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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列奥纳多出生在这个石屋的传统观点产生了多久我们已无从知晓，人们比较能确定的是，这种说法流行于19世纪中叶。1845年，埃马努埃莱·雷佩蒂（Emanuele Repetti）首次提出这一说法，他指出安奇诺村的石屋“被普遍认为”是列奥纳多的出生地，并强调了石屋的质朴与典型性：它是一所在托斯卡纳随处可见的佃户农舍。 2 19世纪下半叶，研究列奥纳多的杰出学者古斯塔沃·乌齐耶利（Gustavo Uzielli）认同了这种观点，尽管他也指出，这并非“铁证如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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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座石屋是单层住宅，用当地产的黄灰石材建成。主楼有三个房间，赤陶地面，栗木梁，还有一个大型石壁炉；在主楼的右拐角处有一座较小的建筑，其尽头有个面包烤炉。这两栋建筑符合旧文献对石屋的描述：一栋主楼供房子主人使用，一栋工人楼供在地里耕作的租客佃户使用，佃户再以生产油、谷物、酒、水果、奶酪、蜂蜜和木材等形式缴纳租金。L形结构组成了院子的两侧，庭院的另外两侧可通往山谷，不过现在这个区域已被市政绿化和铺路破坏了原样。总的来说，目前石屋外部似乎有些过度修缮，我们或许能从一张拍摄于1900年左右的模糊老照片中了解到更多的相关信息：它反映了石屋破败不堪、平淡无奇的样子，几扇粗制的小窗户嵌在外墙里，一群穿长裙的女人正围站在采收完的葡萄堆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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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奇诺村的石屋，摄于1900年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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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雷佩蒂和乌齐耶利以后，大量有关这所房子的档案研究相继问世，最早的文献可追溯到15世纪初。尽管传统观点认为这房子与列奥纳多有关有一定的历史根据，但最后把这里认定为他的出生地，则是出于信念支撑。石屋的确属于达·芬奇家族——家族徽章是一头长翅膀的狮子，被雕刻在外墙上——但难以忽视的事实是，列奥纳多1452年出生时，这里还不属于他们，它是列奥纳多的父亲塞尔·皮耶罗·达·芬奇约30年以后才购置的。达·芬奇家族一直拥有这套房产，直到1624年列奥纳多同父异母的弟弟古列尔莫的一位后人将它卖给一所佛罗伦萨女子修道院。列奥纳多出生时，房子归公证人塞尔·托米·迪·马尔科所有。据描述，这栋房子在当时是一间橄榄油磨坊。（据乌齐耶利于19世纪末的记载，当时人们仍能看见一块老磨石放在房子边上。）公证人塞尔·托米和达·芬奇家族稍有关联：一方面他们是同行——达·芬奇家族也是公证人家族；另一个异乎寻常的关联是，塞尔·托米于1449年10月18日让人起草了一份合同，把自己的一部分房产转让给了另外两个人，而撰写及作为证人签署这份合同的人，正是列奥纳多的祖父安东尼奥·达·芬奇。一些与该合同相关的笔记显示，安东尼奥应邀起草合同时，正待在安奇诺村一座“农夫的房子”中：当时他正在玩西洋双陆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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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东尼奥·达·芬奇的休闲爱好，这则故事是有趣的，但他与石屋的这点偶然联系，并不能作为他孙子在此出生的证据。这的确像是达·芬奇家族在乡下会拥有的房产，它为列奥纳多的成长勾勒出一幅重要的图景：地处农村，贴近土地，淳朴但绝不简陋。这也满足了我们追求确凿证据的欲望：一定要给他的出生地定位在一座确切的房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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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出生地难以确定，他的出生日期乃至时辰却是确定的。这件事被上文所说的当时已年近八旬的祖父安东尼奥精准地记录在由他的祖父传下来的旧笔记本封底上。在那里，他已经记下了他4个孩子的诞辰和洗礼，在底端仅剩的空间里，他记录了新一代家族成员的诞生——“1452年，4月15日，周六，晚上第3个小时，我的孙子出生了，他是我儿子塞尔·皮耶罗的儿子。