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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列奥纳多关于少年基督令人迷惑的话语指的就是萨尔塔雷利丑闻的话,那就表明1476年的举报导致他被监禁了一段时间。监禁时间可能并不长——或许只是被巡夜长官逮捕和拘留——但这件事留下了烙印。它为列奥纳多在《大西洋古抄本》中画的一些奇特的装置提供了线索,他称这些装置为助人越狱的装置:一台可以扯断窗户栏杆,另一台的标题是《从里面打开监狱》。 115 这些画稿的年代大约是1480年,是列奥纳多最早的发明之一,这些发明可能和1476年被囚禁的经历有关,并且在30年后仍留在他的脑海中:“你们把我关进监狱。”自由,列奥纳多曾写道,是“大自然最重要的礼物”, 116 而且我们对他的一切了解都表明,任何类型的限制——身体的、职业的、智识的,特别是情绪的——都令他厌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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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塔雷利丑闻是第一个,但不是唯一说明列奥纳多初到佛罗伦萨时有同性关系的事件。我们还需考虑到另一则含义模糊的备忘录——含义模糊是因为其中部分字迹难以辨认,它在乌菲兹美术馆收藏的一张满是素描和图表的纸上。 117 素描当中有一对头像,其中之一可能是他早年的自画像,纸上的笔迹是列奥纳多早年典型的“公证体”,全部是花哨的圆体字,有些部分看起来像是他的涂鸦,或是正在试一支新笔。在纸张的顶端,列奥纳多写了一些关于一位名为菲奥拉万蒂·迪·多梅尼科(Fioravanti di Domenico)的佛罗伦萨年轻人的事。阅读起来有一定的困难,而且在左上角有污渍的地方,字迹几乎无法辨认。以下是里希特于19世纪80年代的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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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oravanti di domenicho j[n] Firenze e co[m]p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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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ntissimo quant’e m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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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这段话译成“佛罗伦萨的菲奥拉万蒂·迪·多梅尼科是我最爱的朋友,亲如我的[兄弟]”,最后的词是对第二行末尾难以辨认的涂鸦的猜测。杰恩斯·蒂斯(Jens Thiis)在1913年出版的列奥纳多研究著作中,提供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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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oravanti di domenicho j[n] Firenze e che apa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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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antissimo quanto mi e una vergine che io 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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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话,这句话告诉我们:“佛罗伦萨的菲奥拉万蒂·迪·多梅尼科似乎很爱我,而且是我可能爱上的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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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洛·佩德雷蒂更认同里希特的解读,但是这样来看,第二行“mio”后面不过是“随手涂鸦,没有意义”。当然,要看清蒂斯声称他所看见的全部小字母十分困难,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些笔记明显带有同性恋色彩;但是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列奥纳多对他所“爱”的菲奥拉万蒂怀有非常温暖的感情。这个标准的从他处得来的名字使我们永远不太可能确认他是谁。 