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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的教学很奇特。我的许多导师——约翰•索特马什（John Saltmarsh），克里斯托弗•莫里斯（Christopher Morris）和亚瑟·希伯特（Arthur Hibbert）——既无名望，也没出过什么书，只为国王学院的学生所知。然而，正是他们令我不仅磨砺出了知识分子的自信，且从此对漠视名（利）、潜心教育的老师都充满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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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学不以学生在Tripos——剑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考试——中名列前茅为目的。导师们不把任何形式的群众性表现放在眼里。这并非因为他们不看重考试结果；他们只是认为，以我们的天赋，通过考试是理所当然的。如今已很难想象再有这样的人了，不然在评估“学术输出”并相应增减经费的英国大学科研评估机制中，他们将使学院陷人深重的财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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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来评估国王学院的60年代，似乎有些不妥。我在那里继续了研究生学业，且留校任职长达6年，这才在1978年离校去了伯克利：我的记忆也在不自觉间因为学校之后的发展而失真。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1956年至1966年的院长——的国王学院，渐渐让位给了享有国际声誉的列维-斯特劳斯学派人类学家艾德蒙•利奇（Edmund Leach，1966年到1979年间任职）的国王学院。安南一代快直的自信6逐渐变成了一种置身事外的自嘲：在旁人的感觉中，利奇院长似乎并不将学院当作一个保护爱德华时期自由表达异见之精神的地方来珍视和信仰。对他来说，这种精神不过是又一个亟待消解的神话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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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利奇——比起安南和在学术界无甚建树的约翰•谢帕德来——的确代表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他纯粹的睿智：这一点在睿智超群的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继任后更是凸显无疑。我一度作为大学教员选举会的初级评审与威廉姆斯、约翰•邓恩、西德尼•布伦纳（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弗兰克•克默德爵士、杰奥福里•劳埃德（Geoflfrey Lloyd，古代科学史专家）以及马丁•里斯爵士（皇家学会天文学家）共事。我至今仍然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学习：是对智慧的深度、广度和（福斯特在另一个场合中提出的）“联结”能力的磨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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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令我获益最多的其实是邓恩，尽管当时我还没发觉。他那时还是个年轻的大学研究员，如今已是一位杰出的名誉教授了。正是约翰——在一席关于约翰•洛克政治思想的长谈中——突破了我年少气盛的马克思主义铜墙铁壁，让我受到前所未有的思想史的挑战。他只是专注地、一字不漏地聆听着，无比认真且原原本本地接纳了我的每一句话，然后温和而坚定地，用一种我既能接受又感受得到敬意的态度，指出了它们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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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教育。这才是自由主义：一种在广泛政治领域内怀着信仰表达不同（有时不过是被误解而不同）意见的主义。这种思想上的包容性，想必不是国王学院所独有的。然而听朋友和同龄人说起他们在别处的经历，又让我多少有些怀疑。别处的讲师听来又忙又无暇他顾，就像美国一般大学科系中常能见到的讲师那样，除了自己的专业，其他一概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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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种现象在国王学院里要比过去多得多。一如其他诸多方面的衰落，这让我感到了自己那一代人有多幸运：我们得以享受两个世界的精华。凭实力跻身到一种即将消失的阶层和文化中的我们，有幸经历到了牛剑在衰微之前的时代——其衰微，我必须承认，与我们这一代人的掌权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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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英国教育遭遇了一系列为打压精英、推行“平等”而实施的灾难性“改革”。安东尼•格拉夫顿在一本杂志7上已详尽概括了高等教育所受的沉重打击，然而伤情最惨的还是中学教育。为了一举摧毁以公费向我这一代人提供一流教育的公立学校，政客们巧妙地强制国营院校统一降低了自己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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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正如一开始所预期的，选拔性私立学校（“公”学）纷纷崛起。别无他法的家长们为将自己的孩子从蹩脚的公立学校拯救出来，不惜花费巨资；大学受到巨大压力，被迫招收来自公立学校的低水平学生，为此不得不相应降低录取标准；每一届政府都在以新的改革弥补历届政府的失败“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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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当英国政府要求50%的高中生都能升入大学时，私立学校与其它学校的毕业生所受教育水平的差异却达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降的至高点，私立学校学生的表现一再超越公立学校的同龄人——这一人们无睱面对的龌龊的小秘密，却让新上台的工党政府感到惶恐。奇怪的是，政府一边埋怨私立学校在市场中太过繁荣，一边又在热烈嘉奖继续办校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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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任教育部长都在批准、鼓励开办所谓的“私立院校”——暗中（在私人资金的帮助下）重新引进他们一度引以为傲的肢解平等原则基础的选拔制度。