他名叫列奥纳多。” 4 当时时间从黄昏时分开始估算（或更确切地说从圣母教堂颂晚祷的钟声响起时），晚上第3个小时是晚上10点半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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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接着写道，婴儿由他家在镇上的邻居，教区神父皮耶罗·迪·巴尔托洛梅奥施洗。这一点大概意味着洗礼在芬奇镇的圣十字教区教堂举行，那里粗糙的石质洗礼盆从列奥纳多的时代开始就一直在使用了。按照习俗，孩子出生后的第二天接受洗礼，列奥纳多的洗礼是在4月16日，周日，也就是1452年复活节过后的第一个周日——卸白衣主日举行。洗礼仪式要在芬奇镇浸礼注册处登记，但现存最早的注册处记录已到了16世纪50年代。 5 超过10位教父母出席了这次洗礼仪式，人数相当可观（相比之下，出席列奥纳多父亲皮耶罗的洗礼仪式的教父母只有6位，而16世纪芬奇镇出席洗礼仪式的教父母的平均人数只有2到4位）。在列奥纳多的这些教父母中，有两位是达·芬奇家族在镇上的近邻：南尼·班蒂和南尼·迪·文佐的女儿玛利亚。出席洗礼的还有阿里戈·迪·乔瓦尼·泰德斯科，他在德意志出生，是里多尔菲家族的管家，这个家族是拥有芬奇镇周边土地的权贵。还有某个叫蒙娜丽莎·迪·多米尼克·布列塔尼的人，她的名字提醒我们，与列奥纳多最为著名的油画联系在一起的那个名字很常见。“蒙娜”仅仅意为 “女主人”或“太太”，它是“夫人”（Madonna）这一尊称的缩写，但与其英文同义词相比，又少了些许贵族气质。如果列奥纳多真的像相信安奇诺村传闻的人认为的那样出生在穷乡僻壤，这场洗礼仪式未免显得过于热闹：他们可能举行了祝宴（使用了大量达·芬奇家族葡萄园所酿造的红酒）之类的“庆典”来为洗礼增色。尽管列奥纳多是私生子，镇上居民和家族成员都欢迎他的到来，在安东尼奥的字里行间，以及仪式记录中，都没有嫌恶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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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关于列奥纳多出生和洗礼的珍贵记录，是德国学者埃米尔·穆勒（Emil Möller）博士在20世纪30年代从佛罗伦萨档案馆中发现的。（实际上，穆勒在信中宣告这个发现时还附笔：“元首万岁！领袖万岁！” 虽然，这可能会导致我们对他爱不起来，却不会改变他这个发现的价值。）列奥纳多是难以捉摸的人物，与他相关的历史记录也让人琢磨不透：文献证据模棱两可，事实扑朔迷离。我们应该感谢他年近八旬的祖父用坚定而清晰的笔触如实地记下了这件事，也感激他将列奥纳多的出生时间永恒而切实地定格在芬奇镇春日的景色中。无花果树在萌芽，梯田飘散着野生金盏花的香气，绿荫之处的第一束橄榄花正在绽放，朵朵小黄花预言着丰收将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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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家族在当地家大势大，他们虽不是贵族人家，称不上富有，也不见得声名显赫，但拥有良好的地位和声望。他们过着15世纪那种令人羡慕的庄园主双重生活：在城里经商，于乡间务农。他们勤劳地经营着自家的葡萄园和果林，同时竭力培养在佛罗伦萨的人际关系，缔结有利的婚姻，使收益化为地产。我们无意将他们的生活方式浪漫化——毫无疑问，他们也会遇到不顺和困难，但他们似乎也都适应了，而且家族中还有几人十分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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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家族是公证人之家，这个职业随着13世纪繁荣的商贸发展而兴起。正是公证人来起草合同，为交易做证，保管和拒付汇票； 他们还是记录的制造者和保管员，并且他们的工作渐渐衍生出其他职能——代理人、会计、投资经纪人——这些都推动了商业之轮运转。在佛罗伦萨，公证人行会是当时7所主要行会中最有威望的。最早有历史记载的达·芬奇家族成员是塞尔·米凯莱，他是一名公证人，他的儿子塞尔·奎多也继承了他的衣钵。（“塞尔”这个尊称，大致等同于英文中“先生”一词，一般用于称呼公证人和律师。）1339年的一次公证活动就记载有塞尔·圭多，这是这个家族第一次被记录在历史档案上的时间。安东尼奥·达·芬奇就曾用塞尔·圭多的旧“公证笔记本”来记录家族成员的生辰，其中包括奎多的玄孙列奥纳多·达·芬奇。家族最著名的公证人是奎多的儿子塞尔·皮耶罗 （我应该称他为老塞尔·皮耶罗，以便和列奥纳多的父亲区分开来），他是个满怀抱负的人，活跃于14世纪晚期的佛罗伦萨，那是美第奇家族崛起前的最后几年。