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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有政治身份吗？作为俄国革命阴影下成长起来的懂得自学的犹太人的孩子，我很小就对马克思主义文本和社会主义历史略知皮毛，而这已足够让我对60年代兴起的更大的新左派狂潮有了免疫力，并让我稳稳地留在了社会民主主义阵营里。但是今天，我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这个称号本身毫无益处），又总是被与一息尚存的左派联系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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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大学里许多同事却又视我为反进步的“史前生物”1。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我教授的是已故多年的欧洲人所留下的文本遗产；我对表达不精却美其名曰“个人表达”的做法不加容忍；我不承认无能者的努力；在教学上，我一开始就着重现实而非“理论”；审视如今这个勉强算是历史研究体系的东西时，我总是带着怀疑的眼光。从贯彻老式教学、研究法这一点上看，我简直保守到冥顽不灵的地步。那么，我究竟属于哪一个身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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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在英国，修习欧洲史，又去美国教书的人？是多少有些看不惯横行于当代美国的所谓“犹太民族性”的犹太人？作为社会民主主义人士，我又常常无法苟同我那些自诩“激进”的同事。大概我只好援引“无根的都市客”这个耳熟能详且令人不快的名号来称呼自己了吧？可它又太不准确，充满了刻意包容万物的惺惺作态的感觉。我并非无根，而是牢牢扎根于一系列相互矛盾冲突的土壤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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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么说，任何形式的标签都会让我不舒服。我们见识过的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运动已经够多了，对任何形式的排外性质的团结都该有足够的警惕。不仅应与明显受到非议的“主义”——法西斯主义、极端爱国主义和沙文主义——保持距离，也应警惕更具魅力的主义：这之中当然有共产主义，但民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也不容轻视。此外，还要警惕所谓的民族自豪感：距塞缪尔•约翰逊首次提出“爱国主义”已有两个世纪，它却仍是恶人恶事最后的挡箭牌，这一点，任何一个过去十年间长居美国的人都可以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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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更欣赏边界：不同国家、社区、立场、喜好和根系相互碰撞的不安的一个地方——在那里，所谓“世界主义”不再只是一个标签，而是一种自然的生活状态。过去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到了20世纪，许多城市都仍同时居住着多个人群，使用着不同的语言——且群与群之间虽然常相互敌对，偶有冲突，但居然也能共存。这其中有萨拉热窝，有亚历山大港，还有丹吉尔、萨洛尼卡、敖德萨、贝鲁特和伊斯坦布尔——小城市如切尔诺夫策和乌日霍罗德也在其列。与美国各地千篇一律的程度相比，纽约在某些方面尚有一些已然消失的都会城市的遗韵：这也是我定居此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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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说每个人都总能处在交界、边缘，无疑是过分了。世上只有具备特殊条件的特定人群才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当然更不愿意显得突出：因为突出是不安全的。如果大家都是什叶派，便最好也做什叶派。如果丹麦所有人都高大、白晳，谁——倘使有选择余地——又愿意长得又矮又黑呢？而且即便是在一个开放民主的环境里，一个人除非性格反叛，否则也不会存心逆群体主流行事，尤其是当这个群体很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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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生来就在一个人群混杂的城市，又与高等教育学院签了卖身契，能自由选择去留，对我来说，这样一处立身之所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不过，为知英国，须离开英国，于是我离开了。2另一方面，倘若血统对我的人格果真能产生决定意义，那么我在批判以色列——“犹太的领土”、“我的人民”——以前，理应会踌藉。就像那些身在故土，与以色列有着比我更真实的联系的知识分子那样：他们会本能地自我审查，在自曝家丑前，他们总会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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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已故的爰德华•萨义德不同，对那些真正明白爱国究竟意义为何的人，我相信我能理解，甚至能产生同情。我不觉得这种情愫有多费解;我只是没有这样的感受而已。可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对国家、对上帝、对一个理念或对一个人的激烈的、无条件的忠诚，变得越来越恐怖了。文明表象所包裹的，也许只是我们对“人皆有人性”的不切实际的信念。不过，无论是否不切实际，我们都会牢牢抓住它。但也正是这个信念——以及它对人类恶行的约束——在外战与内乱的当口，总是头一个消失无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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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充满灾难的年代，扰乱我们安定感的将不仅是恐怖分子、银行家或气候恶化。全球化——和平共处于同一个“平”的世界的白日梦——本身将会给上亿向各自领导者需索保护的人民带来恐惧和动荡。从印度的德里到美国的达拉斯，贫穷而流离失所的人们，敲打着伫立在每一个固若金汤的集团外的那不断升高的围墙，而与此同时，所谓的“身份”控制，将变得越来越严厉无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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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人”、“意大利人”、“美国人”或“欧洲人”，这些称谓不再仅仅是“身份”，也是对不在此列的人的一种排挤和否定。国界并没有消失，它反而壮大了：优待公民，保护持卡者的居住权，这些做法都将被作为政治手段。民主政权中那些善于煽动民情的政治领袖们一旦不愿容忍，便会对新来者要求知识、语言、态度等方面的“检测”，以此考察其是否配做英国、荷兰或法国的“公民”。他们已经在这么做了。在这个美丽新时代，我们将会失去包容心，失去不符合社会标准的人：边缘人。像我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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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左派的特点之一是力求革新，因此，文中这里的“反进步”实际上是说作者也有非左派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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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处原文为“What should they know of England, who only England know.