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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康吸引进他的“工作室”的“流动传声筒”当中，有一个名叫伽柏（Gabor）的人，他被不同人描绘成哲学天才、疯狂的匈牙利人、怪咖，和一名建筑实习生（尽管完全没有绘图技巧），他从俄亥俄州赶来，为了跟康学习。伽柏有自己的姓——绍洛陶伊（Szalontay）——但没人用过，他总是被简单地叫作伽柏。他是在1960年或1961年初进入事务所的，当时他22岁，然后就一直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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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职能似乎是听康说话，再偶尔做一些反应。苏·安当时已经成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生，她偶尔会在晚上九十点钟时去父亲的办公室，然后就会发现只有他们两人在里面，正在谈着话。“所有人都议论过这段奇怪的关系，他会和伽柏一连谈上几个小时，”苏说，“不停地解释自己对他来说很有收获。”而每次谈话结束，康都会给伽柏20美元。有时他甚至会给伽柏列出一张时间表。“伽柏通过专心听他说话赚这20美元，我不觉得他会和他争辩什么，但也许他会。”苏·安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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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几年后，康变得更忙碌也更出名，伽柏依旧是个惹眼的存在。60年代末开始在康的门下学习，随后进入他的公司工作的加里·莫伊（Gary Moye）回忆起第一次在康的硕士班教室里注意到伽柏时的情景。“在我第一个学期的时候，他就出现了，穿着一身整洁的深色衣服，戴着蝴蝶结领结，坐在学生们当中，等着路来教室上课，”莫伊说，“路正在谈论光，然后他停顿了一下，这时伽柏发问：‘如果光是蓝色的怎么办？’路跳过了这个问题，开始了新的一连串推导。我记得自己当时在想——等等，这是什么鬼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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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看不出有任何实际的谋生手段，但伽柏却从不曾穷困潦倒。相反，他总是保持着光鲜整洁的外表。很多人觉得有不在少数的女性愿意给他照顾。“我和同学有时候会看到他在学校餐厅里跟女孩搭讪。”莫伊说，“他似乎精于此道。”随后，当加里开始为路工作，有一次周末在公司加班，他碰巧接到一通电话。“一个年轻女人要找伽柏。”加里回忆道，“当我解释虽然我认识他，但他并不在这里工作时，她回应说：‘你一定搞错了，他可是康先生的私人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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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伊还记得另外一个有关这位奇怪的哲学家在康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传闻。“这个故事在办公室里成了传说，伽柏被安排到项目的研讨会上工作。”项目协调人把他安排进来，给了他一幅图纸希望他能够完成，几小时后他回来，协调人以为任务已经完成了，但却发现伽柏深沉地凝视着一张白纸。愤怒的协调人面对最后期限的迫在眉睫和一个无用的助手，“怒气冲冲地找路对质”。而路回应说：“我付房租，我付电费，我付水费，我付燃气费，伽柏也由我来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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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在一次面向一群莱斯大学学生发表的演讲中，康明确承认了伽柏的重要性。“大约一个月前，我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这是我的习惯，”康以此开场，“而一个和我一起工作的人说：‘我想问你一个我已经想了很长时间的问题：你会怎样描述这个时代？’这个人是个匈牙利人，在俄罗斯人进入匈牙利时离开了那个国家。”——换言之，也就是1956年，在伽柏第一次出现在康的办公室大约4年前。[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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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告诉学生们，他当时坐在原处，想了足足10分钟才回答他的问题。“我最后跟伽柏说：‘白色光的阴影是什么呢？’”（不按常理出牌显然是他们共有的谈话方式。）“伽柏有个习惯，”康继续说，“就是重复你说的话。‘白色光……白光……我不知道。’然后我说：‘是黑。别害怕，因为白色的光并不存在，所以黑色的阴影也不会存在！’”康继续谈论光颜色的可能性，从那里开始讲起了童话故事，然后到词语的各种品质——所有这些，都为他即将在普林斯顿进行的3次尚且没有题目的演讲做了思想上的铺垫。“那晚跟伽柏讨论过之后，我想出了自己的题目，”康得意地宣布，并补充说，“拥有这样一个关心一切，而不只关心鸡毛蒜皮小事的人，是多么有价值啊。”从康单方面对这种“讨论”的表述来看，你或许会得出结论，康的题目是来自他自己，而非来自伽柏的任何言语，但对于康来说，这似乎是关键所在：他与伽柏思想之间的薄膜具有的渗透性如此出色，以至于接近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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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柏是个怪人，”理查德·沃尔曼承认，“但路可能从和他的对话中得到了很多。”