1361年，在被授予公证人身份后的第二年，他成为佛罗伦萨驻萨索费拉托宫廷的使者，随后他又被任命为佛罗伦萨共和国执政部门的公证人。他的兄弟乔瓦尼也是一名公证人，不过他似乎在1406年死于西班牙：这是一名出门远游的达·芬奇家族成员，这有一些反常。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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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14世纪的达·芬奇家族来说，佛罗伦萨是他们平日的家，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首都，而芬奇镇是他们祖先的家，那里有继承下来的遗产，也是他们躲避城市夏日酷暑的地方。芬奇镇并不总是块宝地，它紧挨着佛罗伦萨的西部边境线，时常遭到佛罗伦萨的敌人袭击。14世纪20年代，卢卡的铁腕人物卡斯特鲁乔·卡斯特拉卡尼，又称“阉狗人”，就曾在芬奇镇城墙下扎营超过6年。随后出生于英格兰艾塞克斯郡的雇佣兵首领约翰·霍克伍德爵士也盯上了这座小镇，他的准军事部队“白色军团”在乡间引发莫大恐慌，这发生在1364年。霍克伍德——他的意大利名叫乔瓦尼·德·阿库托，因此又称约翰·夏普（“阿库托”有敏锐之意，即英文中的sharp）——当时受雇于比萨，几年后他却成为佛罗伦萨忠诚的指挥官。在一幅由乌切洛绘制的挂在城中大教堂里的壁画肖像中，他骑着白色的军马；列奥纳多肯定知道这幅画。有人认为，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骑士的原型就是霍克伍德——那“忠贞、完美又温雅”的骑士是这个无情残忍、见利忘义的雇佣兵的一幅极具讽刺意味的肖像画。乔叟于14世纪70年代早期在佛罗伦萨出任外交使节，老塞尔·皮耶罗正好在这段时间涉足政坛，所以他很有可能曾见过这两位令人敬畏的英格兰人。乔叟在《教士讲的故事》中写道，“小心这些陪审员和公证人”，这提醒了我们，公证人这一职业并非总是那么“公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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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塞尔·皮耶罗的儿子——看上去是他唯一的儿子——和他截然两样。这就是列奥纳多的祖父， 我们已经对他略知一二的安东尼奥：他在安奇诺玩西洋双陆棋；一丝不苟地记录着家族成员的诞辰与洗礼。他1372年左右出生，很有可能曾当过他父亲的学徒，但他没有成为公证人。我们了解到，他一直在芬奇镇生活，选择了一种所谓文艺复兴早期乡绅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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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7年，正是安东尼奥生活的时代，佛罗伦萨颁布了第一部卡塔斯托，这是一套新的土地登记和征税系统，它适用于共和国内全部土地所有者。这套系统要求土地所有者申报他们土地的年产量，并会依此征收1.5%的税款，人们还须上报家庭成员的人数，每人能获得200弗洛林津贴。这些可减税的家属被简称为“嘴巴”。卡塔斯托衍生出的纳税申报单，现在被佛罗伦萨国家档案馆归类成一系列气味刺鼻的档案包，它们是15世纪托斯卡纳地区的境内土地调查清册，使达·芬奇家族——还有成千上万的富翁和贫民——成为历史焦点浮出水面。在1427年第一部卡塔斯托的纳税申报单中，安东尼奥大约55岁，已经结婚并育有一名幼子。 8 他的妻子露西娅比他年轻20岁，是另一位公证人的女儿。她的老家离芬奇镇不远，位于阿尔巴诺山东侧的托伊亚迪巴凯莱托；这一家人还生产陶器，专门制作锡釉彩陶，拥有较广的客户群。安东尼奥的孩子——一个14个月大的男孩——和他的祖父、外祖父同名，叫皮耶罗。这就是列奥纳多的父亲，他出生于1426年4月19日。次年露西娅又诞下一子，名叫朱利亚诺，但他并没有出现在相关的纳税申报单中，所以他应该夭折了。丧子之痛在1432年有所弥补，他们的女儿维奥兰特出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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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奥纳多绘制的地图草稿，展示了芬奇镇附近的一处家族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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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时候安东尼奥在芬奇镇附近的克斯特莱西亚拥有一座农庄，还有其他一些乡村产业：他们每年的收获大约有50蒲式耳小麦、5蒲式耳黍、26桶葡萄酒和2罐油。