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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斯住宅展现的另外两个鲜明的“路式特征”,是其客厅墙壁上巨大、复杂的壁画——安也提供了帮助,路称之为“‘巨型点画派’(Giant Pointillism)概念”——以及一个巨大的石制壁炉,它在客厅里占据主导地位,并将客厅与餐厅隔开。这样的壁炉在康自己的笔记里被称为“炉边空间”,在那之后出现在许多他设计的建筑当中,不仅包括私人住宅,还有一些公共建筑,如罗切斯特唯一会教堂和埃克塞特学院图书馆。对他来说,壁炉仿佛代表了一个空间的灵魂。其功能是使人的身体感到舒适,同时创造一个可以让人们聚集的焦点。也许康回忆起的,是童年时在爱沙尼亚的平房里平炉的作用。或者也许是和他对驯化火的兴趣,以及火的神话品质有关——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而他自己则钟情于“光转变成火,而火闪耀而尽成为材料”。无论原因为何,“炉边空间”为康保留了一栋房屋真正的中心,不仅仅在他设计的房屋里。比如多年以后,当他前往已经长大成人的侄女萝达和她的丈夫马尔文·坎特(Marvin Kantor)在南加利福尼亚刚购置不久的新家拜访他们时,他也对那栋房子里巨大壁炉的设计大加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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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还发生了一件后来康持续一生的事情,那便是他的教学生涯的开始。1947年秋天,因“对共产主义抱有同情”,巴西建筑师奥斯卡·尼迈耶(Oscar Niemeyer)的签证被取消了。而为了填补他突然离去留下的空缺,康被邀请成为耶鲁大学建筑系的客座讲师。前一年他还收到了来自哈佛大学的教职邀请,但最终并未成行,因为那需要他离开宾夕法尼亚州。而耶鲁的职位,只需要一周占用他两天时间。课程安排保证他每周可以在教学日乘火车抵达纽黑文,同时在费城的工作也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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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受到耶鲁的关注,部分原因是他和斯托诺罗夫合作完成的建筑工作,他的两本里维尔小册子也起到了帮助(仅仅几年便销售超过了10万册,读者数量在未来几年持续增加)。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在前瞻性组织美国规划师和建筑师协会(American Society of Planners and Architects,下文简称ASPA)当中起到的重要作用,而这一组织还是1943年末1944年初,在他的协助下正式成立的。ASPA的成员包括乔治·豪、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理查德·诺伊特拉(Richard Neutra)、埃罗·沙里宁(Eero Saarinen)以及威廉·沃斯特等,还包括了规划师如艾德蒙·培根和凯瑟琳·鲍尔(Catherine Bauer),而且尽管到1948年这个组织还没有完成任何实质性的工作,但其目标——推进新型社会责任住房,为此发表了一份名为“美国乡村”(American Village)的计划——打动了许多相关人士。到1947年,随着ASAP濒临解散,康成为这个组织精力充沛的领导者,并且使它持续运行了一年,这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康的个人力量。和他在30年代协助创办的建筑研究小组一样,康在ASAP也展现了他作为一名演说家、理论家,一个富于思想之人的能力——这些能力说服了耶鲁的院长查尔斯·索耶(Charles Sawyer)以及系主席哈罗德·豪夫(Harold Hauf),他们认定他将会成为一名出色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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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耶鲁,建筑系属于美术学院,这种安排使得学生在绘画和雕塑方面受到了更多的熏陶。而在哈佛,建筑学的研习则更多围绕城市规划展开。对于康来说,这意味着他可以和自己的同事建立联系,如不久前接管了耶鲁艺术系的包豪斯画家、设计师约瑟夫·阿尔伯斯(Josef Albers),他的妻子安·阿尔伯斯(Anni Albers)是著名的织物艺术家。在耶鲁,他还遇到了文森特·斯考利(Vincent Scully),斯考利与康在同一年开始了教学生涯,而他对康的建筑作品的称赞是深刻而持久的,也是大有助益的。斯考利写下了他对康的第一印象:“对于建筑发表了极好的想法……用黑色铅笔画出了快速而令人印象深刻的草图,但至今还没有形成一以贯之的设计理念。”这个人本身,如斯考利所回忆,也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他“有着深切的诚恳,有力而结实的体型,不留痕迹、敏捷轻盈的步伐,闪亮的鞑靼人眼睛——只有亮蓝色——一头已经发白的蓬乱头发,还留有些许红色,身穿黑衬衫,打着松垮的领带,身上带着铅笔大小的雪茄。就是在这个时刻,他开始展现出自己如浴火凤凰般的超然脱俗之美与号召力。而在此之前,他有点像哈珀·马克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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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一部分的庄重,来自成为年轻人的导师这样一份使命。最重要的是,耶鲁的这个职位意义重大,它可以让康有机会在教室里尝试自己的建筑思想,既促进实践,同时又可以触发深思。为学生们提出“问题”,并让他们从头着手,独立或合作进行解决的这一习惯,与康的思考方式是相贴合的,而且他很快就成为了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师。