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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68年7月。是月，我们又去了慕尼黑，我请我们的德国巴士司机带我们去达豪集中营3旧址。霍斯特断然拒绝了：没什么好看的，他向我保证，不过是美国人的宣传罢了。当时，犹太人大屠杀和纳粹集中营还不是全世界道德谴责的众矢之的，而美国密西西比州也还没有同性恋。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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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最后一份工，是在位于剑桥大学中心地带的蓝猪宾馆负责供应早餐，从早晨5点半做到午餐班组上岗。厨房里没有异性员工，不然倒是个课外约会的好地方。就像“整改时期”被送去锅炉房的捷克知识分子一样（但我是心甘情愿的），我发现这个工作相当有利于认真阅读。在为旅行推销员和来访的家长烤吐司、煮咖啡、煎鸡蛋的间隙，我读了许多作博士论文所需的背景资料。只要操作熟练，制作快餐不仅允许沉思：甚至能促进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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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那些穷学者迫于生计不得不在课外做的死活计——高中历史辅导、课外讲座、试卷批阅（我都做过）——既费神，从中又得不到一点满足。你可以一边拉一车地毯满城郊跑，一边思考复杂的问题；然而争分夺秒地逐页批完试卷后，就没有多少干别的事的余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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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蓝猪出来后，我直接进入剑桥国王学院任职。而那职位也并不是非我莫属的：我在所有已应聘院校的选拔中都败下阵来，要不是国王学院相救，我的事业生涯也许会面目全非。这个意外的惊喜结果帮助我看到了职业走向的无定：所有已发生的事，都可以不那么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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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倒也不认为自己的余生会在蓝猪里烤吐司，或到处去送地毯，或在清洗柴油机中度过。陪年轻女士逛欧洲也不太像是我会去发展为职业的事，无论它多么诱惑人。但看起来我极可能会无限期地倚仗这些工作中的一件或几件来过活——这一可能的前景，令我对因机遇或运气因素而不得志的人，尤其能感同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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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仍然奴役在工业时代的观念下，认为一个人的价值应由他的工作来体现：然而这在当今的主流人群中已明显不再属实。倘若我们非要重弹19世纪的老调，不妨想想“懒的权利”：一篇马克思的女婿保罗-拉法格在1883年无意中写就的具有前瞻性的小散文，暗示了现代生活会提供更多通过闲事和爱好来体现个人价值的机会。职业本身则会如人所愿，扮演一个越来越次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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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终做到了自己一直想做的事——且用它赚来了钱。多数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大部分工作也都很无趣：既不能丰富一个人又不能巩固一个人。而且到头来（正像我们维多利亚时代的先人那样），我们又一次将失业看作为丢脸的处境：一种类似性格缺陷般的丢脸处境。博学的高薪人士特别喜欢教导“福利皇后”4们，说经济依赖是道德败坏，公众福利有其不妥之处，艰苦工作又是多么高尚的品德。什么时候他们也该去艰苦工作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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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处原文是希伯来语的发音：“az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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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比洛克西（Biloxi），密西西比州哈里森县的一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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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达豪集中营（Dachau concentration camp）是二战时纳粹党与德国国家人民党联合政府共同建造的第一个集中营，1933年3月启用，其后的集中营均以此为参照。达豪集中营为巩固纳粹政权而建，主要关押持有不同政治理念的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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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福利皇后（welfare queen）是一个贬义词。20世纪60年代起，美国国内以作假、蹒骗牟取福利待遇的现象屡禁不止，由于当时出此下策的多为贫穷的黑人妈妈，故有“皇后”一称。该词虽被认为带有性别、种族方面的歧视，但仍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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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小屋 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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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我升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我们是英国——且也许是英国唯一的——过渡的一代。时值20世纪60年代过半，摩斯族1来了又走，披头士乐队正要录制他们的《佩帕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我就读的国王学院却仍然极为传统。设在大厅的晚餐无比正式，必须出席，且必须穿学士袍。本科学生就座后等待先生们的到来，接着全体起立，目送一长排老先生从身边经过，向高桌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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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老”先生是真的老。由（前院长）约翰•谢帕德爵士（Sir John Sheppard，生于1881年）为首，出席晚餐的离任荣誉教员通常还有：弗兰克•埃德考克爵士（Sir Frank Adcock，生于1886年）、E.M.