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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浪漫的男人——在康看来，一个男人在路上停留，一定是在等待他的意中人路过——在这个月稍后于沃顿·埃谢里克家里举行的圣诞派对上露了面。在那里，1958年12月时，他第一次遇到了哈莉特·帕蒂森，一个迷人的年轻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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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芝加哥的哈莉特，是威廉·帕蒂森和邦妮·帕蒂森（William and Bonnie Pattison）的第7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她母亲一边的祖先艾伯特家族，在17或18世纪时于新英格兰海岸登陆。邦妮·艾伯特·帕蒂森1906年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是美国革命女儿会[20]的成员。定居于伊利诺斯之后，帕蒂森夫妇共生养了5个女儿和2个儿子，其中一个——艾伯特·劳伦斯·帕蒂森（Abbott Lawrence Pattison）在他的小妹妹哈莉特升上高中时，已经成了一名艺术家。1942年，艾伯特的巨幅公共事业振兴署风格[21]作品《跪着的女人》（Kneeling Woman）荣获了艺术学院著名的洛根艺术奖章。而在随后几十年，他半抽象半具象的青铜、钢铁和大理石雕塑作品遍布芝加哥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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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哈莉特自己，在一所名为弗朗西斯·帕克的进步主义学校毕业后，曾短暂进入韦尔斯利学院，随后去了芝加哥大学，并于1951年毕业。此后她来到了耶鲁戏剧学院学习布景设计，但最终转行学起了表演。在这个过程里，她还上了约瑟夫·阿尔伯斯的色彩理论课程。她在能取得高等学位前便离开了耶鲁，之后前往欧洲，在苏格兰住了一段时间，在爱丁堡大学哲学系上了一个学期的研究生课程。到50年代末，她决心将精力放在钢琴演奏上，她弹得确实很好，而她来到费城，正是为了在一位名叫伊迪丝·布劳恩（Edith Braun）的老师名下继续深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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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12月他们相遇时，帕蒂森刚刚30出头，而康已经快58岁了。哈莉特是和罗伯特·文丘里一起来参加派对的，文丘里是一位年轻的建筑师，和康一样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鲍勃[22]·文丘里对建筑的了解比我们任何人都多。”多年后康告诉一位同事），而他的私人生活以奇怪的方式与康重叠。比如在文丘里于罗马的美国学院履职期间——当时安也在罗马——他曾开车送安和阿莉克斯去位于佛罗伦萨的美国圣公会教堂为宝宝施洗，同时作为她的教父出席，并在安回美国时借钱给她购买回程的机票。而现在他又带着哈莉特一起出席埃谢里克的派对。尽管那晚她和文丘里一同离开，两人还继续约会了一段时间，但当时她和路已经一见钟情了。康很快开始和她私下见面，尽管在公开场合依旧称她是“鲍勃·文丘里的女朋友”，但他已经非常想把她纳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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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在他1959年9月从欧洲写给哈莉特的信里表现得很清楚，当时距离他们第一次见面只过了不到9个月。“我最亲爱的宝贝甜心，”信以此开头，“你的形象与我从中感受到的一切，带给了我永恒的光芒。这光芒一度真实得不可思议。当我看到具有非凡能力的荷兰建筑师阿尔多·凡·艾克（Aldo Van Eyck）的妻子优美的脸庞、曼妙的身材，我想起了你。最重要的是，我从她对丈夫可爱的亲昵、与他分享深情切意的巧妙方法中，感受到了我心中你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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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被邀请到荷兰，是去出席在奥特洛举行的国际现代建筑大会并发言。而正如他在给哈莉特的信里所说的，“在大会上讲完话之后，一个新的开始就要展开。哈莉特，这是个好时机”。但这次远行其实还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两周的欧洲之行当中，他还去了南边，到法国去参观了勒·柯布西耶的两座重要建筑：在5年前看到照片时，他便已经深爱至极的朗香教堂，以及拉·图雷特修道院。他发现朗香教堂真的是一件“极好极好的作品”——他在给哈莉特的信里写道，并且还画了幅草图——但从他的职业生涯来看，拉·图雷特修道院给他的影响更深。