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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亨利·威尔科茨在1964年年中第一次向康提及自己要从巴基斯坦回到美国时，康提议他可以在回家的路上顺便到费城看看。不过最终，威尔科茨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在东海岸逗留。“我给他打电话说我不能去费城了，因为我的家人都在得梅因集合，而随后我就要去丹佛。”亨利回忆道。他和他的妻子很想念科罗拉多，他们想回到那里，尽管还没有公司愿意为他提供职位。但路提出了其他的建议。“他问我要一个能在得梅因找到我的地址，”亨利说，“然后我在我父母的地址收到了一封海外电报：‘随时欢迎你。路。’于是我改签了机票，前往费城。”1964年9月，亨利开始在康的办公室工作，同时他开始为自己的家人寻找住处，包括他的两个儿子和妻子艾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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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后不久，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个来自艾丝特·康的电话。“我们通过电话，”他说，“我第一次到办公室的时候，她打电话过来，说想和我聊一下。路一定和她提起过我。我们通过电话聊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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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艾丝特问了他一个直接的问题：你在哪里找房子呢？亨利立刻明白她为什么要这么问。作为一个非裔美国人，他非常清楚，尽管房东和房地产经纪人可能会假装向他展示他们的空房，但实际上只有少数人愿意向他出租。在当时的费城，在专业领域供职的黑人还很少，黑人建筑师更是屈指可数。“我想可能有一些，”威尔科茨说，“但我从没和他们打过交道，我们隔得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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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艾丝特的电话对他来说意义重大。“她的一个优点是她非常直接。”亨利说，“她告诉我在哪些街区我会受到欢迎，哪一些则不会。”在他们谈过之后，他放弃了那些没有希望的街区，而他的家人最终定居在了日耳曼敦。性格不同的人可能会被艾丝特的直来直去甚至是鲁莽吓到，但亨利却觉得这很令人愉快。“了不起的女人。”他强调，并且始终坚持这个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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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令亨利感到自己受到欢迎的人，是戴夫·威兹德姆，康公司里的办公室主任。“我一来到这里，除了艾丝特，还有他——他和他的妻子邀请我到他们家共进晚餐。”亨利解释说。实际上，威兹德姆邀请的是他和艾琳夫妇两人。“所以我们就去了那里，在斯沃斯莫尔，和他们夫妻俩一起吃了星期日的晚饭，他还把我介绍给了他的女儿们。”亨利说。换句话说，那是一个专门用于同事之间休闲沟通的夜晚，这在1964年时种族隔离现象还很普遍的费城，是很不寻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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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家里到处都是书和杂志，《纽约客》，还有艺术作品。”威尔科茨回忆说，“他有史密森尼爵士乐合辑的黑胶唱片——其中一些也有可能是虫胶的。”亨利发现戴夫是个读书狂，他的妻子海伦也一样，她在当地图书馆做志愿者。他们两个还都是贵格会教徒。“海伦会参加礼拜活动，不过据我所知，戴夫并不会去，”亨利总结说，“他会用自己的方式践行信仰。他从不夸耀这一点，也不会声张。他是个老宾夕法尼亚人，一个很棒的家伙，我们相处得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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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在康的办公室，没有人和戴夫·威兹德姆相处得不愉快。这是他的基本品质之一，是他能够在20年里保持自己地位的方法。最初在斯托诺罗夫与康，随后在路位于云杉街1728号和第20大街138号的独立公司，以及最终的核桃街1501号，戴夫的工作始终是监督所有员工，协调每一项工作。正是威兹德姆——“著名的贵格会教徒”，杰克·麦卡利斯特如此称呼他——以自己的冷静、智慧和日复一日的脚踏实地，保持着公司的平稳运转。“戴夫是与众不同的，他很谦和，是个不可知论者。”