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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情况却不是如此。被解放了的新一代犹太人中，许多人很愿意充分融入一个后社群主义时代的世界，却被迫要将“犹太”作为一种籍贯身份来接受，连拒绝的余地也没有。而宗教本身——一度是犹太人最根本的特点，却被彻底推向次要位置。由于希特勒的作为，犹太复国主义（迄今不过是教派内的少数派主张）竟变成了可行的现实选择。由于外界的功劳，“犹太”二字有了非宗教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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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以后，当代美国的犹太身份神奇地呈现出亡灵附体者的状态：依靠一段双重的、濒死的经历而活着。结果，便是有了连犹太人自己都觉得过头的对往昔伤痛的敏感。我就以色列的未来发表了一篇文章后不久，应《犹太纪事报》（The Jewish Chronicle）——伦敦的犹太官报——之约赴伦敦接受采访。我满怀警惕地去了，准备好了就没能完美融入“被选中的人”而接受更多中伤。令我惊讶的是，编辑却把话筒关了。“开始之前，”她道，“我想问你件事。你跟那帮乱七八糟的美国犹太人生活在一起，怎么受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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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也许正是那帮“乱七八糟”的美国犹太人不知不觉间看清了真相？既然信仰的力量正在消退，迫害已近杜绝，犹太社群又已分崩离析，强调“犹太”二字究竟还有什么意义？是为了那个“犹太人的”国家吗？然而我们有谁愿去那里生活？且他们狭隘的知识分子阶层，难道不正是世上最不能容忍犹太人的地方吗？或者，难道是为了一个我们除了在自证身份时用一用，其余时候简直羞于提起的“种族”身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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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犹太性是一种彻底的、真实的属性。而在今天的美国，我们已不再为宗教信仰所定义：犹太人中只有46%加入教会，每月至少参加一次集体祷告的只有27%，教会成员中最多只有21%的人（也就是总数的10%）属于犹太教正统派。简而言之，“传统信徒”只占总体的少数。2现代犹太人之所以为犹太人，依靠的是存有的往昔记忆。做一个犹太人，很大程度上是去铭记这身份意味着什么。犹太教拉比的训诫中，真正最持久也最独特的一句是：Zakhor！——记住！然而多数犹太人虽然听话，却不知这句话具体对他们作何要求。我们便只是一个记住了……某种东西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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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究竟我们应该记住什么？是祖母在家乡皮尔维斯托克做的拉克兹吗？我很怀疑：因为褪去花哨的摆饰和象征性，它们不过是些苹果饼。那么是儿时听过的关于“可怕的哥萨克人”的故事吗（我对此倒记忆犹新）？可连哥萨克人都没见过的新一代犹太人，还能对它有什么共鸣呢？集体的根基不能仅凭记忆来担当。古训在当代如不重申，其权威力量势必要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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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点来说，美国犹太人本能地揪住犹太人大屠杀不放，倒是做对了：这样便给犹太人提供了身份的参照，朝拜的地点，祭奠的事例以及道德的引导——且帮助他们贴近历史。然而反过来说，他们也犯下了大错：将祭奠的手段和目的混同了起来。难道我们之所以是犹太人，只因为希特勒曾煞费苦心铲除过我们的祖辈？如果我们不能超越这个认识，我们的子孙后代又有什么理由要与我们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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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以色列，犹太人大屠杀已经成了官方昭示非犹太种族之残酷至极的御用事件。各种对该事件的祭奠，给游离于以色列之外的犹太人造成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给对以色列的无条件热爱正名，再是强化了辛酸的自我认识。在我看来，这是对记忆的恶意滥用。倘若通过犹太人大屠杀能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犹太”二字所代表的那些传统的真实意义，岂不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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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住过去是一种广泛的社会义务，这并不仅限于犹太人。我们很容易意识到自己对同代人的义务；那么我们对先人的义务呢？我们大谈自己该为将来做些什么，那么对于过去的亏欠呢？除了现实到粗糙的方法——办展馆、造大厦——我们只能通过铭记，并视之为己任，才能将其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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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我的同桌人不同，我不认为希特勒会卷土重来。我拒绝将他的罪行作为切断交流的借口，不希望犹太民族重拾不怀疑、不自省的防范态度，并重又退到自怜的境地。我选择不拘于传统的方式来看待犹太人的过去：打开交流的渠道，而非切断它们。犹太人的民族性对我而言是对自己的审慎自省，是只说真话的勇气：是犹太人曾经为人所熟知的达夫卡3式的耿直与特立独行。然而，仅仅不与其他民族同流是不够的；我们还应对自己进行比他人更严厉的批判。我感到自己对这样的过去负有未尽的责任。也正因此，我才是一个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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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阿比盖尔于1942年被转移至奥斯威辛，因其犹太人的身份，死在了毒气室里。我的名字是按照她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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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犹太民族遵循母系传承规则，母亲厲于犹太民族，出生的孩子便也属于犹太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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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全国犹太人调查》（“National Jewish Population Survey”），2001-01，第7页；或http://www.jewishfederations.org/getfile.asp?id=3905——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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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达夫卡（Dafka）：一种知难而上、几近自找麻烦的品格。