即使在耶鲁的最初几年,他便以粉碎学生们的想法,让他们从头开始而闻名:他希望他们可以回到最初的原则和必要的意义上,抛弃那些其他建筑师教会他们的陈旧的解决方案。与此同时,他坚持让学生置身于一个特定项目的进行时态和现场之中。正如康在自己多年以来众多笔记中一本题为“论结构与建筑关系的教学方法”的本子上所写的那样:“问题必须在实际情况中进行考虑。”而且实际上,在耶鲁的第二年,他便让学生们在真实可知的环境里处理想象中的设计问题。他要求学生们在费城的费尔芒特公园设计一座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展览大楼——并不是在联合国实际所在的位置,而是在康认为它理应建造的地点。那一年的第二门课程,他把重点放在了住房委员会上,处理的案例像极了他自己设计的盖内尔住宅,包括客户的简介(他再一次在同一本笔记里做了总结:“如果可能,设计者应该对客户本人充分了解”)。从这一点出发,康的建筑实践与他的教学方法将始终交织,使两方面相互促进,把他此前的学生引进自己的公司,同时又把建筑实例带进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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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作还带来了另外一个影响:它最终为康的家里带来了一份稳定收入。在弥补了独立执业收入不稳定的同时,他此时的稳定收入也已经是艾丝特的两倍多。在20世纪40年代的最后几年,艾丝特在杰斐逊医学院的年薪大约是2300美元,而康从耶鲁拿到的薪水是6300美元。即便除去1300美元的交通费用,他仍有5000美元的收入来维持家用。与此同时,他还继续在已经完结的“斯托诺罗夫与康”的合伙关系相关的项目中获取收入,有时一年可以拿到2000美元,甚至更多。在退税申报单上,这笔收入将用于填补他个人公司的经营亏损——亏损,每年从几百到几千美元不等,几乎伴随了路作为建筑师的整个几十年职业生涯。但收益从来都不是他主要关心的问题,他宁可自己一个人亏钱,也不愿意和斯托诺罗夫一起赚钱。而在众多理由当中,教学工作对他意义非凡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它可以让他继续享受这种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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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繁重的建筑实践中又增添了教学任务,康需要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上。不过在1948年夏天,他还是抽出了时间,带着艾丝特和苏·安,花了一周时间到洛杉矶拜访他的家人。也许是利奥波德引人内疚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成功,又或者可能是康真的很担心母亲不断变差的健康状况,她当时刚刚被确诊得了糖尿病。在这一时期,康收到的家信给人一种伯莎的身体状况正在迅速恶化的强烈感受。比如,在写完通过整理有关康成就的剪报收获了多少喜悦之后,利奥波德写道:“我刚把剪报整理好,你妈就哭了起来,因为她没办法自己读报纸了。她之前总是自己读书看报,现在她看不了了。她的视力变糟了,她对此很担心,尽管医生告诉她不用担心会完全看不见。”其他信件的页面本身便体现出了问题,读写水平很高的伯莎写了一些潦草的、大号的文字,一开始写得东倒西歪,而在一次手术之后,才终于能够写成行。“我亲爱的孩子,感谢你的母亲节礼物。我写不了太多字了,不过我向上帝感谢这一切。”利奥波德的话写在她的话上面:“亲爱的路、艾丝特和苏·安,我真的不想让你们妈妈的眼睛再紧张,哪怕一会儿,不过她答应了自己不会写得太多。我们都很高兴,她的眼睛变好了一点。”面对如此令人心酸的现实,康最终挤出了一些时间去看望他们,同时也为一家三口在战后穿越整个国家的这趟旅程付出了巨大的成本。(他的解决方案是把艾丝特和苏·安先送上火车,然后他坐飞机飞往洛杉矶与她们会合。最后他们一家三口再一起坐火车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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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8岁的苏·安第一次亲眼见到她的爷爷奶奶。“他们是一对彼此深爱的夫妇,”她总结道,“他总是把她抱上楼。在厨房他负责烹煮,而她则负责烤东西。”关于伯莎,她主要指出“她是个矮胖的人”。而对于利奥波德,她说:“爷爷非常高,他会说很多种语言,我弹巴赫或者不管什么的时候,他总能纠正我的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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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苏·安并没有意识到,但对于她的音乐天赋,伯莎可能比任何人都要更感兴趣。“她喜欢音乐,”萝达说,在康一家人来访时,她仍然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她能够用德语唱歌。”她的哥哥艾伦则记得伯莎“给我唱过一些犹太小调,我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音乐知识:她喜欢音乐,所以希望身边的人也喜欢”。不过就连远比苏·安更了解他们奶奶的萝达和艾伦,也不曾知晓她在年轻的时候,在故国爱沙尼亚,曾是位竖琴师。他们只知道她是个很和蔼、很聪明的老妇人,戴着可乐瓶底般的眼镜,烹饪美味的苹果饼的技艺非凡,同时拥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亲和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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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个很温暖的人,”艾伦注意到,“街坊四邻都会来找她喝茶聊天。”