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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不要认为，卡夫卡的叙事与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的处境与卡夫卡笔下的人物命运多少也有点关系。举例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脑子里有了一个不好的念头，也会立刻受到内心某个声音的惩罚。我们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虽然无人知晓，但总有一个无形的审判官在谴责我们，威胁我们，让我们睡不着觉，让我们忧郁乃至崩溃。决定我们是否有罪的高高在上的权威，通常有三种形式：上帝、法律、道德或良心。而道德和良心的惩罚，是一种自我惩罚。那么良心或道德又是怎么来的呢？它作为一个管理我们欲望的审判官，是如何进入我们的意识的呢？这个问题我就不讲了，大家自己去思考吧。简单来说，任何一个有欲望的人，或多或少，都免不了良心和道德的惩罚。这么说，卡夫卡在这个层面的思考，与我们还是有关系的。前面已经说过了，我不主张将卡夫卡神秘化。他的作品，我们实际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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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回到《城堡》。这个家庭如何才能为自己脱罪呢？奥尔加有个弟弟，名叫巴纳巴斯。这个巴纳巴斯最后在城堡中谋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职位，就是信使。既然是信使，说不定就有机会接触到克拉姆。所以K. 就来贿赂这个巴纳巴斯，希望他带自己去见克拉姆，然后为自己在城堡里面做土地测量工作提供方便。但问题在于，在巴纳巴斯看来，自己不过是一个卑微的信使，而K. 是属于城堡请来的客人，作为外来者，其身份比较特殊。巴纳巴斯也希望贿赂这个K. ，并取悦于他，通过K. 的关系，来接近城堡当局，从而帮助家庭来脱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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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知道，K. 与巴纳巴斯的关系是十分诡异的——两人都将希望寄托在对方身上，从而构成了一个悖论式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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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的沉默，还有一种类型，这涉及局部和整体的关系。也就是说，从局部来说，我们是自由的，我们的境遇是可以理解的，或者说可以解释的，但作为整体，它是沉默的。卡夫卡写过一篇听上去与中国有点关系的小说，叫作《万里长城建造时》。前面也讲到，卡夫卡有时候也关注一点中国的东西，比如他研究道教，研究老庄，但《万里长城建造时》这篇小说与中国历史没什么关系，卡夫卡只是在想象中借用长城这个意象来表达他对世界的认知。世界是什么？世界就是长城。它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从头到尾历时很多年，你根本看不到它的边际。因此，长城是世界整体性的一个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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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我们局部的生活呢？我们的生活，就是像修筑长城的人一样，每个人打交道的对象是每一块砖、每一块石，你只能看到砖、看到石，看不到长城的全部。在你的有生之年你就死掉了，长城还没造好。为什么要造？造它干吗？长城是什么样的？你都看不到，也无法理解。你看到的就是一个局部，或者说局部的局部。这是卡夫卡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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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再重新读《万里长城建造时》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到后来的现代主义作家所描述的流水线上作业的个人？一个工人在工厂里面，在流水线上工作，当传送带到你这里，你就拿一个螺母，拧在螺丝上。很快，下一个零件又来了，周而复始。在整个工作的过程中，你甚至看不到产品的整体，也没有过去手艺人完成一个器物的满足。整体你看不到，你看到的仅仅是局部。如果整体看不到，局部就不好理解。这就是现代社会的劳动分工所带来的疏离感。过去我们做面包，麦子是自己种，自己磨成粉，把面包胚做出来，做完以后烘，烘完之后自己享用。整个过程，你觉得生活是很有意义的。这个意义很清楚，从种子发芽到最后的收获，劳动的目的和意义，都看得很清楚。而在现代社会，整体是缺失的。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即使是一个缝衣服的针，都会通过无数门类的协作而制造出来，需要烦琐的劳动分工，而不是像过去的人那样，将一个小铁棒磨成针。加缪经常问我们同样的问题：周而复始地从事某种看不到意义的局部性工作，这样的生活值得过吗？大家可以读一下《西西弗斯神话》，我们知道加缪做了肯定的回答。这个石头推上去，滚下来，每个人都这样，没有办法。说起来是生活，实际上就是牢狱。但加缪依然做了肯定的回答。卡夫卡其实也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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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也好，加缪也罢，他们的创作都属于现代小说。而现代小说之所以会诞生，正是为了回答这一类无法回答的问题，用本雅明的话来说，现代小说出现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探寻生活的意义。而在过去的史诗或民间故事中，意义本来是自明的、先在的，无需寻找，故事或史诗的主要功能是提供忠告、训诫和道德教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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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曾经写过一个小说《塞壬的沉默》，塞壬是地中海的一个水妖，但她是有魅惑力的，尤其是她的歌声。塞壬经常在黑暗的海里唱歌。有船只经过这片海域，水手听到她唱歌，就被吸引过去了，最后的结局就是倾覆。所以说，塞壬的武器就是歌声。卡夫卡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还不难解决这个诱惑或困境——《奥德赛》里面的尤利西斯通过将自己绑在桅杆上，通过将所有水手的耳朵用蜂蜡塞住，就安然地驶过了这片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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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卡夫卡告诉我们，塞壬最有力的武器已经不是唱歌，而是“沉默”。她不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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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她在唱歌的时候，水手至少还知道那个地方有礁石，很危险，从而加以防范。现在的情况更糟糕。