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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康传 [:1705653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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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康传 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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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我是和妈妈还有兄弟姐妹，一起坐在一条从爱沙尼亚开出的船上过来的。那时我5岁。因为我已经会画画了，所以我就把当时发生的事情画了下来……吸引我的是一条船冒出来的烟，它正在向别的方向飘去。那条船很慢，而烟的速度要快一些，或者那条船其实已经被迫停了下来。船长提醒了我这一点。而因为他很喜欢这幅画，妈妈觉得我们可以把它送给他。作为回报，我们一整天都有橘子可以吃。那真的意义重大——橘子是很珍贵的东西，我觉得很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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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小男孩在当时见到的东西，并且在随后回忆了起来。不过当这艘“梅里恩号”于1906年6月13日从利物浦开出，驶向费城时，船长看到的是什么呢？如果康的故事准确无误，这位船长的确注意到了这个父亲不在身边的家庭，甚至还在船顺默西河而下，驶向爱尔兰海的时候，同正在甲板上的他们谈了话。这一家的母亲刚30岁出头，算不上漂亮，不过面孔和仪态却散发着高贵、温暖和镇静的气质，即便当时处境艰难。正是这张面孔吸引了每一个人，暗示众人这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物。两个年纪小一些的孩子——一男一女，尤其是那个男孩，甜美地展现着他们那个年纪典型的可爱。不过年纪最大的孩子，也就是擅长画画的那一个，显然有些不对劲。他的脸整个下半部分以及两只手的手背，都被红色的疤痕组织覆盖着，看起来粗糙不平——那可能是一次严重烧伤的后果，也可能是一次可怕的事故造成的。这个可怜的小家伙自己似乎倒不怎么介意。他是家里最有活力的成员，一头蓬松的红褐色头发，那双明亮的蓝眼睛在努力地捕捉着一切，而他的铅笔在纸上从未停止运动。船长也许会钦佩他的天赋，但也会为他感到难过，同时也为这位除了要背负其余的重担以外，还要照顾这样一个孩子的母亲感到难过。除了无比艰难，一个如此面孔的男孩，还会拥有怎样的生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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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梅里恩号”此次航行的“外籍乘客”名单，这位母亲名叫伯莎·卡亨（Bertha Kahan）。她的3个孩子在名单上分别叫做伊西多（Isidor）、珍妮（Jenie）和奥舍尔（Oscher）。他们显然都是俄国人，这次旅行的费用都是由这家的丈夫和父亲利奥波德支付，他计划在费城码头和他们见面，于1906年6月25日船靠岸之时。至少这部分事实，后来被证明是真的。而即便名单上其他的内容几乎都存有问题或是存在争议，也没有必要将他们和那几十年里涌向美国的其他移民区别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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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伯莎的丈夫沿着相同的路线从利物浦前往美国，已经过去差不多两年了。他也是从爱沙尼亚出发（更确切地说是立窝尼亚，当时隶属于俄国的一个省份，包括今天的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南部地区），不过他的旅程是从内陆城市佩尔瑙开始的，而伯莎和孩子们则是从他们一直居住的岛上城镇阿伦斯堡[1]出发。以乘客名单上“希伯来”裔“莱布·施穆洛夫斯基”（Leib Schmulowsky）的身份，康的父亲在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登陆，和他的一位远亲碰了头。他很快从那里前往费城，然后写信寄回阿伦斯堡，给他的妻子贝拉—丽贝卡（Beila-Rebeckah）。他告诉她，从现在起，他的名字是利奥波德·康（Leopold Kahn），而她和孩子们和他见面时，也需要换成美国化的名字。所以他们中的老大，莱泽尔—伊茨变成了路易斯·伊萨多（Louis Isadore）；刚刚4岁的绍尔拉（Schorre）变成了萨拉（Sarah）——并不是珍妮，名单上不知为什么用了这个名字；还有奥舍尔，这家里两岁大的宝宝，变成了奥斯卡（Os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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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码头看到他们的船的时候，利奥波德才第一次有机会好好看看自己的小儿子。小儿子出生的时候，他正准备动身前往美国。离开前他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大儿子，是在事故发生几个月后。当时很多人都担心（莱布几乎是希望）受了这么重的伤，这个孩子没办法活下来。不过即便利奥波德对康的脸上仍旧留下了疤痕感到震惊，他也没有表现出来。他跟家人打了招呼，然后带他们回到了自己位于费城北部自由区北第2街50号的家。这是他们在这里的12处住所的第一处，其中有一些住处只住了不到一年，而他们在这一地区倒是住了超过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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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时候，他们搬家的原因，是无法负担原来住处的租金。并不是因为租金很高——北部自由区主要是以收容贫穷的难民为主，而且大多数时候康一家人都在和其他人合租——而是因为利奥波德的收入几乎低到可以忽略不计。尽管在移民文件中，他是个专做衬衫的裁缝，而且他的孩子和孙子们记得他的主要身份是艺术家，以彩色玻璃装潢见长（同时还是个懂五种或六种语言的语言天才），但他在美国工作的最初两年，只是偶尔被当作劳工雇用。当时的一次受伤，让他无法应付一份长期的体力劳动——至少他声称如此。所以，伯莎一开始在服装厂，后来在一家家庭经营的糖果商店里工作，她的微薄收入，要承担家庭的全部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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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得很拮据，”差不多50年以后，康对记者说，“住在条件很差的公寓里——专门用来出租的那种。”尽管这样，家人的生活却很积极向上，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有幽默感”，同时“对必然发生的拮据生活安之若素”。按照康的说法，他的父母“对钱并无艳羡之情”。他们和周围其他的移民并不一样，在他看来：“他们更快乐，更聪明，邻居们都很钦佩他们，他们的眼界更开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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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父亲有一些亲戚来美国的时间更早，生活已经趋于好转——有一个在做房地产，还有人在做食杂店的供货商。康对两个叔叔印象深刻：“其中一个真的是个疯子，他非常大胆，跟自己教派之外的人结了婚，还生了很漂亮的孩子。另一个是裁缝，为人很开朗，会跳俄罗斯舞，总能把人招待得很愉快。”有时也会有来自欧洲的亲戚在他们家稍住几日，使得原本就紧张的住处更加拥挤。康总是和他的弟弟奥斯卡分享一个房间，而他们总是吵个不停，有时甚至会升级成动手打架，但到最后“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的分歧，所有争执都可以随随便便就解决掉”。在整个童年时代，他觉得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在支持我，他们都很佩服我。