不过他可能会让那些年到康的公司工作的年轻建筑师感到恼火——路最后一批雇员中的一位女性蕾韩·拉里默（Reyhan Larimer），便因不满伽柏脱掉了自己的鞋子，把鞋扔向了他——而他显然故意留在了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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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柏最初出现在办公室的阶段，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正是康职业生涯中尤其重要的一段时间。由于他的声誉日渐显赫，越来越多的建筑委托来到公司，而其中最重要的2份来自费城，即理查德医学研究中心与密克维以色列犹太教会堂。其中一个刷新了康的声誉，使他跻身第一流的现代建筑师之列；而另一个，则成了他职业生涯中最令人失望的失败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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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阿尔弗雷德·牛顿·理查德医学研究中心项目最终之所以会来到康的公司，宾夕法尼亚大学设计学院院长G.霍姆斯·珀金斯的从中斡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这个委托在1957年年初交到康的手上，而在次年实验室塔楼便已开始动工，而在这时，这个项目扩大到为旁边的生物研究大楼建筑一系列类似的塔楼。尽管康已经在费城建造了其他医院和医学建筑，但这是最高的一座，同时也是第一座使用预制混凝土的建筑。作为一个设计项目，理查德大楼以其容纳了科学家们的实验室与研究室的多层结构中融入清水混凝土及砖墙的大玻璃窗，高调宣告了现代主义，尽管仍有一些古典和纪念性的感觉在承载着排气烟囱的无窗砖塔、楼梯井，和其他“服务”设施中隐约闪现。康第一次如此清晰地将自己所列举出的意图尽数表达，这件作品也回应了1958年的伯克利问卷当中作为他主要的建筑创新主张之一的内容：“空间规划中‘服务空间’，与‘被服务空间’之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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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系列的问答中，康还被问及：“在建筑方面，你是否觉得自己缺乏某种特定的技能或是能力？”他的回答是，“工程与机械方面的技能，不过它们微不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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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康职业生涯中被其雇用的众多工程师之一，尼克·吉安洛普洛斯对他的这一自我评价非常赞同。“是的，”当被问及康是否真的缺乏这些技能时，他如此回答，“不过他有理解其他人的能力和天赋，因为他有很出色的直觉。他能够通过直觉领会到别人的想法，再把领会到的想法转化成为某种结构。同时他在古典文化和古典建筑方面的基础非常扎实。他知道巨石是如何聚集在一起的，好吧，在某种程度上，预制混凝土也就是把巨大的石头聚集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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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正是直觉使康在理查德医学大楼的项目上与奥古斯特·考曼丹特第一次合作时，便意识到这位了不起的工程师将会给他带来多大的助益。考曼丹特在50年代中期时已和康相识，当时是因为特伦顿犹太社区的项目，被称为“格斯”的他以转包公司代表的身份出现在路的办公室。那个项目最终并未能完成，不过在1957年，康曾为自己正在介入（最终并未成功），准备用来竞争恩里克·费米纪念竞赛的一个项目，短暂地向他咨询过意见。这一年晚些时候，康带一个学生去一家位于新泽西莱克伍德的混凝土工厂，而考曼丹特在那里做顾问工程师，这让两人有了进一步彼此了解的机会。和康一样，考曼丹特也出生于爱沙尼亚，但与他不同的是，考曼丹特的童年和青年时期都是在德国度过的。战争结束后，他被巴顿将军雇用，在欧洲建桥，同时开展其他混凝土项目。而现在，20世纪50年代，他开始经营自己的咨询事业，专攻预应力及后张预应力混凝土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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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曼丹特之前，康已经同许多工程师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而其中有一个人成为了他一生的朋友和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同事：巴黎出生的罗伯特·勒·利克莱斯（Robert Le Ricolais），罗伯特同时还是康的“讨论课”上的常客。勒·利克莱斯以想象力著称，除其他协助外，他还负责提供空间结构的整体构想（尽管在1953年之前，他和康还并未相识，耶鲁大学美术馆天花板的想法可能间接来自安和康，而非直接来自勒·利克莱斯）。他同时还是诗人和艺术家，除了在学校里一同教学之外，康还很乐于在教学时间之外与他见面，他每周都会到勒·利克莱斯在费城的公寓里喝上一杯。不过尽管两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分享近乎崇高的理想主义想法，但罗伯特·勒·利克莱斯却没办法完全满足路在工作当中的一些实际需要。