理查德·沃尔曼说，“没人不喜欢戴夫，他就是胶水，你得用胶水才能把纸箱粘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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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夫就是这间办公室。”亨利·威尔科茨说，“当然，每个人都知道，办公室里只有一个建筑师，那就是路。但路是进进出出的，而戴夫把一切维系在一起。他是个始终如一的人。”按照亨利的说法，“他参与到办公室经手的每个项目中。通常情况下，一个项目到来时，路首先会和戴夫谈一谈”。而在项目进行过程中，威兹德姆的角色甚至会变得更加重要。“在设计绘图阶段，每个负责工作的人都会来向他请教。”威尔科茨说，“他们会问戴夫：‘这个要怎么做？’他就会坐下来，细致地把问题解决掉。有问题，找戴夫。有时路会进来，对戴夫说：‘你想让我怎么做？告诉我。’然后戴夫就会说：‘做这个，和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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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不是说康和威兹德姆的关系一向很平稳。不像其他人，戴夫总会对康的观点提出反驳。（“戴夫不是好好先生”，威尔科茨指出，而在康的办公室里，“好好先生有很多”。）尽管康曾告诉亨利，戴夫是他最好的批评者，但如果不喜欢那些批评，他还是会对它们表示拒绝。在亨利·威尔科茨来到公司几年后开始为路工作的加里·莫伊记得，有一次他和亨利觉得他们正在进行的贝丝·艾尔犹太会堂项目可能需要重新设计。“我们询问了戴夫的意见，”莫伊说，“然后他安排我们和路一起开会。我记得在会议的关键时刻，因为清楚工作的现状和剩余的费用，戴夫提出‘我们负担不起让一切推翻重来’。路非常生气，说‘我们负担不起的是不推翻一切’。事情就这么陷入了僵局，然后我和亨利重新检查了项目，修改了一部分内容，使项目可以继续下去。”但莫伊，尽管他也主张推翻重来，但通过此前的争吵，他“对戴夫的观点非常尊重（路的财务状况对大家都有影响），并且对他敢于对路直言不讳充满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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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夫做事是很踏实的。”威尔科茨说，“他会说：‘我不知道，路，这是干什么用的？它打算怎么办？这毫无意义！’有时路会因为戴夫大发雷霆，冲出办公室。”但他迟早会回来，通常都很快。在亨利看来，他们的关系就像是那种“老朋友，你知道该怎么和朋友一起相处，你可以冲朋友发火，路就会对戴夫发火，但第二天，他就会对他赞不绝口”。亨利认为，是潜意识里的相互尊重让他们联结在一起。戴夫强烈的自我意识，能够让他在康的暴跳如雷面前保持冷静，这也有助于他们的关系。“没有什么会烦到戴夫，”威尔科茨说，“他似乎不会生气，当其他人因为某些事情生气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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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些人把这种镇定当成软弱。“戴夫·威兹德姆是个了不起的、温柔的男人，非常聪明，但缺乏好胜心，不够坚强。”戴维·斯洛维奇评价说。“戴夫是圣人，”埃德·理查德说，“他喜欢路，但路像其他人一样待他很糟。”弗雷德·兰福德则把戴夫称为“真正的好人，一个非常善于合作的家伙”。但他觉得，康并没有真的依赖他来完成设计。“建筑细节方面，他并没有依赖戴夫——滴水、建筑构建的方式。”兰福德总结说，“他会和一些年轻人说：‘去问戴夫，他知道。’”而正如兰福德和其他人指出的，戴夫从不会因为太忙碌而拒绝回答问题：他总是有空，他用自己的空闲来守护康的时间。“他会说：‘他很忙，别去烦他。’他就像路的保护者。”弗雷德回忆道。“戴夫总是很尊敬路。而我们都知道路也尊敬戴夫，但这并没有表现出来。他们在一起太久了，并没有什么温情的表现。就像是一对相互对抗的兄弟。”弗雷德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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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兹德姆在办公室里的特殊地位体现在一个方面，那就是他的工作时间安排。其他人的工作时间都像康一样疯狂。“白天和夜晚对于路来说没有什么不同，”加里·莫伊指出，“如果有工作需要完成，那就一定要完成，即便是在常规时间内不可能做完的情况下。记好了，路的事务所与其说是一家专业公司，倒不如说是一位艺术家的工作室。”但戴夫·威兹德姆却严格遵守职业的上下班时间。“他会在上午到，8点半或者什么时候，然后在5点半或6点下班。”弗雷德·兰福德说，“有时，如果工作真的很忙，他会在周六或周日来一天。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不会像大家那样工作那么长时间。”亨利·威尔科茨也同意这一点。“没错，是真的，他会回家”，亨利记得，有一次，大家都在夜以继日工作，“周末也一样，而戴夫告诉路他周六或者周日都不想来”。然后康对他说：“哦，你是说是因为你们宗教的原因？”亨利一直也不清楚他是不是在开玩笑。（显然戴夫也不知道。