他在芬奇镇还拥有两块建筑用地，城墙内外各有一块。1427年，这一家人实际上没有住在他们家任何一处房产中，而是搬到一间“乡下的小房子”里，房子主人欠了安东尼奥的债。这是个双方都方便的安排：欠款以提供无偿住所的方式偿还，而且安东尼奥也可宣称自己“没有房子”。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在这些早期意大利纳税申报单上，人们为了避税，往往夸大自己的贫穷程度。6年后，1433年的卡塔斯托记录了安东尼奥和他的家人住在芬奇镇的一个“带一个小花园的小房子”里。 9 这些小宅小院，再一次让纳税人钻了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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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是个很有魅力的人，也是个重要的人，因为在列奥纳多大部分的童年时光中，他是一家之主。我们从字迹中就能看出，他是有文化的人——他选择了乡绅生活，放弃了佛罗伦萨高压但是高薪的工作。他听起来和他年轻一些的同辈——佛罗伦萨律师贝尔纳多·马基雅维利，那位知名作家的父亲——相似，拒绝了商业竞争，选择了更为安静愉悦的乡村生活。贝尔纳多是个博学的人：据说他将李维的《建城以来史》副本拿到书籍装订商那里，并且以他葡萄园产出的“三瓶红酒和一瓶醋”作为押金。 10 他过着典型托斯卡纳知识分子阶层——受过教育且爱书的乡下人——的生活，而安东尼奥·达·芬奇或许也是如此。这些人选择拥抱某种艰辛的生活，或者被认为是这样做的。当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聊起自己的童年时，他以一贯尖酸的口气说：“在我学会享受之前，我先学会了无欲无求。” 11 列奥纳多也十分珍视俭朴和简单的生活方式，这是他小时候在农村的生活留下的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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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的钟摆再度摆了回来，安东尼奥的第一个儿子皮耶罗饶有兴趣地踏进了“陪审员和公证人”的世界。这位生机勃勃的小塞尔·皮耶罗像是他同名祖父的转世，同样也在佛罗伦萨金融圈声名鹊起。他于1446年离开芬奇镇：那一年安东尼奥的卡塔斯托没有记录他和他的家人。他可能在次年，按照惯例在21岁时取得公证人的身份；他手中最早的法律文件日期为1448年。几年后，他在皮斯托亚做事，可能和他已婚并定居于此的妹妹住在一起。他也出现在比萨，但很快他就踏上了前往佛罗伦萨的老路，并且在那里开始经营自己的事业。他的公证人徽章——一种商标，和印刷商的标记没什么不同——可以在一份1458年11月的合同上看到：一个呈云状的手绘图案，中间有个字母“P”，还有一些部分像剑部分像非写实风格的树的花纹从“云”中钻出。 12 这份合同涉及鲁切拉伊家族，该家族是佛罗伦萨的商贾巨头，列奥纳多日后和他们也有一些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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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会认为皮耶罗是一个典型的达·芬奇家族的人——野心勃勃，温文尔雅，不太热心——而安东尼奥最小的儿子，出生于1436年的弗朗切斯科则更多地继承了家族中乐于沉思、热爱乡村的一面。和父亲一样，弗朗切斯科没有当公证人的野心：他在商圈仅有的作为是在养蚕业上做了一些投机。另外，和父亲一样，他似乎一辈子住在芬奇镇，照料着家族的农田和葡萄园。在1498年的纳税申报单上，他简单地写道：“我在乡下生活，没有工作。” 13 列奥纳多出生的时候弗朗切斯科只有15岁，这位叔叔很年轻，在列奥纳多早年生活中是相当重要的人物。在第一版《艺苑名人传》中，瓦萨里甚至错误地将塞尔·皮耶罗·达·芬奇描述成列奥纳多的叔叔，这个奇怪的错误（在后来的版本中被修正）可能正好反映了列奥纳多与叔叔比与爸爸更亲的传闻。 14 皮耶罗或许是一个心不在焉的父亲，终日忙于工作，也不关心孩子。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皮耶罗在遗嘱中没有为列奥纳多留下任何遗产：他那时有好几个合法的婚生孩子。但什么都没留给列奥纳多，这很能说明问题。相比之下，弗朗切斯科叔叔终生膝下无子，他把他的整个庄园都留给了列奥纳多——这份遗产，皮耶罗的合法子女曾拼命争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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