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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走廊往下走,你会被尽头的光吸引,走近时你会看到,这里的光线主要来自一扇巨大的圆形窗户,它高高地挂在远处的墙上,以及许多扇方形的小窗户,它们簇拥在尾端房间的下角。在你身后远处,中央走廊的另一个终点,有一个类似的房间作为出口大厅,它的方形窗户被改造成了门;但在这一端,除了你走进来的门,小房间再无其他出口。这里只是休息和沉思的地方,并没有明显的功能。长凳被安放在每一层楼角落互相毗连的窗口,这样你便可以背对一端的窗户而坐,同时向另外一边的窗外眺望;同时,在你前面,一面位于内部的砖墙穿过3层楼,上面还带有不同形状的窗户,一直延伸到建筑物的顶部。当阳光穿过外壁高高的圆形开口时,它会在砖墙和石制地板上不断变化形状,使人想起康对于华莱士·史蒂文斯一再重复的错误引用:“你的建筑拥有怎样的一片太阳?”(他还进行了有名的进一步创作:“仿佛直到撞上了建筑,太阳才知道自己大小几何。”)[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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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厌倦了这非凡的内部景观,你随时可以从下面的窗户往外眺望,看到高大的、庄严的方形水塔,它距离校园的其他地方有一定距离。靠近扶手的位置,你可以瞥见坐在下面草地上的一群学生。他们谈话所带来的轻微杂音,可能会传到你所在的这座僻静的屋内,但却无法改变这里作为一处沉默、宁静的冥想空间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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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学院的后面走,穿过宿舍、操场,走过小路和一些漂亮的花园,在校园的一角,路易斯·康留下了自己的个人标记。这些样板拱,是他创造并留下的手工建筑,用来向工人们展示如何铺砖、抹灰浆,以及如何抹除砖块的棱角,使它们更紧密地接合在一起。“他想要薄的接合。”多西说。而与此相反,勒·柯布西耶却希望工人们在砖块之间涂抹上厚厚的泥浆。事实上,如果看到城市博物馆的砖砌方式,你会发现它看起来比印度管理学院的墙壁要粗糙和凌乱许多。但另一方面,勒·柯布西耶的风格本身便更偏向于粗糙的表现:他的混凝土看上去更像是处在工业过程之中的东西——仿佛仍处在潮湿的状态,像是在水泥搅拌机里的样子——而康的混凝土则非常光滑、精致,是一件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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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创造的样本中,混凝土门楣及其上翻的尖端,以及砖拱本身的图案都清晰可见。它们就像一个有实物的签名,让人想起保存在萨尔克研究中心地下室墙上的展现形状和接合处的快速草图:一个表明他在场的迹象,始终挥之不去,证明了他亲手所做的工作。而这里,在这座管理学院校园的背部,你可以看到这些痕迹息止安所,周围只有鸟鸣声、树叶的沙沙声,以及当园丁为植物浇水,喷水软管发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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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广场的一根柱子上贴着一个标志,用印地语和英语宣布这个空间被正式命名为“路易斯·康广场”。这是一种比明确的纪念碑更让人为之动容的纪念。实际上,这座中央庭院尽管很开阔,有时却会让你觉得这是康的设计中功能性较为匮乏的一部分。在阳光过于灿烂的日子,它巨大的长度与宽度使其积累了太多的热量,而使人无法穿行。即便是永动机一般的印度狗,也只能躺在斑驳的阴影里,贴着铺路石给自己降温。人们在广场周围走动时,大多会围绕着建筑,或是选择走进地下通道。他们会绕路而行,而不是接受阳光直射。在阴雨天里,情况甚至更糟,季风送来的充沛降水使得矩形的草木空间变得泥泞不堪;然后所有的人,包括狗,都必须在走廊里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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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当一个人远眺或是俯瞰这座广场时,这个伟大的空间所创造的景观是宏伟的。倘若没有这些景观,你可能无法联想起罗马广场或是奥斯蒂亚·安提卡。然而,这座广场的实用性是匮乏的,因为人们如果无法从容地从中间穿过,那么它便不具有公共功能,而只是带给人们一种广阔而空旷的感觉。无论它所带来的视觉效果有多么伟大,这里总有一些缺憾,一种直觉便可感受到的不足。康本人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为直到他在艾哈迈达巴德的最后一天,他还在修正这一区域的设计。他为这座广场的最终草图——一张粗糙的、想法丰富的画,依旧用炭笔在黄色描图纸上完成——标注的日期是1974年3月15日。也许,如果他能活着,他最终就可以想出办法,来填补这里的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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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在一定程度上对印度管理学院的建筑造成了破坏。湿气渗入了抹除边角的砖块,也锈蚀了建筑内部的钢筋。混凝土墙板和天花板出现了裂缝,有一些很大,参差不齐。发生在2001年的一场地震,使得圆柱形楼梯井上方的混凝土盖严重开裂,加上大范围的其他损坏,花费了多年时间才得以修复。铺设在中央广场上的砖块有一半已经断裂,正在等待新砖接替它们的位置,四处的墙壁也因为强烈的酸雨与酷热的交替而越发粗糙斑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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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个地方给人带来的基本感觉并没有被破坏。并不只是因为这座建筑被建造得像一座废墟,时间带来的破坏没有使它变得太过难看。这也许可以成为一部分理由,但绝不是全部的原因。校园本身依旧是一处宜人的场所,它的建筑、拱门、阴影和光线是永无止境的快乐源泉,最后离开之前你总要犹豫万分,因为似乎还有很多东西亟待探索。走进这座校园,你会感觉到,康终于建造了他20世纪50年代帮助制定费城中心规划时所设想的城市。这是一座步行之城,安宁、静谧,但不乏趣味。在那里,你被一些足够高但又不太高的老式砖房包围,蜿蜒的小径,隐秘的庭院,小巷和隧道的隐蔽出口,让人们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聚集在一起。康永远也没能在费城建立自己的步行城,那些反对他的人认为他是自我的、乌托邦的,故意要逃避事物本来的样子。但你在印度管理学院感受到的,恰恰是自我的反面。可以说是一种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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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是一种奉献。”多西这样看待管理学院的建筑之间的形态,以及大规模建筑创造有机的、人性的空间的方式,“你看,人必须谦虚,康就非常谦虚。他是个很害羞的人。当你尊敬某些事物的时候,你会想给它一些距离。”然而,他似乎也为自己做过的事情感到骄傲。“他说:‘这也许是我建的最好的一座校园。’”