在路去世后多年，威兹德姆曾对一个记者说，在生命最后的阶段，康让自己相信，一些贵格会教徒会对在礼拜日工作这件事良心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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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在常规的工作时间，戴夫·威兹德姆会在办公室里主持全局，办公室里尽管有一些混乱的成分，但也有其自身明确的模式和惯例。戴夫一个人坐在5楼入口左边的一张桌子旁，这是你在主绘图室里能够看到的第一张桌子。如果不向左拐，而是向右，你会走到露易丝的桌子前，它就在路易斯的封闭办公室外面，紧挨着浴室。露易丝会把办公日历在自己桌子上展开，朝向外面。这样每一个想知道康在哪里——或者曾经去了哪里，再或者他将要去哪里——的人，都可以找到答案。康还经常亲自在日历上做手写的添加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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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康在办公室，并计划待上一阵子的日子里，他会走进自己的办公室，脱下夹克，穿上他留在那里的一件开襟毛衣。然后他会到绘图室四处走走，查看设计进程，和每一位负责项目的建筑师交谈一番，最后来到戴夫的办公桌前，跟他探讨各种问题。有时候，尤其是在一天中的晚些时候，康会在自己办公室里，关上门，与人通电话或是打个盹儿。有时他也会在里面画草图，并在随后拿出一卷黄色的描图纸，把某个新设计展示给相关负责人看，解释他想做怎样的修改。“他会到你的桌前，说：‘你可以把这个移到……’他总是随身带着黄色的纸，便宜的描图纸。”兰福德说。康还有一本总是随身携带的小速写本，方便他将自己在火车或飞机上产生的想法捕捉下来，带回办公室。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似乎当场就能想出主意。“看着他画出一幅草图的感觉很美妙，”威尔科茨回忆道，“他会走过来，把你从凳子上推开，开始画草图：画下来，擦干净。然后他会跟你讲2楼，再擦掉，接下来是3楼——你必须跟上他的节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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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有很多日子，康是根本不会到办公室的，通常是因为他在外出差。露易丝为他制定所有旅行计划，而经过多年的训练，她学会了避开一开始制造的灾祸。她在安排旅程方面犯下的第一个错误，发生在她刚开始为康工作不久。当时，他正准备为唯一会教堂项目前往罗切斯特。“因为从没坐过火车旅行，所以我对住宿的问题一无所知。”露易丝回忆道，“我给他在火车上定了一个小包间，结果出了大差错。他评价说：‘我不到一米七，但即便是侏儒也没办法在那里伸开脚。’我明白他说的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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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犯下第二个错误——让他带着一本过期护照出了国——之后，露易丝提出要辞职，但康却坚持要她留下。“即使是打棒球，击球手也有三次挥棒的机会，”他告诉她，“我还不能让你走，因为我想看看你是否能成为最棒的那一个。”所以她一直留了下来。到60年代中期，她为康安排的旅行比往常任何时候都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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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给他安排的最有趣的一次国外旅行，实际上跟任何特定项目都无关。1965年，作为国务院文化交流项目的一部分，康受邀前往苏联。文森特·斯考利一路与他同行。他讲起了他与康一同参观俄罗斯建筑的经历。“有一次，在莫斯科的一个夏天夜晚，我们在克里姆林宫周围走来走去。”斯考利说，“克里姆林宫的塔楼非常漂亮，很浪漫——它们出自意大利建筑师之手——然后我对他说：‘路，看看它们告诉了我们什么。’如果这样理解，它们的确如此。但路说：‘别这么看，要看它们把重量传递下来的方式。’确实如此，它们都是砖石建筑，人们真的可以感受到顺着墙体传下来的压力。这很美，我总是觉得这是路的建筑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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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他们在列宁格勒时，他们当时准备参加一场由美国方面主办的美国建筑展。斯考利称呼它“是一场不像话的业余展览，用来展示我国物质文化的光彩与美丽，以震撼俄罗斯人”。当康被邀请向列宁格勒市长及其随行人员介绍这一展览的时候，他拒绝了。“他说这有失体面，他不想做那样的事。”斯考利讲道，“但他同意可以与众人同行并且到场，回答现场可能出现的提问。”而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问题——有关康自己的罗切斯特教堂，这位市长评价说它根本就不像是一座教堂。“这就是它为什么会入围这场给苏联人看的展览。”康面带微笑，立马回应。