？虽然学历史也可能会有未来，但在抵达未来之前，我首先得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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