118 他的容貌可能也被画在了列奥纳多的佛罗伦萨素描本的某一页上,但就如雅科博·萨尔塔雷利一样,仍然难以捉摸——不是一张脸,而是某种特定的基调或战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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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芬奇传:自由的心灵 “皮斯托亚的亲密挚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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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尔塔雷利丑闻之后,韦罗基奥应该是在皮斯托亚城做重要的工作,这可能是合宜的。1476年5月15日——正是在列奥纳多被指控到被赦免之间的那段紧张时期——韦罗基奥成功接到一份委任工作,即为纪念枢机主教尼科洛·福尔塔圭里而在皮斯托亚大教堂建造巨型大理石纪念碑。这个项目曾引发了一些争执,皮斯托亚的市议会投票决定为此投入300弗洛林,但韦罗基奥想要350弗洛林。1477年初,皮耶罗·德尔·波莱沃洛提交了一个模型,市议会倾向于接受,但争议由洛伦佐·德·美第奇仲裁,他决定支持韦罗基奥。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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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同一时间,韦罗基奥受托为纪念洛伦佐的远房亲属、皮斯托亚的前主教多纳托·德·美第奇制作一幅祭坛画。这幅祭坛画描绘的圣母子有韦罗基奥风格,画面两侧是圣多纳图斯和施洗者圣约翰,是由洛伦佐·迪·克雷迪绘制的——这也是他首个年代确定的作品。祭坛画的绘制持续到1478年,但再次发生财务纠纷,所以直到1485年左右才完成。有明显的迹象说明,列奥纳多曾参与这幅祭坛画的最初构思。最近,有人提议他为圣多纳图斯——与这幅祭坛画所纪念的美第奇主教同名——画过小幅蛋彩画,作为预备草稿。现藏于温莎城堡皇家图书馆的一幅施洗者圣约翰的银尖笔画稿和克雷迪祭坛画中的圣约翰极为相似。 120 卢浮宫现存一幅小型的《天使报喜》,原本也是皮斯托亚祭坛台座上的绘画之一,这幅画的构图明显基于列奥纳多所绘的《天使报喜》。人们有时会说祭坛台座的版本也出自列奥纳多之手,但它更有可能是克雷迪在列奥纳多指导下完成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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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图画上的关联说明,列奥纳多参与了皮斯托亚祭坛画的早期创作阶段。到目前为止,他是韦罗基奥工作室中最有成就的画家,他的年轻同事克雷迪在他的指导下工作是很自然的事。列奥纳多也曾参与了福尔塔圭里纪念碑的早期建造阶段,有人认为现藏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纪念碑陶土模型部分是他的作品。这些约在1476年至1477年间的皮斯托亚项目使列奥纳多得以在萨尔塔雷利丑闻的余波中重新树立起受欢迎的形象。皮斯托亚是他了解的城镇,实际上他有亲戚住在那里,他的姑姑维奥兰特嫁给了皮斯托亚人。这里正是那种当佛罗伦萨刮起丑闻风暴,可以让这个年轻人躲起来的令人愉悦的穷乡僻壤——他可能是被雇主派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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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在上述那张对菲奥拉万蒂·迪·多梅尼科表露喜爱之情的纸上找到一些内容,来确认这件事。纸的底部有一句不完整的话,开头被撕掉了,剩下的部分写着“以及皮斯托亚的亲密挚友”(e chompa in pisstoja)——chompa是compare的缩写,这个词饱含深情,是挚友和同志的意思。纸上另一个地方写着“1478年”。我们推测在此之前,列奥纳多已经在皮斯托亚交了一些朋友,菲奥拉万蒂可能是其中之一,另一个朋友可能是皮斯托亚诗人安东尼奥·卡梅利(Antonio Cammelli),几年后,我们可以在列奥纳多的伙伴中发现他的身影。这些难以辨认的文字进一步证明,列奥纳多利用这次机会,在萨尔塔雷利丑闻后的这段时间里与佛罗伦萨拉开了一段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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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真纳罗村矗立在皮斯托亚以西几英里的小山山顶上,村里的教区教堂是罗马风格,由6世纪初维苏威火山爆发后逃亡到这里的那不勒斯难民建造。列奥纳多肯定知道这个村庄,因为他曾在一张托斯卡纳中部的地图上标出了它,这幅地图与一个开凿运河让阿尔诺河流经皮斯托亚和塞拉瓦莱的项目有关。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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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堂内部西门旁的祭坛台座上,有一尊小型赤陶天使雕塑。