随行译员（“一个可怕的老古板”，按照斯考利的说法）并没有翻译康的评价，但也没能阻止俄罗斯人的纵情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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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60年代的推进，费城办公室的生活越发疯狂。“忙得不可开交。”威尔科茨回忆说，他四下舞动双手，表示当时状况的纷乱，“人员流动很大，没人置身其外。很多人进进出出，人们会来赶图，工作一小段时间，然后开始下一个工作。我觉得当时没有人被炒”。也许是没有，但确实有些人没了工作，尤其是当他们从事的项目结束之后。“布林莫尔项目结束以后，他让那个项目上的所有人都走了。”埃德·理查德说，“他们都被请走了，路已把钱花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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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从1965年开始，资金短缺越发成为康公司里一个令人绝望的主题。露易丝——亨利形容她是“一只母鸡，一个非常快活的人”——随着自己作为秘书的工资越发飘忽不定，只好在一家餐饮公司找了份兼职，以维持家庭开销。而亨利自己，尽管他的妻子已经作为护士在工作，但日常开销依旧捉襟见肘，因为他的工资也无法按时到账。加里·莫伊则发觉自己加班时间越来越多的同时，财务状况却不断恶化，为此他只好向康提出了辞职。“他试图说服我，让我留下来，”莫伊回忆道，“他说他很快就能收到一个项目的回款，这样他就可以付钱给我。我告诉他我不能接受这个答复，因为大家都处在同样的状况。”然后康告诉加里可以休息一个周末，等周一再回来工作，到那时他会想出办法来解决。“周一的时候，他给了我一张来自艾丝特的个人支票，支付了我的一部分工资。”莫伊说，“我很好奇艾丝特用这种方式帮过他多少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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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还在建筑学院念书的戴维·斯洛维奇在平常拿的是时薪，此时需要就工资问题和露易丝或戴夫·威兹德姆谈判。“他们对此很坦诚：‘我们的资金遇到了一些问题，到下下个周三才能付给你薪水——请问在那之前你需要多少钱来保证日常开销？’然后等到下下个周三支票就会到位。”斯洛维奇回忆道。“但并不是每次都会这样，也许有一半或1/3的情况会这样。我想达卡方面付款并不是很规律。”他补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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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是非常不规律。路曾派杰克·麦卡利斯特到巴基斯坦索要该国政府欠公司的50万美元工程款。“汗总统是个出色的大人物，”杰克回忆说，“因为在桑德赫斯特[9]待过，他的英语非常好。他叫我麦卡利斯特先生，寒暄几句之后，他说：‘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呢？’我说：‘付我们钱。’‘我欠你们很多吗？’他说。‘足以让我们倒闭了。’我说。”麦卡利斯特告诉他，如果他们得不到工程款，达卡的项目就会被暂停。按照杰克的说法，下个星期一一早，钱就汇到了康的银行账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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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尔克项目里，麦卡利斯特同样参与了一次有关资金的谈判。事实证明，即便是这一优质客户也无法提供无限的资金，而在某一时刻，出生缺陷基金会的负责人巴兹尔·奥康纳（Basil O’Connor）决定介入。他给康以及乔纳斯·萨尔克开了一次电话会议，两人同时要求路让杰克也一起参加。“奥康纳说：‘路，我们准备解雇你，这个项目没有按时间计划进行，你没有支付应付的款项，现在一团糟。’”杰克回忆道，“路说：‘那么我可以做些什么吗？’他们说：‘是的，你可以让杰克来负责这个项目，让他掌控一切。’而路说：‘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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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65年，萨尔克项目此前刚刚萌芽的问题，已变得相当严峻，这使得“聚会所”不得不从计划中剔除。对于那时大多数为路工作的人，也可能包括康自己来说，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损失。“聚会所”不仅仅是这个项目的中心，艺术性、人文性以及科学性的交汇之所，它还是路最引人入胜的设计之一，高大、苍白的混凝土墙环绕巨大的窗户，光线由各个角落进入建筑当中。这一概念最终在达卡国会大厦的清真寺当中得以重现，达到了令人惊叹的效果，但目前这一安慰尚未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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