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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小屋 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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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我升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我们是英国——且也许是英国唯一的——过渡的一代。时值20世纪60年代过半,摩斯族1来了又走,披头士乐队正要录制他们的《佩帕军士孤独之心俱乐部》,我就读的国王学院却仍然极为传统。设在大厅的晚餐无比正式,必须出席,且必须穿学士袍。本科学生就座后等待先生们的到来,接着全体起立,目送一长排老先生从身边经过,向高桌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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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老”先生是真的老。由(前院长)约翰•谢帕德爵士(Sir John Sheppard,生于1881年)为首,出席晚餐的离任荣誉教员通常还有:弗兰克•埃德考克爵士(Sir Frank Adcock,生于1886年)、E.M.福斯特(生于1879年)和其他一些同样德高望重的人。这使人即刻意识到战后福利社会的年轻一代与维多利亚晚期国王学院之间的联系:那是福斯特、鲁珀特•布鲁克2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时代,那些人散发着我们难以企及的文化自信和社会自信。老先生们与他们身后墙上正逐渐褪色的人物肖像自然地融合在了一起:无须任何人明言,我们便感到了传承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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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同时,我们也是改易的一代。及至我们毕业,入学时还都一律施行的一系列无关大义的小规矩,如学士袍、学士帽、门禁等,都已成了怀旧时的笑谈。我在大学的第一个学期,作为一名虽平庸但热情的橄榄球队员,曾乘队车出征牛津(并输给了)新学院。事后我们差一点就成功拆毁了主场的一只小便器,但由于所耗费的时间以及晚秋的迷雾,回校便迟了。我来到寝室楼前:门已上锁,我又没有“夜间准入证”。扔了一串石子后,好容易叫醒一位朋友。朋友下楼来,几乎吓得要休克:“别让门房听见!”不消说,今天国王学院的学生已经很难再理解这番经历了;就是只晚我们两年入校的学生,对此也会感到费解。改变是突然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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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学院对变革和彻底决裂历来怀有莫大的热情,且引以为傲。当时的高级导师会教导一年级学生,对待门禁等规章,不能不当回事,也不要太当回事。这让负责贯彻规章的夜巡和门房颇为难办——剑桥大学的阶层性质,也就在这里微妙地体现了出来:大部分学院领导在自己应予以贯彻的规则遭到违反时只是温和地一笑了之,因为这些中产阶层文化者,个个都怀有波希米亚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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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入学后不久,学院建了一间骇人听闻的校园酒吧。一贯在任何事上紧跟当代风格的学院通过了一个与伦敦盖特威克机场候机厅一模一样的设计方案,且理由正是因为它像个机场候机厅:(建于1441年的)国王学院拒绝驻守自己的传统停滞不前,特别是当学院又有了这么多对牛剑的上流环境毫不看重的年轻人时。作为这些“新”国王人中的一员——也是我的家族里第一个完成高中学业,更是唯一一个进了大学的人——我倒更喜欢19世纪绅士俱乐部的拥塞环境,胜过一个毫无阶层特性的候机厅复制品。幸好这类尝试并无代表性。学院在为学生提供良好传承感和身份感方面,一直保持着充分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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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这个向北最远只到过莱斯特市的伦敦南部人来说,我们这代国王学生不仅混合了多种社会阶层,家乡在地理位置上也天南地北。人生第一次,我遇到了来自威勒尔、约克郡、泰因赛德、东英吉利和凯尔特边缘地带来的人3。很大程度上他们都同我一样,是选拔制公立学校中力争上游的产物:1944年出台的巴特勒教育法令,让我们有机会出现在剑桥大学,也致使我们中的一些人与周围人的社会地位呈现出巨大的鸿沟。第一个从综合学校4考人国王学院的学生约翰•本特利,他的母亲在我们的毕业典礼上对我父母说,每次自家附近有人在街上问起她的儿子去哪儿了、在做什么,她都特别想说他“又回博斯托5去了”。这总比说他在康河上与女学生泛舟要更可信,也更叫人看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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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中一定还潜藏着几个私立学校精锐毕业生的团体;又或许他们就是学院的大多数?但我只与一个这样的男生成为了至交——我的临屋马丁•波利亚科夫(Martyn Poliakoff),他是建造俄罗斯铁路的波利亚科夫的重侄孙,是个桀骛不驯的刺猬头,从威斯敏斯特学校考来,此后荣获大英帝国司令勋章,成为皇家学会会员,称得上是为年轻人普及化学的第一人。