这一部分就需要更加理性、学识渊博的奥古斯特·考曼丹特来填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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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决定在理查德医学大楼的项目上邀请考曼丹特担任顾问工程师的同时，他已经雇用了“凯斯特与胡德”公司来负责正式的结构工程设计。所以尼克·吉安洛普洛斯和奥古斯特·考曼丹特发现，在这个以及后面的项目中，他们不可避免地要一同工作。“我们相爱相杀了很多年，”尼克说起考曼丹特，“他总是拿到最好的委托，他是天生的胜利者。”不过尽管经常被考曼丹特的性情惹怒，尼克也不得不承认他在工程领域卓越的技术水准。“我毫不怀疑他的才华，”他如此断言，“他的动机另当别论。但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数学家，同时能够在结构的实践中创造性地利用数学工具。”尼克认为，他是“一个非凡的工程师”。而且即便考曼丹特很难相处，但康似乎也有办法解决相应的困难。“很多人没办法再雇用他第二次，”吉安洛普洛斯总结道，“但路做到了，因为路有办法对付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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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考曼丹特，弗雷德·杜宾（Fred Dubin），负责协助实际铺设通气管道、电路与水管的机械工程师也来到康的身边，令康有能力在理查德实践一种全新的建筑方式，利用大量的预制混凝土，通过起重机吊装到位，并以不同寻常的速度进行组装。建筑坚固而柔韧的空腹桁架，使得康不必在对角线方向再做加固，同时也令他在塔楼设计的过程中更加自由，这使建筑师在空间利用方面得到充分的满足——比如使每座实验室基本上彼此联通，用八根预制柱，将空间分隔成悬臂式方格，同时使窗户浑然一体，没有角柱使其中断——这些本没有可能实现。康在此前便使用过空腹结构，在他短命的作品美国劳工会医疗服务大楼里（20世纪50年代中期建成于费城，1973年被摧毁）。但考曼丹特的专家意见告诉他，这些梁柱如何能够在大型的开放空间当中，实现有效的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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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理查德项目的设计当中，最后还是出现了一些实际问题：开阔的办公室使得隐私变得困难，而被玻璃围拢的办公室在阳光直射下变得非常炎热。但这并不妨碍理查德医学研究所在整个建筑界引发热烈的追捧。在1961年夏天，仅仅在它完成一年后，这座建筑便在纽约现代美术馆单独展出——这是纽约现代美术馆第一次为单独一件建筑作品举办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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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就在因这件“臭名昭著”的成功作品跻身一流之际，康也在为自己日后的诸多失败设定模式（也许对它们更好的称呼是“未完成”），这些失败同样定义了他的职业生涯。在1957年接受理查德医学大楼项目的同时，他的公司承接了其他7个项目，当中只有2个完成了：一座属于弗雷德·克莱佛和伊莱恩·克莱佛的小型私人住宅，主要还是由安·婷操刀设计，另一个项目则是对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生物学服务大楼进行有限的重建与改造。另外的5个项目——包括为2个家庭分别设计的住宅（一栋在宾夕法尼亚，另一栋在俄克拉荷马）、一座位于栗树山的私立学校、一个位于费城北大街的热传真销售办事处，以及位于同一条街上的美国劳工医疗中心的重建工程——最终都没有结果。所有建筑师都要为未建成的项目承受损失，但康在这方面的损失似乎超过了业内的平均数值，而且随着事业的扩展，损失的比例却未见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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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未完成的建筑中，最令人惋惜的一座，至少在他自己眼中如此，是密克维以色列犹太教会堂。他为这一项目工作了11年，最终却被告知会众们不想要他的设计。不过，失望在此时还显得遥不可及。1961年，当他被授予这个犹太教会堂的委托时，那似乎标志着他更加成功，是足以与纽约现代美术馆的国家性荣誉相匹敌的本地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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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授予”这个词，用来描述这个最终选择了康的决策也许并不恰当。密克维以色列，费城最古老的犹太教派（他们同时自认为是全美最古老的、未间断开放的犹太教会堂经营者），并没有为挑选他们新建筑的建筑师进行任何形式的竞赛或是任何正规的选择程序。相反，是一对位高权重的教派成员，即艾丝特长期以来的雇主伯纳德·阿尔珀斯博士，以及他的妻子莉莲·阿尔珀斯博士提名了康，且只有康一人被提名。因为当初费城城市规划委员会轻慢地对待了康，并没有充分地将他的想法付诸实践，阿尔珀斯夫妇希望以此弥补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轻微过错。同时他们也希望这座犹太教会堂能够在一位自己了解其成就并钦佩的建筑师手上完成。但在1961年5月，尽管他们仍有能力让更多的会众为康投票——此时康已经投入到了热火朝天的设计进程当中——会众当中积聚的怨恨却越来越多。