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为我做了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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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讲这种特殊的关注是因为他非凡的天赋，还是因为他的健康状况。显然，他是个病恹恹的孩子，而且不仅仅是因为那场事故。在一家人来到费城后不久，康便因为染上了猩红热而不得不去医院治疗，结果是不得不延后一年入学。当他终于在1907年的秋天进入小学就读时，他遭到了其他孩子的取笑，他们叫他“刀疤脸”。不过他很快接触到的艺术，让他有机会绝处逢生。当孩子们发现他画得如此之好时，便不再取笑他，开始和他交朋友。就连之前批评他学习成绩差的那些老师，也对他的绘画技能交口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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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来把艺术看作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某种生活之外的东西。”成年后的康如是说，“我的父母也都投身其中。我的母亲是一位竖琴师，我的父亲是彩色玻璃装潢师，我们知道艺术存在于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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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康把自己对艺术的沉迷归功于父母，但他也对他们的干涉感到愤怒，尤其是他父亲的指手画脚。“有一天，我正在临摹一幅拿破仑的肖像，”他回忆道，“他的左眼我总是画不好。我已经修改了很多遍，但我的父亲还一直在一边提意见，我就把纸和笔都扔出房间，说，现在这画是你的了，不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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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样发脾气的场景并不多见，这个孩子还是很希望能学到更多东西。等他稍微大一点，住在楼下的女人弄到了一台钢琴，还雇了个老师教她女儿弹钢琴，一节课25美分。伯莎·康希望能让康在一边旁听，每节课付给那个女人5美分。但因为老师显然不愿意收一份学费教两个孩子，所以康不得不每节课都藏在一张大扶手椅后面，用耳朵听课，什么也看不到。等老师和小女孩离开房间，他再出来在钢琴上练习，弹奏刚才听到并记在心里的曲调。他从没学过识谱，但却能够复制出几乎任何曲调，只需要听上一次。而且他也能够即兴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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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这个技能带来了经济上的帮助。他找到了一份工作，是为波普勒影院上映的默片伴奏。这家影院就在他父亲公寓所在的街上。他赚到的钱为伯莎的收入提供了有力的补充，并且很快成为家里重要的收入来源。不过有一次，影院老板升级了他的设备，差点让路丢掉了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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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恐怕你的这份工作到此为止了。我们买了一架风琴，”按照康的说法，他的老板这样说，“我猜你不会弹风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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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我会。”康坚定地说，尽管他从未见过风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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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太好了，太棒了，”老板回应道，“我还一直担心找不到靠谱儿的风琴师呢。会弹这玩意儿的人可不多。没什么人知道该怎么弹这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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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风琴就在影院里准备就绪了（按照费城严格的“蓝色法令”[2]，影院在那一天歇业），康看着安装风琴的整个过程，包括一位专业演奏者的调试过程。安装完毕之后，康问这位风琴师是否愿意教他弹风琴，好让他能够应付第二天晚上的工作。这位乐手慷慨地答应了，然后他们一连坐了五六个小时，在晚上九十点钟时才完成“突击学习”。而这时康还没有学会操作脚踏板，但乐手告诉他：“如果你不会用脚也没关系。现在你也能一连弹上两个小时，大家都不会记得脚的问题。”尽管如此，康还是决心要学会用脚踏板，如果他能搞明白怎么做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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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的时候，我都快吓傻了，”他回忆道，“我来到风琴前，然后我很惊讶——这东西很容易就有了反应。它是通电的，而且弹起来一点也不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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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换片子的间隙，影院老板走过来跟他说话：“路，我不知道你原来弹得这么好，不过你弹得太大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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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意识到这是脚踏板的问题——他还不知道该怎么控制它。“不然我就不用脚踏板了。”他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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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主意。”老板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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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设法保住了这份工作，并持续了好几年，直到他上完高中，顺利进入大学。有段时间，他甚至同时在两家影院负责伴奏工作，为了不耽误任何一场表演，他时不时要在8个街区之间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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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男孩在学校时也许表现得很害羞，但在所有地方他都希望突破极限。北部自由区贫瘠而崎岖不平的街道，成了他的运动场。他总是在外面闲逛，听着人群、车流的来来往往，以及小贩的叫卖声，嗅着来自制革厂、酿酒厂的刺鼻气味，观察街道上各式各样的建筑物，从维多利亚式的砖厂到“锯齿屋”——一排在圣约翰·纽曼街上呈对角线分布的房屋。实际上，这种以特定角度排布建筑的街道设计，可能是最终康在萨尔克生物研究所研究室塔楼采用的设计方案的思想来源之一。康长大后曾说：“一座城市应当能够满足一个小男孩，当他走过城市的大街小巷，便能感觉到他未来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北部自由区的街道确实满足了他的这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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