完全不是大家心目中典型的上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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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国王学院是战后英国社会精英阶层的缩影。我们中大多数人都是因为成绩优良而跻身其间,且都谋到了不负早期天赋和兴趣的职务。1966年入学的国王学生在各自选择的职业中皆脱颖而出:且选择教育、公共服务、高端新闻业、艺术行业与无利可图的自由职业的人空前绝后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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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鉴于这个趋势,我们这一代里最有前途的经济学家——默文•金——最终成为英格兰银行行长而没有去搞投资银行业务或对冲基金,便是理所当然的了。在我们之前,优秀的国王学院学生无疑也走着相似的道路。不过,只要瞥一眼国王学院前辈们的讣告便可以知道,他们中还是有许多人最终都回归了家族企业,抑或从事了其祖辈父辈们曾经从事的传统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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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我们的后辈,回想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毕业生,撤退到更惬意的私人银行服务业、贸易行业及高回报的法律业的人,其人数之多、撤退速度之快,实在令人悲哀。然而恐怕不能全怪他们;在我们的年代,岗位依然充足,我们也还沐浴着战后繁荣的余晖。但不管怎么说,我们这一代的抱负显然与他们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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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问我的同代人为何选择了国王学院。令人惊讶的是,其中许多人都给出了模糊的回答:只是因为它的名字,因为喜欢校园内的小教堂或因为学校名字听起来很特别。有几个大部分是经济学家——说是因为凯恩斯。然而我选择它却有着十分明确的原因。我曾是学校里的一员反叛分子,念大学预科退学时,我的老师刻薄地信誓旦旦说,牛剑没有一个学院会考虑我。然而国王学院却不按常理出牌,将我视作志趣相投的人并录取了。我对其他学院是否也会考虑我的申请毫无把握;幸运的是,我永远不必知道他们的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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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的教学很奇特。我的许多导师——约翰•索特马什(John Saltmarsh),克里斯托弗•莫里斯(Christopher Morris)和亚瑟·希伯特(Arthur Hibbert)——既无名望,也没出过什么书,只为国王学院的学生所知。然而,正是他们令我不仅磨砺出了知识分子的自信,且从此对漠视名(利)、潜心教育的老师都充满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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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教学不以学生在Tripos——剑桥大学文学学士学位考试——中名列前茅为目的。导师们不把任何形式的群众性表现放在眼里。这并非因为他们不看重考试结果;他们只是认为,以我们的天赋,通过考试是理所当然的。如今已很难想象再有这样的人了,不然在评估“学术输出”并相应增减经费的英国大学科研评估机制中,他们将使学院陷人深重的财政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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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来评估国王学院的60年代,似乎有些不妥。我在那里继续了研究生学业,且留校任职长达6年,这才在1978年离校去了伯克利:我的记忆也在不自觉间因为学校之后的发展而失真。诺埃尔•安南(Noel Annan)——1956年至1966年的院长——的国王学院,渐渐让位给了享有国际声誉的列维-斯特劳斯学派人类学家艾德蒙•利奇(Edmund Leach,1966年到1979年间任职)的国王学院。安南一代快直的自信6逐渐变成了一种置身事外的自嘲:在旁人的感觉中,利奇院长似乎并不将学院当作一个保护爱德华时期自由表达异见之精神的地方来珍视和信仰。对他来说,这种精神不过是又一个亟待消解的神话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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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利奇——比起安南和在学术界无甚建树的约翰•谢帕德来——的确代表了一样东西,那就是他纯粹的睿智:这一点在睿智超群的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继任后更是凸显无疑。我一度作为大学教员选举会的初级评审与威廉姆斯、约翰•邓恩、西德尼•布伦纳(诺贝尔医学奖得主)、弗兰克•克默德爵士、杰奥福里•劳埃德(Geoflfrey Lloyd,古代科学史专家)以及马丁•里斯爵士(皇家学会天文学家)共事。我至今仍然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学习:是对智慧的深度、广度和(福斯特在另一个场合中提出的)“联结”能力的磨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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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令我获益最多的其实是邓恩,尽管当时我还没发觉。