选票未能一致通过，有两位理事投票反对这个委托：一位认为启动这一计划为时尚早，另一位则是反对这种没有余地的选择。也有人担心，本身便是密克维以色列会众一员的建筑师阿尔弗雷德·本迪纳（Alfred Bendiner），会因自己没有被选择来完成这一任务而感到被冒犯（实际上他确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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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康在犹太身份上的不足也许难逃其咎。他尽最大的努力学习正统犹太教的指导原则，以及这一教派缘起的西班牙裔犹太教特定传统。但他无法向密克维以色列的会众隐瞒自己缺乏宗教教育这一事实。“珈底什/吉都什”，他在一幅建筑草图旁边做了标记，仿佛在帮助自己记忆葬礼上的祈祷与每周餐礼上的传统祈祷之间的区别。他一直把圣所唤作教堂，把苏克棚唤作小教堂——堂而皇之地讲出基督教用语，这符合康自己的普世理念，他将所有的宗教视为同根同源，但却会惹恼他的客户。康还对宗教建筑的本质有自己坚定的信念，即世俗与神圣空间之间必须有明显的分离。这对经费有限的会众来说有些负担不起，而一系列矛盾的最后一场战役，发生在建筑师拒绝将礼品店容纳进圣所的屋檐下之时。至少在和自己的员工对话时，康引用了基督坚持让货币兑换商远离教堂这一例子作为自己的论据。但对于密克维以色列的信众来说，这一来自《新约》的引用（如果他们还知道出处），将成为终止合作的最后一根稻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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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所有这些冲突仍未发生。在1961年的5月和6月，康满怀热情地投入到了这一新得的委托当中。他最初的设计，显然受到了两年前参观过的勒·柯布西耶作品朗香教堂和拉·图雷特的启发，让光线透过穿孔的外墙，巧妙地渗入到封闭的内庭当中。倘若密克维以色列的计划能够实现，它将以其未经处理、相对自然的光照效果，得到比理查德医学大楼这一严格直立的建筑更多的关注。然而，即便他已经开始进行犹太教会堂的设计，但理查德医学大楼才是那个让他身处在溢美之词当中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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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阿尔弗雷德·牛顿·理查德医学大楼为主题的纽约现代美术馆展览在1961年6月6日开幕，私人观赏与鸡尾酒会则在前一天举行。这是一个盛大的场合：展览的负责人怀尔德·格林（Wilder Green）赞美这栋建筑“可能是战后美国建造的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康的同事和家人们的情绪也十分高涨。聚会在雕塑园举行，在一个温暖、晴朗的黄昏。随着鸡尾酒时光的流逝，白昼逐渐融入暮色之中。有超过100人接到了邀请，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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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场鸡尾酒会，利奥波德·康特意从加利福尼亚赶了过来。在开幕仪式上，有人看到他正在和初次见面的安·婷说话。“你这么漂亮，为什么还没有结婚呢？”他问她，而她的回应略带挑逗：“我一直在等你呢。”这引得利奥波德发出大笑。哈莉特·帕蒂森则坐在和他们有一定距离的地方，好奇安说了什么，能让他笑成那样。位于中间的是大人物们，艾丝特·康扮演着正式伴侣的角色，她在苏·安身边徘徊，保护着她。苏·安当天上午刚从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她的父母一起参加了毕业典礼。［宾夕法尼亚大学当时的校长盖洛德·哈恩韦尔（Gaylord Harnwell）博士也被邀请参加开幕式，但他礼貌地回绝并表示歉意，说自己在毕业典礼时摔伤了，因此不能到场，并表达了对开幕式的主宾的赞许。］出席这次活动的建筑领域名人，有菲利普·约翰逊，他是纽约现代美术馆建筑委员会主席；还有文森特·斯考利，他刚刚从耶鲁退休，正和康的许多前同事待在一起。几位供职于建筑事务所的费城建筑师及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也出席了，康公司的一些年轻的新员工也来到这里，其中包括戴维·罗斯坦（Dave Rothstein），这次展览当中大多数建筑模型都是出自他手。但出席最多的还是康公司里的老员工，他们自豪地聚集在这个重要的场合，一同庆祝他们大器晚成的雇主终于在这一刻受到了广泛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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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即便是在此时，路易斯·康也很清楚理查德医学大楼并不是他最终的成就，甚至也不指向他日后要走的道路。“如果世界是在我设计了理查德医学大楼之后发现了我，”多年后他告诉记者，“我则是在设计了特伦顿那小小的混凝土浴场之后发现了自己。”他的这个判断日后被证明是格外正确的。在理查德医学大楼项目开始前3年的特伦顿浴场，更准确地预示了他在日后完成的那些奇迹般的杰作。事实证明，它适度而精确的结构，可以为使用者带来他的那些杰作所能带来的乐趣：一种与世隔绝的安定感，同时又可以与外部世界沟通；各种形式、一天内随时间变化的自然照明所带来的愉悦；坚固的材料，如未涂漆的木材和粗糙的混凝土所带来的可触及的享受；以及在最平常的环境下产生的庄严肃穆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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