这尊雕塑数个世纪以来长期遭到忽视,直到约50年前,才被认出是韦罗基奥工作室的作品,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件作品由列奥纳多·达·芬奇独立制作(彩图8)。这尊雕塑十分漂亮,天使神情警觉且充满动感。雕塑有些部分的造型很精确,其他部分则是潦草快速完成的,整体观感更像是典型的粗制模型,而不是完成的雕像。天使的右臂呼应了《天使报喜》中的天使,而长卷发则是列奥纳多的商标。天使的右脚略微延伸到了山墙上,其令人赞叹的写实主义——凸起的关节、破旧的凉鞋、向下卷曲的小脚趾——把我打动了。天使的姿态呼应了弗朗切斯科·费鲁奇速写本——正是那本有着韦罗基奥《大卫》模特素描的速写本——某一页上的一些人物。人像不是列奥纳多画的,但这页上的一行字似乎是他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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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对制作这件作品的缘由一无所知。18世纪时,它肯定已经在圣真纳罗村了:它首次出现在记录中是1773年7月31日,当时一个工人的梯子倒在了它上面,把上半部砸碎了。一位名为巴尔索蒂的当地人煞费苦心地修复了它。天使的前额上至今仍可见一条小裂缝,仿佛意外导致的伤疤。在雕塑上可以看到的颜料痕迹——黄色、绿色和红色可能是修复者留下来的,但也可能表明他用的是原始颜色,换言之,它原本是一尊彩色雕塑,这是用赤陶或木头制作的教堂雕塑的传统。 122 列奥纳多·达·芬奇的雕塑为何会矗立在皮斯托亚附近一座乡下小教堂的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仍是个谜。一个答案可能是,这尊雕塑从一开始就在这里——换言之,就是从其1477年被一名佛罗伦萨青年艺术家创作出来后就在这里了,这位艺术家暂时躲在这里,他很乐意接受当地人的小件委托,也乐于享受在翠绿的托斯卡纳群山中得到的喘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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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7年4月的一天,列奥纳多迎来了25岁生日。我想象着他凝视着镜中的自己:他后来将在一句说明性开头文字——“把a—b看成一张脸,镜像c—d来自它的形象”——后面苦苦思索这个动作所涉及的复杂的视光学。 123 他想知道他有多喜欢他所看到的这张脸。以15世纪佛罗伦萨的预期寿命标准来看,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年轻人了。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不会再有什么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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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人而言,镜子中的那张脸是一张非常美丽而且冰雪聪明的脸,早期的传记作者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认识列奥纳多本人的保罗·焦维奥说:“他生来很有礼貌、有教养并且大方。而且他的脸美得不可方物。”法国路易十二的宫廷作家让·勒迈尔曾谈起列奥纳多的“超自然的优雅”——这来自一首1509年发表的诗,可能来自诗人的亲眼所见。 124 “佚名作者”说,“他非常迷人,身材匀称,优雅又帅气”, 留着漂亮的头发,梳成卷发,“垂到胸前”。在这些说法中,没有人提到他的长胡子,这一大家都相信的特征可能是后来增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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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萨里也坚持这种夸张的说法。列奥纳多“美得不可方物”,而且是个“无比优雅”的人——“他引人注目且十分英俊,他的存在为众多在苦海挣扎的灵魂带来安慰……或许有人会说他一无所有,而且他几乎不工作,但他总有仆人和马匹。” 假如瓦萨里在今日写下这些话,他可能会这样总结:他的“存在”振奋了人们的精神,那种毫不费力的优雅让“他博得所有人的喜爱”,宛如“天赐的魅力”。瓦萨里也将列奥纳多描述为一个力量非凡、身形敏捷的人:他“十分强壮,可以承受任何暴力。他只用右手就可以掰弯门铃的铁环或马蹄铁,就好像它们是铅做的一般”。人们不得不将这些说法部分视为出于瓦萨里英雄化列奥纳多的倾向。这让我们想到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在传说中所具有的非凡运动能力,我们对这一点也应该持保留态度。这是一种比喻,是对列奥纳多作为全能超级英雄的修辞性表达。也许是因为其他早期传记作家在描述列奥纳多的美貌时带有女性化色彩,瓦萨里试图纠正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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