他那时还是个年轻的大学研究员,如今已是一位杰出的名誉教授了。正是约翰——在一席关于约翰•洛克政治思想的长谈中——突破了我年少气盛的马克思主义铜墙铁壁,让我受到前所未有的思想史的挑战。他只是专注地、一字不漏地聆听着,无比认真且原原本本地接纳了我的每一句话,然后温和而坚定地,用一种我既能接受又感受得到敬意的态度,指出了它们的谬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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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才是教育。这才是自由主义:一种在广泛政治领域内怀着信仰表达不同(有时不过是被误解而不同)意见的主义。这种思想上的包容性,想必不是国王学院所独有的。然而听朋友和同龄人说起他们在别处的经历,又让我多少有些怀疑。别处的讲师听来又忙又无暇他顾,就像美国一般大学科系中常能见到的讲师那样,除了自己的专业,其他一概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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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这种现象在国王学院里要比过去多得多。一如其他诸多方面的衰落,这让我感到了自己那一代人有多幸运:我们得以享受两个世界的精华。凭实力跻身到一种即将消失的阶层和文化中的我们,有幸经历到了牛剑在衰微之前的时代——其衰微,我必须承认,与我们这一代人的掌权大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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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来,英国教育遭遇了一系列为打压精英、推行“平等”而实施的灾难性“改革”。安东尼•格拉夫顿在一本杂志7上已详尽概括了高等教育所受的沉重打击,然而伤情最惨的还是中学教育。为了一举摧毁以公费向我这一代人提供一流教育的公立学校,政客们巧妙地强制国营院校统一降低了自己的水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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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正如一开始所预期的,选拔性私立学校(“公”学)纷纷崛起。别无他法的家长们为将自己的孩子从蹩脚的公立学校拯救出来,不惜花费巨资;大学受到巨大压力,被迫招收来自公立学校的低水平学生,为此不得不相应降低录取标准;每一届政府都在以新的改革弥补历届政府的失败“倡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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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当英国政府要求50%的高中生都能升入大学时,私立学校与其它学校的毕业生所受教育水平的差异却达到了20世纪40年代以降的至高点,私立学校学生的表现一再超越公立学校的同龄人——这一人们无睱面对的龌龊的小秘密,却让新上台的工党政府感到惶恐。奇怪的是,政府一边埋怨私立学校在市场中太过繁荣,一边又在热烈嘉奖继续办校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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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任教育部长都在批准、鼓励开办所谓的“私立院校”——暗中(在私人资金的帮助下)重新引进他们一度引以为傲的肢解平等原则基础的选拔制度。同时,现任英国政府内阁成员中,私立学校毕业生又达到了几十年来的最多人数(据我计算共17人)——且出现了1964年后的第一任毕业于伊顿公学的首相。也许我们本该坚持精英教育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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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尔重游剑桥时,我为其间的怀疑和衰退气象所震惊。牛剑显然也未能幸免于政客为得民心而使出的时新花招: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的自嘲(“我们国王学院有五百年的规矩和传统,不过我们不太把它们当回事,哈!哈!”)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困惑。我们在1966年认识到公平主义时所产生的真诚自省,似乎降格成了一种不健康的执着:坚持要把学院搞成一个不设精英选拔标准、不行与社会有别之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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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不知该如何作答。国王学院正像英国的许多地方一样,已经成为一处遗迹。它仍自诩独树一帜、不拘传统、无层级意识;看看我们——难道不是与众不同的吗?然而如果无法深刻理解自己的独特性究竟独特在哪里、这种独特性的价值是什么,一个人又怎么能以此为傲呢?各机构都需有自己实在的传统,而在我看来,恐怕国王学院——乃至整个牛剑——已经把自己的传统给弄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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