“语出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I936）的诗作《英国国旗》（“The English Flag”），单独出现十分令人费解，但如果熟知该诗，便知道这句其实表明了“一个人如果不跳脱一个环境，便无法真正了解那个环境”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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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小屋 托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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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见过托尼•阿比盖尔。她出生在1926年2月的安特卫普，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度过。我们是亲戚：她是我父亲的堂姐妹。我还清楚地记得她的大姐莉丽：父母曾带我到伦敦西北面的一个小房子里，拜访过这个忧伤的高个子女人。遗憾的是，我们已经很久不联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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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自问或被问及身为犹太人意味着什么时，我就想起阿比盖尔三姐妹来（当中还有个叫贝拉的二姐）。这个问题没有普世的答案：它永远只关乎我自己的认识，而我的认识与我犹太同胞的认识又很不一样。若非犹太人，恐怕会觉得奇怪。不信圣经的新教徒，忤逆罗马教皇的天主教徒，不以穆罕默德为先知的穆斯林，这些都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一个不服拉比权威的犹太人却仍然是犹太人（即令按照拉比对母系相传的定义来说1）：谁能说他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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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承认任何一个拉比的权威（这样一来，我便成了自己的拉比）。我不参与任何犹太团体活动，不行任何犹太教仪式。我从不刻意只与犹太人交往——且最要紧的是，我没有与她们通婚。我并不是个“迷途”的犹太人，因为从一开始，我就没有遵循过任何规则。我不“爱以色列”（不管是现代意义上，还是原始意义上那样，把它当作犹太民族去爱），也无所谓以色列爱不爱我。但只要被问及是否是犹太人，我总毫不犹豫地肯定，不然反而会觉得可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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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到纽约后，对这种看似自我矛盾的心理有了更通透的了解：此处的犹太人更奇怪。我认识的大部分美国犹太人对犹太文化、历史都不是特别了解；对自己懂不懂意第绪语或希伯来语根本无所谓，且很少参加宗教典礼。即便参加，他们的举止在我看来也实在太奇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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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刚到纽约不久，被邀去参加一个犹太男孩的成人礼。去犹太教堂的路上，我想起自己没带小圆帽，便折返去取——结果整个简短、潦草的所谓“宗教典礼”上，几乎没有人戴小圆帽。当然，这个集会是经过了“改革”的集会，我早该有所预见：革新派犹太教徒（在英国，我们称之为“自由派”）参加集会时，自说自话不戴小圆帽已经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了。无论怎么说，表面光鲜的宗教仪式表演和对既定传统的背弃，这之间的反差，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在，都让我深深觉得，美国社会的犹太性是在用表面补充内在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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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在曼哈顿参加一个面向艺术界、新闻界名流的慈善颁奖盛典。典礼过半，一个坐在对过的中年男子探过半个身子，怒目道：“你是托尼•朱特吗？你真的不能再就以色列写那些可怕的东西了！”我对这种质问有备而来，立即问他我所写的东西究竟哪里可怕。“不知道。你可能没写错——我是从来没去过以色列。但我们犹太人应该团结：有一天我们也许还需要以色列呢。”反犹太人的种族清洗早晚会回来的：纽约到那时也许就住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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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他说，犹太人唯恐重返波兰1942，将中东视为民族保险箱，这种做法我觉得很奇怪。更奇怪的是这种做法所处的现实环境：当晚大多获奖者都是犹太人。犹太人在美国比在任何别的地方、任何别的历史时期都更成功、更齐心也更具有影响力。但为什么身处美国的当代犹太人仍然无法摆脱对于灭族的深刻记忆——甚至预期它必将来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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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使不是希特勒，犹太教恐怕早就消亡了。19世纪下半叶，随着欧洲各国逐步取消对犹太人的隔离，犹太宗教、犹太社群主义以及犹太教固有的仪式都纷纷受到侵蚀：长达几个世纪对外界的一无所知以及内外合力导致的孤立很快即将告终。同化的进程通过迁徙、通婚和文化渗透，已稳步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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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回想起来，这一过程的过渡期或许会让某些人不知何去何从。在德国，许多犹太人认为自己是德国人，却正因此而遭到仇恨。在中欧，尤其在布拉格、布达佩斯和维也纳形成的城市三角洲地带，虽然不具代表性，但是一群摆脱宗教桎梏的犹太知识分子——影响各精深专业领域——曾为后社群主义时代的犹太生活建立了一套独特的基本体系。然而，卡夫卡、克劳斯和茨威格的世界是脆弱的：它必须仰赖人文帝国这一特殊的环境，而这个帝国没有凝聚力，无法抵御民族国家主义的狂潮。对那些寻找文化根基的人，它所能提供的不过是对往昔的悔意与怀念。那些年，犹太人的主要出路依然是被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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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我自己家便能看到。我的祖父母脱离犹太小镇，进入不友好的陌生环境——出于自我保护，这番经历自然暂时地令他们越发意识到自己是犹太人。但同样的环境在他们的孩子那里变成了寻常生活。我父亲那辈犹太人不再重视意第绪语，一再辜负移民父母的希望，而且对社群主义的仪式和约束持完全鄙夷、拒绝的态度。照这样下去，最晚至20世纪30年代，留给他们孩子——也就是我这一代人——的应该就只剩对“古老祖国”的零星记忆了：就像意大利裔美国人想念意大利面，爱尔兰裔美国人感怀圣帕特里克节一样，我们的零星记忆在意味上应该也不会有什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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