福斯特（生于1879年）和其他一些同样德高望重的人。这使人即刻意识到战后福利社会的年轻一代与维多利亚晚期国王学院之间的联系：那是福斯特、鲁珀特•布鲁克2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时代，那些人散发着我们难以企及的文化自信和社会自信。老先生们与他们身后墙上正逐渐褪色的人物肖像自然地融合在了一起：无须任何人明言，我们便感到了传承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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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我们也是改易的一代。及至我们毕业，入学时还都一律施行的一系列无关大义的小规矩，如学士袍、学士帽、门禁等，都已成了怀旧时的笑谈。我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作为一名虽平庸但热情的橄榄球队员，曾乘队车出征牛津（并输给了）新学院。事后我们差一点就成功拆毁了主场的一只小便器，但由于所耗费的时间以及晚秋的迷雾，回校便迟了。我来到寝室楼前：门已上锁，我又没有“夜间准入证”。扔了一串石子后，好容易叫醒一位朋友。朋友下楼来，几乎吓得要休克：“别让门房听见！”不消说，今天国王学院的学生已经很难再理解这番经历了；就是只晚我们两年入校的学生，对此也会感到费解。改变是突然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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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学院对变革和彻底决裂历来怀有莫大的热情，且引以为傲。当时的高级导师会教导一年级学生，对待门禁等规章，不能不当回事，也不要太当回事。这让负责贯彻规章的夜巡和门房颇为难办——剑桥大学的阶层性质，也就在这里微妙地体现了出来：大部分学院领导在自己应予以贯彻的规则遭到违反时只是温和地一笑了之，因为这些中产阶层文化者，个个都怀有波希米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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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入学后不久，学院建了一间骇人听闻的校园酒吧。一贯在任何事上紧跟当代风格的学院通过了一个与伦敦盖特威克机场候机厅一模一样的设计方案，且理由正是因为它像个机场候机厅：（建于1441年的）国王学院拒绝驻守自己的传统停滞不前，特别是当学院又有了这么多对牛剑的上流环境毫不看重的年轻人时。作为这些“新”国王人中的一员——也是我的家族里第一个完成高中学业，更是唯一一个进了大学的人——我倒更喜欢19世纪绅士俱乐部的拥塞环境，胜过一个毫无阶层特性的候机厅复制品。幸好这类尝试并无代表性。学院在为学生提供良好传承感和身份感方面，一直保持着充分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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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这个向北最远只到过莱斯特市的伦敦南部人来说，我们这代国王学生不仅混合了多种社会阶层，家乡在地理位置上也天南地北。人生第一次，我遇到了来自威勒尔、约克郡、泰因赛德、东英吉利和凯尔特边缘地带来的人3。很大程度上他们都同我一样，是选拔制公立学校中力争上游的产物：1944年出台的巴特勒教育法令，让我们有机会出现在剑桥大学，也致使我们中的一些人与周围人的社会地位呈现出巨大的鸿沟。第一个从综合学校4考人国王学院的学生约翰•本特利，他的母亲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对我父母说，每次自家附近有人在街上问起她的儿子去哪儿了、在做什么，她都特别想说他“又回博斯托5去了”。这总比说他在康河上与女学生泛舟要更可信，也更叫人看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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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中一定还潜藏着几个私立学校精锐毕业生的团体；又或许他们就是学院的大多数？但我只与一个这样的男生成为了至交——我的临屋马丁•波利亚科夫（Martyn Poliakoff），他是建造俄罗斯铁路的波利亚科夫的重侄孙，是个桀骛不驯的刺猬头，从威斯敏斯特学校考来，此后荣获大英帝国司令勋章，成为皇家学会会员，称得上是为年轻人普及化学的第一人。完全不是大家心目中典型的上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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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国王学院是战后英国社会精英阶层的缩影。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是因为成绩优良而跻身其间，且都谋到了不负早期天赋和兴趣的职务。1966年入学的国王学生在各自选择的职业中皆脱颖而出：且选择教育、公共服务、高端新闻业、艺术行业与无利可图的自由职业的人空前绝后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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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这个趋势，我们这一代里最有前途的经济学家——默文•金——最终成为英格兰银行行长而没有去搞投资银行业务或对冲基金，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在我们之前，优秀的国王学院学生无疑也走着相似的道路。不过，只要瞥一眼国王学院前辈们的讣告便可以知道，他们中还是有许多人最终都回归了家族企业，抑或从事了其祖辈父辈们曾经从事的传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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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们的后辈，回想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毕业生，撤退到更惬意的私人银行服务业、贸易行业及高回报的法律业的人，其人数之多、撤退速度之快，实在令人悲哀。然而恐怕不能全怪他们；在我们的年代，岗位依然充足，我们也还沐浴着战后繁荣的余晖。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一代的抱负显然与他们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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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问我的同代人为何选择了国王学院。令人惊讶的是，其中许多人都给出了模糊的回答：只是因为它的名字，因为喜欢校园内的小教堂或因为学校名字听起来很特别。有几个大部分是经济学家——说是因为凯恩斯。然而我选择它却有着十分明确的原因。我曾是学校里的一员反叛分子，念大学预科退学时，我的老师刻薄地信誓旦旦说，牛剑没有一个学院会考虑我。然而国王学院却不按常理出牌，将我视作志趣相投的人并录取了。我对其他学院是否也会考虑我的申请毫无把握；幸运的是，我永远不必知道他们的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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