“这栋建筑是一个大胆的融合空间，甚至在其光线条件之下，促成了互斥之物的激烈相遇。”他在另一封给帕蒂森的信里写道，“在勒·柯布西耶的这件杰作面前，我感到了全然的谦卑。我一直在告诉那位通过我的反应给予我指导的修士形形色色的裸露之物的深远意义。源于艺术得以成真的令人欢乐的勇气。唯有虔诚之人方能以如此大胆的发明来满足纯粹的需要，而非创造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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勒·柯布西耶在这座修道院中各式各样且引人瞩目的用光方法，对康日后创作的作品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不仅仅是在宗教建筑，如罗切斯特教堂和达卡的清真寺当中，还包括他随后创作的一些充满光线的空间，例如埃克塞特学院图书馆、金贝尔美术馆、耶鲁大学英国中心，以及印度管理学院。更重要的是，康似乎立刻领悟到勒·柯布西耶的作品最终会对他起到怎样的影响。“我一直在和他对话，”他指的是自己和那位修道士的谈话，“我始终在思索，我所意识到的，是否与我所见到的相符合。除了谦卑和力量，以及对继续前行前所未有的渴望，我什么都感觉不到……艺术家从来都不会费心于那些拥有已知的解决方案与外形（或感觉）的问题。他会从环境与需求中汲取新的类同物组合的本质，从而塑造出全新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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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康从欧洲回到费城，发生转向的并不只有他的建筑生涯。私人生活也是如此，一些事情正在重新排列组合。他依旧在致力于维持与艾丝特的家庭生活。（尽管在法国期间，他的大部分书信都是写给哈莉特的，但他也给切斯特大街5243号寄去了一些明信片，其中一张还用了一小段装腔作势、略带嘲讽意味的法语来取悦他的妻子：“每个人、整个法国都很美丽可爱。卡卡颂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建筑。[23]”）同时他在办公室里依旧和玛丽·郭亲密无间，和她一起分享最重要的建筑项目。但他和安·婷的关系发展成了一种新形式。在做了他将近15年的情人之后，安·婷宣称尽管他们在工作上的关系还在理所当然地持续，但性关系却已经结束。“我向路提议，我们的关系应该更柏拉图一些，因为我意识到他身边已经有别人了。”这个建议是她小心翼翼提出的——不过实际上，在1959年她所面对的对手已经不止一个了。玛丽的事情令她痛苦，但似乎是路与哈莉特的这段关系，让她决定是时候了结他们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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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大约5岁的时候，我父母就分开了。但没人告诉我他们分手了。”阿莉克斯·婷在成年后回忆道，“我本以为，既然他们没有结婚，他们（甚至我的母亲）便觉得没有必要那样做。”但即便如此，阿莉克斯还是发现了一些变化，她的爸爸不再像以前那样经常造访她们家了。据她后来的回忆，当时还是小女孩的她经历了一个“不常能见到路的阶段——大概在5岁到7岁之间。到8岁时我又能定期和他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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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之前，阿莉克斯会说自己有一个快乐的童年。母亲很可靠，抚养她长大，而父亲则是一个稳定的、断断续续的存在。“我记得他和我一起画画，带给我画画的空白本子，还有彩色铅笔。”她说，“他来得似乎很频繁，当我上床睡觉的时候，他还会在，而等我醒过来，他就不见了。有时候我半夜醒过来，看见他在半夜离开我母亲的房间。”她在当时画的画，体现了这种安排带给她的信心。比如有一幅画《家》，大概在3岁时完成，画上有3个兴高采烈、身形瘦长的人物——一对母女，都穿着三角形的裙子，还有一位穿着裤子的父亲，位于画面上最显眼的位置——他们都笑得很开心，高举双臂做胜利状。人物身上的色彩都明亮而欢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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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随着父母分手，她的画不一样了。她开始痴迷于一些恐怖的东西——女巫、鬼魂、海盗，尤其是鬼屋，从6岁开始，她便开始不停地画这种东西。“有时候我会正常地画一些房子，有时候我会动用我的‘穿透力’，把房子里面也画出来。”阿莉克斯说道。在一幅这样的“穿透画”里，有一栋不规则的维多利亚式建筑，里面有多个楼层，布满了鬼魂和骷髅，全都用红色的线条画出。而在另一幅完全用铅笔完成的画作里，有两栋外观一样的房子，在页面顶端，作者用孩子气的印刷体写道：“从前有一座闹鬼的屋子，和一座不闹鬼的屋子，它们看上去一模一样。只是（一座）闹鬼，另一座不闹。”大约在那个时候，阿莉克斯还写过一个带插图的故事，名叫“秘密之屋”。