他妹妹对于伯莎的记忆更加鲜明。“简单来说,她就像是大家的导师,”萝达总结说,“她很聪明,很文雅。同时她身上有一种安静的力量。她拥有巨大的能量,可以让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她总是会说:‘小心点,别着急。我能预见……’她总是会说‘我能预见’,仿佛在伯莎看来,未来总会有某种有益的解决方案可以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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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康带着艾丝特和苏·安造访时,家族的其他成员也都来到了利奥波德和伯莎家中,欢迎他们的到来。自从30年代起,康父母一家便住在78街1123½号,在洛杉矶相对贫穷的区域,与犹太人、德国人和其他移民家庭一起,住在小工厂和贸易公司之间。康家的房子仿佛一座车库,而事实上它的一部分——萝达住了很多年的客房——也的确是由一座车库改建的。相连的是伯莎和利奥波德的小公寓,楼上住着萨拉和她的丈夫乔,以及他们的女儿格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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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喜欢他的妹妹,总称赞她是一名艺术家,无论是对外人还是当着她的面(但由于从未接受过任何正式的训练,萨拉只能把艺术作为一份兼职,她的本职工作是售票员)。但另一方面,他却说他的妹夫是一个“将就货”,而家庭的其他成员同样对乔·弗里德曼抱有怀疑。大家觉得他有些粗俗,并且和家里其他的年轻女性成员纠缠不清,甚至包括和自己的女儿。但这些问题从来没有被公开讨论过。总的来说,这并不是一个会直面棘手问题的家庭。家人之间总是温情脉脉,但也有许多闭口不言的内容隐藏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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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情,至少在孩子们面前从未被提及,那便是家族里那些留在欧洲的亲戚们的命运。到康1948年来访时,伯莎已经几乎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她的兄弟姐妹、侄子侄女,均未能在战争中幸存。他们被迫离开里加,离开康曾造访过他们的那些舒适公寓,被送往城市的旧犹太人聚居区,并在1941年或1942年被处决。(唯一的例外是她的小弟弟伊萨克·门德罗维奇,他带着自己一家人逃亡俄罗斯,躲过一劫。但他随后参加了红军,1944年在前线阵亡。)然而在战争结束后的第一次家庭聚会当中,这些事情都不曾被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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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这些。”谈起失踪的亲戚们,萝达说,尽管她了解的信息并不确切,仅仅通过偶然听到的谈话了解到一二,“我记得奶奶和别人谈起过这些事,关于家庭。他们总说她有一些亲戚……他们知道多少,是假设还是事实——我不知道。”而如果他的父母知道了,萝达猜他们也一定告诉了康。“他们一定讨论过这些事。”她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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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艾伦·康对此却并不那么确定。“他们保护他不受任何家庭或家族问题的影响,”他说起康和利奥波德与伯莎的关系,“所以如果他们没有告诉他那些令人不安的事情,我也丝毫不会觉得惊讶。而且这和他并没有关系。”艾伦自己也没有听说有关去世的亲戚们的任何内容,至少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他的祖父母谈论过这些事,“他们也许用的是我们听不懂的语言,德语、芬兰语,或者其他任何一种;他们会说很多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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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他的记忆中,他们的英语却是很标准的。(“爷爷有一点口音,”萝达纠正说,“奶奶没有。”)而在1948年康访问家人期间,他们主要说的也确实是英语。当时拍摄的一张照片显示出了他们所希望展现出的美式家庭形象。背景是白色的篱墙,在篱笆后面、一排均配套有草坪的小房子前,站着五位康家的人:康和他的妈妈看上去惬意而放松,而利奥波德、艾丝特和苏·安则显得有几分困惑,不过也没有不开心或是希望离开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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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苏·安让她16岁的堂姐觉得她“在当时跟她爸爸比跟妈妈更亲近。艾丝特有些不好相处,显得冷漠,更加一本正经”。萝达说。而非血亲之间的关系显得更加复杂。“我觉得是迁就,”萝达提出,“奶奶总是表现出爱的一面,但在她身上我总感到有一种距离。我觉得这可能就是艾丝特的态度。你总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她会觉得自己在某种程度上更优越,而其他人都是大老粗。