——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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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小屋 尾声 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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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理说，人们不该爱瑞士。说自己喜欢瑞士人或他们的国家，就好像承认自己怀念吸烟的感觉或《脱线家族》（The Bmdy Bunch）一样，马上就会让人把你跟一个对过去30年的世事一无所知且保守僵化至极的人联系在一起。这个弱点我一旦说漏了嘴，年轻人就会礼貌地打哈欠，自由派史学同仁们则露出狐疑的表情（“难道你不了解世界大战？”），我家里人更是肆无忌惮地笑道：哎，又来了！我不管。我继续爱瑞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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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在哪儿呢？首先，瑞士意味着山脉。但如果你想去的是阿尔卑斯山脉，法国境内的更高，意大利那儿能吃得更好，奥地利的滑雪更便宜。德国的那部分阿尔卑斯山脉再不济，起码德国人更友好。瑞士呢？纵有“手足情，500年的民主与和平，结果他们搞出了些什么？布谷鸟报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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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完。瑞士得了二战很大的好处——与柏林交易，清洗非法资产。正是瑞士人向希特勒提议在犹太人的护照上打上“J”的记号；而且，因为极端爱国主义故态复萌，不久前刚刚投票禁止了在境内修建清真寺宣礼塔（虽然这个国家境内只有四座宣礼塔，且大部分穆斯林都是来自波斯尼亚不信教的难民）。除此，还有避税天堂的恶名，虽然我实在看不出瑞士为几个境外富翁罪犯提供的服务，比起高盛集团花百万美国诚实纳税人的钱自保的行为，究竟更糟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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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为什么喜欢瑞士？首先，这个国家的不理想有它不理想的好处。呆板？没错。然而呆板也可以意味着安全、整洁。几年前，我与当时9岁大的小儿子坐飞机去日内瓦。到达后，我们下到火车站——被无趣的瑞士人直接建在了机场地下——在一个咖啡厅坐下来等火车。“真干净呀！”小儿子注意到。真是这样：一切都整洁如新得晃眼。如果你是从新加坡或列支敦士登来的，可能觉得这没什么稀奇，但对一个见惯了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唯一的欧洲机场体验，只是去过一次伦敦希思罗机场境况糟糕的大卖场的孩子来说，就不是这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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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人很讲究清洁。有一次，在行驶于因特拉肯市外的火车上，我因将左脚外缘在对面的座椅一角稍微搁了一会儿，便遭到了一位老年妇女的指责。如果是在无人会察觉或者在意这种现象的英国，我或许会为这种肆无忌惮的干涉而吃惊。但在瑞士，仅仅因为违反了这样一条显而易见的公民基本规范，我就感到了羞愧——因为我对公共财物也需承担一定责任。被自己的同胞公开纠正自然很气人，但以长远的目光来看，人们的见惯不怪才危害更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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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是一个国家能包含千差万别可能性的惊人实例——也因此它大受裨益。这里我并非指它通行的多种语言（德语、法语、意大利语、罗曼什语）和它惊人——且常为人所忽视——的丰富地貌。我指的是它的反差性。德国一切只讲效率，生活缺乏别的可能性，灵魂得不到滋养。意大利是无休止的乐趣，没有松弛。但瑞士却充满了反差：高效而保守；明丽却平淡；善于待客但无甚魅力——至少对那些给它的财富提供了极大支撑的外国人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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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一个反差，发生在它浮光掠影般光鲜的表面和其下深厚的底蕴之间。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去采尔玛特的滑雪胜地克莱因马特宏峰旅行。山坡上阳光斑驳，点缀着几条属于一家豪华得近乎荒诞的饭店的长凳，各种穿夸张比基尼、脚蹬毛皮靴的搔首弄姿的意大利女子，倚挂在坐直升机来山巅玩最新潮器械的粗鲁不堪的俄国大亨身上。堪称“黛比上达沃斯”1：瑞士最丑陋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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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接着，仿佛从天而降一般，突然从拐角出现了三个小老头：他们裹在层层叠叠的羊毛和皮革里，红彤彤的寻常面孔上方，罩着寻常人戴的帽子。他们手中紧紧攥着粗重的登山棒，跌坐到长条板凳上，各自解开饱经风霜的皮靴鞋带。被寒风吹得瑟缩起来的登山者们，一面对眼前“甜蜜的生活”表现出贵族般的无视，一面用我听不懂的瑞士德语为完成了想必激烈的攀登而相互道贺——并大汗淋溏地从穿着白色紧身上衣、热情洋溢的女招待那里要了三瓶啤酒：这是瑞士好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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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里，父母带我去过几次瑞士。当时他们刚好小富了一阵，而且去瑞士尚且不算太贵。我记得，留给童年的我印象最深的是，那里不管什么都秩序井然。我们常取道法国去瑞士，它在当时还是个困顿潦倒的国家，乡间房屋仍满是弹药留下的疮疤，墙上的杜本内葡萄酒广告也破的破、皱的皱了。菜是很好吃（这连一个伦敦小学生也能吃出来），但餐馆和旅店里却总弥漫着一种潮湿、颓唐的气氛，阴魂不散，便宜却叫人消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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