“我想我开始意识到，有一些事情我不知道，也没办法搞清楚”，多年后她总结说，而这个发现令她在七八岁时寻找并阅读那些“大人们制造谜团，试图掩盖真相，最后被小孩子查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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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能每天进入奥兹国[24]或是一档真人秀的节目，那么我会选奥兹国。”理查德·索尔·沃尔曼说，试图以此解释和康共事的人们为何对他私人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兴趣寥寥，“真人秀我们不感兴趣。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我们从前不感兴趣，日后也不会感兴趣。”他们——或者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知道康的私生活有一些“古怪”，但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他什么时候能回到办公室？我们都盼望着能和路待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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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沃尔曼的说法，康的工作与思想散发着吸引力：“成为建筑师的热情因此被唤醒。这是人生中一段特殊的时光。你要过后才能了解到。这就像是前往了巴黎，然后认识了毕加索。所以你确信自己正处在一段历史性的时光当中，并且知道它终将结束。所以好吧，你感受到了独一无二。这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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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康的学生，刚开始在事务所工作时，理查德·沃尔曼已经被安排参与了一些临时的研讨会——在模型或计划已经准备好之后进行的简短、紧张、全员集中的赶图。［“赶图”（charrette）这个词本身，来自19世纪法国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一种马车——“chariot”，在某种程度上——它会在项目完成之时，跑遍整个美术学院，收取辛勤工作的建筑学员们刚刚完成的模型。］随后，在他毕业后几年，沃尔曼被邀请在事务所全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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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他工作，是从他在圣诞节的时候打的一通电话开始的——他甚至不知道那是圣诞节——他说：‘里奇[25]，你能来我的办公室吗？’然后我说：‘路，今天是圣诞节。’然后他说：‘好吧，那你明天能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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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康的圣诞节行踪一直是个谜。多年以来，沃尔曼和其他同事一样，都觉得每年的那一天，他都是在办公室里，但他的家人，包括侄子和侄女，都和他的女儿苏·安一样，记得他是在切斯特大街5243号主持庆祝活动。“我对路的记忆大部分都来自圣诞节，”他的外甥女婿爱德华·阿尔贝森（Edward Abelson）说，“路似乎是圣诞节晚宴的时候话最多的人：我记得他会讲自己遇到过的那些人，以及去过的地方。”而康和艾丝特的外甥女桑德拉·阿尔贝森（Sandra Abelson）则深情地回忆道：“在给艾丝特和苏·安准备圣诞礼物的时候，他也会给我准备一份。”不过她也提到：“有时候在圣诞节当天，他会离开家一会儿，说他要去办公室。有一次我一定是表现得非常悲伤，因为他向我保证，一旦我学会念“杰克·罗宾逊”的名字，他就会回来。那天下午我反复念他的名字，我认为这最后奏效了，因为他在晚饭开始的时候准时赶了回来。”不过，尽管家人们一直提到他们会共进圣诞晚餐，但其他人却记得他是和他们在一起。“他和我们一起过了不止一个圣诞节。”他的同事杰克·麦卡利斯特说。这看上去仿佛同时存在有两三个路易斯·康，能让大家都满意——或者，其实是像沃尔曼指出的：“人人都拥有一个不一样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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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查德·沃尔曼于1961年1月到公司报到上班后不久，康便把他派到了英国，为美国风交响乐队在泰晤士河上建造一艘驳船的事宜进行商讨。这位24岁的建筑师在抵达伦敦以前，一直以为施工图纸（实际上并不存在）会同他一起抵达伦敦。在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厘清状况之后，沃尔曼在伦敦待了6个月，最终一个人完成了工作。“我没有资金，我甚至连生活费都没有，路还不接我的电话。