大家也都觉得,她嫁的是一个比自己层次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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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话咬文嚼字,像贵族一样。”艾伦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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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丝特并不是一个很温暖、很善于表现自己的人,但我伯伯是。”萝达强调。而她在苏·安身上察觉到的对康的特别的忠诚,也许是她的忠诚与喜爱的投射。但康似乎永远不够分。在这一周时间的结尾:“我记得我告诉他:‘我很想你,什么时候能再见到你?’”萝达回忆道,“而他说:‘好吧,你知道,我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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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康的经典台词,他周围的人都适应了这一点,包括他的直系亲属。有时他不在的时间会很长,比如1949年春天他飞往以色列,在那里逗留了一个月的时间,为这个新生的国家制定集合住宅计划。“最亲爱的艾丝特,”落地3天后,他写道,“嘿,我的爱人!——我们周一抵达时飞机晚点了,第二天一早就坐着政府专车四处巡游,看着这个最为神奇的国家和它的人民。”他提前为自己糟糕的通信习惯请求原谅——“如果我没有时常给你写信,请一定不要介意。我们的时间都得耗在委员会的工作上,我没办法抽出足够的时间,好好写上一封信”——然后他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在飞机上看到的非凡景象。他甚至在信里画出了一幅地中海的鸟瞰图,在那不勒斯和维苏威火山的位置上标注了字母“N”和“V”,以及从爱琴海一边看到的雅典卫城的速写。对于此前只乘船游览过欧洲的康来说,这次旅程提供给他一个极好的机会,可以从上面观察“展露无遗的古代欧洲的真正风情”,而他写给艾丝特的信里也充满了这种发现的兴奋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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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特别的旅程,显然有工作证明为其提供正当性(尽管康在以色列设计的住房计划和其他许多建筑一样,永远都不会付诸实践)。但也有一些时候,艾丝特会把康在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缺席看得很重,把他习惯性的粗枝大叶看成是彻底的忽视。比如在1949年夏天,苏·安和艾丝特与朋友们在普莱西德湖村(Lake Placid)度假——她们之后又在这里度过3个夏天,把安·伊斯瑞尔留在闷热的费城,给她的女婿看家。按计划,康会在8月份时过来,和她们共度一周时光,而在大多数时候,他都会设法抽出时间,完成这一要求。可是当她们离开路的视线,康也顺势把她们忘了。1949年,他显然无比专注于工作,以至于忘掉了艾丝特在8月9日的生日。(“她总是把这个看得很重,”苏·安如此评价她妈妈对生日的态度,“我们就从来没有那么重视过路的生日。”)在这种情况下,艾丝特选择写了一封信,向她妈妈抱怨康的所作所为。而安在8月14日寄出的回信,表明了家里有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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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这周在纽黑文,”他的岳母在信里报告,“他真的非常疲惫,我确实为他感到抱歉。他像个奴隶似的在工作,可他又得到了什么呢?告诉他任何事情都没有用,他只会疯掉。我看到他工作有多努力,有多疲惫,所以我建议你不要跟他说你生日的事,我会装作不知道。我很确定他是乐意给你礼物的,可他办不到,他不知道该怎么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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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康长期以来无法为家庭提供稳定的经济基础,以及他近乎犯罪的健忘,艾丝特的愤怒也许还有其他原因。从40年代末,一直到50年代初,安·婷俨然成了家里的常客。她定期为康的女儿上艺术课,送给小女孩一套最早版本的“婷玩具”,甚至还让她参与到了一所小学建筑模型的设计制作过程当中。有一次,她还送给了苏·安一只长尾鹦鹉,令苏·安惊喜万分。苏·安十分喜爱这个宠物,后来还坚持要全家一起在早餐时为它开一个生日派对。女儿和来自康公司的漂亮女人之间的这段友谊,对艾丝特而言并不容易接受,尤其是她已经起了疑心——最终变得笃定——康和安之间正在发生着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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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安同样也不得不忍受康的缺席,不仅因为他要回到家人身边,还因为他要为自己的建筑事业四处奔波。不过在这方面,她在公司所扮演的角色倒可以带来一些补偿:比如1949年他的以色列之旅,让她有机会独自管理韦斯住宅的项目一个月时间,而她利用这段时间出色地完成了屋顶排水沟的解决方案。但每当康离开,至少是在短途旅行中,他都倾向于给办公室的全体成员写信,这就使得他和安之间并没有多少亲密沟通的空间。与安分离似乎并没有让他觉得煎熬,离开家人也一样,只要他的旅程足够新奇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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