同时，现任英国政府内阁成员中，私立学校毕业生又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多人数（据我计算共17人）——且出现了1964年后的第一任毕业于伊顿公学的首相。也许我们本该坚持精英教育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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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重游剑桥时，我为其间的怀疑和衰退气象所震惊。牛剑显然也未能幸免于政客为得民心而使出的时新花招：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自嘲（“我们国王学院有五百年的规矩和传统，不过我们不太把它们当回事，哈！哈！”）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困惑。我们在1966年认识到公平主义时所产生的真诚自省，似乎降格成了一种不健康的执着：坚持要把学院搞成一个不设精英选拔标准、不行与社会有别之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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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不知该如何作答。国王学院正像英国的许多地方一样，已经成为一处遗迹。它仍自诩独树一帜、不拘传统、无层级意识；看看我们——难道不是与众不同的吗？然而如果无法深刻理解自己的独特性究竟独特在哪里、这种独特性的价值是什么，一个人又怎么能以此为傲呢？各机构都需有自己实在的传统，而在我看来，恐怕国王学院——乃至整个牛剑——已经把自己的传统给弄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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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这一切恰恰就是在那过渡性的60年代中期发生的。当然，当时的我们还不明白。我们一手是传统，一手是超越；一边是继承，一边是改变。然而我们留给下一代的，比起我们所继承的要无足轻重得多（这在婴儿潮一代身上是普遍成立的事实）。那个年代给了我们自由主义、兼收并蓄、漠视外界意见、唯我特立独行的精神以及进步的政治信仰，这些虽非不能调和的矛盾，但惟有一个不畏惧贯彻精英主义的机构，才能将它们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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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原本就是个精英集团：它们的用途正是选拔人群中最有能力的一批人，再通过教育提高他们各自的能力——不断地对精英集团破旧立新。机会均等和结果均等是两码事。一个由财富多寡和世袭制度主导的社会，是不可能通过粉饰教育系统——通过否认能力的差别或限制机会的选择——来修正它的不平等的，何况它还打着自由市场的旗号为贫富差距的稳步增长创造条件。这不过是道貌岸然和虚伪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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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一代人觉得自己既是激进人士，又是上流精英。这种看似互有区分的自我认识，与我们在大学时代潜移默化地承袭到的某种自由主义一脉相承。这种区分属于上流社会的凯恩斯们：他们成立皇家芭蕾舞学院和大英艺术协会是为大众，但经营上却坚持只用内行。这种区分属于精英体制——它在给每个人以机会的同时，却只奖励最好的；这种区分属于我的国王学院，而我何等有幸，得以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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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摩斯族（the Mods）最早是由英国伦敦的年轻人于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一种亚文化，在60年代早、中期最为风靡。代表元素为踏板式两轮轻便摩托车（《罗马假日》中的VESPA便是一例）、修身西服和蓝白红三色同心圆箭靶图案（取自英国皇家空军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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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 1887—1915），英国诗人，因其在一战期间创作的十四行组诗而著名。布鲁克有一张美少年的脸，以致爱尔兰诗人叶芝曾将他誉为“英国最英俊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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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上五个地区均在英国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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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时刚刚出现并很快推而广之的非选拔制中学，由其时的工党政府推行，旨在取代所有选拔制公立中学。——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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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博斯托（Borstal），一所靑少年劳改学校。——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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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见诺埃尔·安南的《我们这一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知识分子群像》（Our Age: English Intellectuals Between the World Wars—A Group Portrait）（兰登书屋，1990年版），全书以异乎寻常的自信讲述了尚未开始自我怀疑的一代人。——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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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英国：高等教育的失节》（“Britain: The Disgrace of the Universities”），《纽约评论》（The New York Review），2010年4月8日。——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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