这真是把我放在火上烤。”他评价道。在发誓不再为路工作之后，沃尔曼最后一次回到位于费城的事务所，打算领取最后的薪水，因此在办公室里短暂逗留。这时刚刚外出的康走了进来，说道：“哦，里奇，你正在忙什么呢？”然后突然又把他安排到了别的项目当中。“他的天真无辜会让人消气，”沃尔曼说，“那是一种‘皇帝没穿衣服’般的天真，是一种诱惑。他非常迷人，因为他对我们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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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们，作为一群被需要的同事和伙伴，显然对他也同样重要。“他想要完成出色的工作。完成出色的工作，发现一种可行的模式，让自己的声音被世人倾听，所以我们都是他的传声筒。”沃尔曼指出。或者，就像苏·安提出的：“他把事务所经营得就像一间工作室，他让自己的想法与其他想法碰撞，让其他人提出不同的东西，然后由他进行斟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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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康吸引进他的“工作室”的“流动传声筒”当中，有一个名叫伽柏（Gabor）的人，他被不同人描绘成哲学天才、疯狂的匈牙利人、怪咖，和一名建筑实习生（尽管完全没有绘图技巧），他从俄亥俄州赶来，为了跟康学习。伽柏有自己的姓——绍洛陶伊（Szalontay）——但没人用过，他总是被简单地叫作伽柏。他是在1960年或1961年初进入事务所的，当时他22岁，然后就一直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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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职能似乎是听康说话，再偶尔做一些反应。苏·安当时已经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她偶尔会在晚上九十点钟时去父亲的办公室，然后就会发现只有他们两人在里面，正在谈着话。“所有人都议论过这段奇怪的关系，他会和伽柏一连谈上几个小时，”苏说，“不停地解释自己对他来说很有收获。”而每次谈话结束，康都会给伽柏20美元。有时他甚至会给伽柏列出一张时间表。“伽柏通过专心听他说话赚这20美元，我不觉得他会和他争辩什么，但也许他会。”苏·安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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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几年后，康变得更忙碌也更出名，伽柏依旧是个惹眼的存在。60年代末开始在康的门下学习，随后进入他的公司工作的加里·莫伊（Gary Moye）回忆起第一次在康的硕士班教室里注意到伽柏时的情景。“在我第一个学期的时候，他就出现了，穿着一身整洁的深色衣服，戴着蝴蝶结领结，坐在学生们当中，等着路来教室上课，”莫伊说，“路正在谈论光，然后他停顿了一下，这时伽柏发问：‘如果光是蓝色的怎么办？’路跳过了这个问题，开始了新的一连串推导。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想——等等，这是什么鬼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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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看不出有任何实际的谋生手段，但伽柏却从不曾穷困潦倒。相反，他总是保持着光鲜整洁的外表。很多人觉得有不在少数的女性愿意给他照顾。“我和同学有时候会看到他在学校餐厅里跟女孩搭讪。”莫伊说，“他似乎精于此道。”随后，当加里开始为路工作，有一次周末在公司加班，他碰巧接到一通电话。“一个年轻女人要找伽柏。”加里回忆道，“当我解释虽然我认识他，但他并不在这里工作时，她回应说：‘你一定搞错了，他可是康先生的私人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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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伊还记得另外一个有关这位奇怪的哲学家在康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传闻。“这个故事在办公室里成了传说，伽柏被安排到项目的研讨会上工作。”项目协调人把他安排进来，给了他一幅图纸希望他能够完成，几小时后他回来，协调人以为任务已经完成了，但却发现伽柏深沉地凝视着一张白纸。愤怒的协调人面对最后期限的迫在眉睫和一个无用的助手，“怒气冲冲地找路对质”。而路回应说：“我付房租，我付电费，我付水费，我付燃气费，伽柏也由我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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