多西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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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感,可能和这个项目在康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有关。他已经到了某个年纪,抵达了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而此时这个项目来到了他的案头——它体积庞大,步调缓慢——给足他时间思考。“12年:反思的时间,”多西说,“所以当你看到路在62岁或61岁的时候来到这里,然后又过了12年,你几乎可以想象他的精神状态——寻找自己在生活中所做的事。在印度,60岁意味着人已迟暮。你知道你该奉献,而不是去觊觎了。”对于康来说,时常的离别与归来可能强调了这种感受。“你来到这里,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完成工作。你思考时间,思考为什么花了这么多时间,又为什么想来这里。如果你没有思考时间,”多西总结,“你就不会想到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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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克拉斯·欧登柏格(Claes Oldenburg,1929— ),瑞典公共艺术大师,作品常以比例失调的日常用品传达出诙谐幽默的艺术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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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1879—1955),美国著名现代诗人,康所误引的这一诗句出自他的《美之崇拜的建筑》(Architecture for the Adoration of Beauty),原句为“我们怎样才能凿开太阳/劈成砖块/建造一座血色的宫殿?”(How shall we hew the sun/Split it and make blocks/To build a ruddy palace?),而路则引用成了“What slice of the sun does your building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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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康传 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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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英国历史。我喜欢某种程度的血腥——你知道,它是非常血腥的——但有些东西因此产生……我有一套八卷本的英国历史,但我只读第一卷,只读第一章,因为每次读它的时候,我都读到了新的东西。原因在于,我真正感兴趣的是第零卷。而且也许,等我真正读懂它之后,我会发现我感兴趣的,是第负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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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斯·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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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然无法记得开始的一切——不只是因为孩童时的记忆模糊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还因为很多事情发生在他出生之前。而且还有其他事情,也在隐藏他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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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名字发生了变化。首府里加的俄国行省立窝尼亚,现在分成了两个国家,拉脱维亚以及它南部的爱沙尼亚。厄塞尔岛现在变成了萨雷马岛,小镇阿伦斯堡变成了库雷萨雷。莱布·施穆洛夫斯基和贝拉—蕾贝卡·施穆洛夫斯基,变成了利奥波德·康和伯莎·康,而他们的儿子莱泽尔—伊茨,变成了路易斯·伊萨多。所以历史记录——尤其对于当时当地的犹太人来说,已经模糊不清——变得更加令人困惑,更加难以探明,难以阅读。人们掩盖了他们的踪迹,而没有掩盖的部分,历史则乐意效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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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路易斯·康的这个男人总愿意说,并且相信,自己出生在厄塞尔岛上的阿伦斯堡。但在当时的官方记录中,莱泽尔—伊茨的出生——像他的妹妹绍尔拉,还有他的弟弟奥舍尔一样——被注册在大陆城市佩尔瑙(现在的派尔努,位于爱沙尼亚海岸上)。这并不一定说明他的记忆是错的。1901年,当莱泽尔出生时,立窝尼亚行省所有的新生儿记录,包含佩尔瑙和厄塞尔岛的都在内,都由一位拉比掌管。在帝制俄国的统治之下,拉比的职责便是追踪记录犹太人口,并向当局汇报。厄塞尔岛是波罗的海上的大岛,它的面积仅次于哥特兰岛,而阿伦斯堡镇,拥有5000人口,是岛上最大的人口聚居地。然而,在1901年,阿伦斯堡的犹太居民不足100人,无法维持一个完整的会众群体,于是,20世纪初任何在岛上出生的犹太婴儿,都必须在佩尔瑙登记,那里有足够的犹太居民来供养一位拉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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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贝拉—蕾贝卡和莱布也有可能是到佩尔瑙生的孩子,甚至还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毕竟,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在2月20日出生,正值酷寒的冬天,并没有定期渡轮可以保证岛上与大陆之间畅通无阻。这对年轻的夫妇也许是害怕被孤立,因此暂时前往大陆产子——虽然这不能解释他们分别出生在1902年和1904年的第二和第三个孩子为何同样被列为佩尔瑙的新生儿。或许他们每次在孩子出生前都前往佩尔瑙,以便孩子出生时可以找到职业的割礼执行人,在有必要的时候为孩子行割礼,在他们事先无法得知孩子是男是女的情况下。莱泽尔—伊茨的档案里理所当然地出现了割礼的记录,割礼发生在2月27日,他出生一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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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有可能是拉比错记了出生地点,将登记地当作出生地进行了记录。(总是有这样的错误进入记录当中,比如莱泽尔—伊茨,在其他文件中曾被登记成莱布—伊茨,而阿什肯纳兹犹太人是不会以父亲的名字来给儿子命名的。)这或者也可能是施穆洛夫斯基家族为了解决地址问题的做法。在沙皇统治时期,犹太人不被允许在里加等合法聚居区以外的地方逗留太久,而虽然佩尔瑙并不在官方定居区之内,阿伦斯堡却离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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