塞壬不再唱歌，一方面说明这个世界已经被祛魅，另一方面，到处都是暗礁，你的船只随时都会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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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夫卡的作品中，除了以K. 为代表的经历痛苦、失败和荒谬的人之外，还有另外几类人的存在。他们都是普通人。我前面也提到过，卡夫卡对这些人是有一点羡慕的，从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卡夫卡对于这个世界的根本态度。我们简单说说这几种人，作为这个演讲的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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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类型的人是孩子。他们最可爱、勇敢，无所畏惧。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呈现的那样，看到这些孩子，就会觉得这个世界还是有救的，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变为成人。《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始终长不大，也是这个道理。在卡夫卡的小说中，所有可爱的人都有那么一点孩子气，与孩子相伴的是天真、冲动和自由，《城堡》里的阿玛丽亚就是这样。用华兹华斯的话来说，孩子实际上正是成人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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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类型的人，就是不敏感甚至说有点愚昧的常人。这些人虽然在生活中左冲右突，却乐此不疲，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小乐趣，并有一种满足感。因为他们命运造成的某种习惯，因为不敏感，他们根本不会去追问这个世界背后的真相。所以，本雅明在《论卡夫卡》这篇文章里面，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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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说：为什么卡夫卡笔下的那些助手显得那么可爱？是由于助手的愚昧。也就是说，愚昧是前提。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就是桑丘·潘萨和堂吉诃德。桑丘·潘萨这个人很自私，他和堂吉诃德出去替天行道，一直不忘到一个海岛上当总督，娶一大群老婆，过上好日子，他有他自私的目的。这人虽是一个农民，但也很狡猾，他知道堂吉诃德的事情行不通。堂吉诃德让人尊敬，他有着非常远大的理想。但是这个理想，在桑丘·潘萨看来，过于不切实际。桑丘·潘萨并不是一个坏人，但他是一个具有浓郁“家居伦常”气息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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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类型的人，就是类动物。卡夫卡小说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动物，老鼠、猴子、甲虫，等等。他特别喜欢写动物，当然卡夫卡也是有他的用意的。动物遇到的困境一点都不比我们少，可是动物没有忧虑。动物没有过去和未来，没有对于死亡和意义的思考，当然也就无所谓时间焦虑。卡夫卡小说里，有一种将人降格为动物的“向下运动”的冲动。沈从文的小说中也有类似的冲动，与卡夫卡不同的是，沈从文将人的这种动物性，作为一种有活力的自然来加以肯定。而在卡夫卡的作品里，动物性是作为人类遥远的遗存而出现的。我们知道，黑格尔曾经将无忧无虑的伊甸园称为“高级动物园”，人类偷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放弃了这个伊甸园，作为交换，我们获得的最重要的东西，正是自由。可是至少对于卡夫卡小说的不幸的主人公来说，这个世界却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因此，卡夫卡给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失落的过去与渺不可知的未来之间的中间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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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地讲，我认为文学艺术，特别是文学，它就是失败者的事业。诚如本雅明所说，卡夫卡小说的奥秘之一，就在于失败。正因为失败，正因为他在世界当中不断地挣扎，正因为他经历了无数的痛苦，他发现了这个世界的某种荒诞、悖谬与非理性——他的发现，先后被两次惨绝人寰的世界大战所证实。另一个奥秘是，他不顾非存在的威胁，勇敢而谦卑地承担起了这个世界的全部重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卡夫卡或许更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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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原为一篇发言稿。2008年12月21日，格非受邀参加王家新主持的“历史的天使：现代诗歌、文学、哲学、艺术系列讲座”，于北京798艺术区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报告厅做了这一发言。——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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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捷克德语作家、剧作家。1924年卡夫卡过世后，他没有按照卡夫卡的遗嘱毁掉他的手稿，而是将其逐一编辑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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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砍向我们内心冰封大海的斧头（卡夫卡谈话录） 前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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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我认识了作家弗朗茨·卡夫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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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我参与了捷克语版《变形记》的出版。该书由路德维希·弗拉纳（Ludwig Vrána）翻译，由约瑟夫·弗洛里安（Josef Florian）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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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夏，我为约瑟夫·弗洛里安翻译了卡夫卡《乡村医生》一书中的六个短篇小说。不过，在这些翻译成捷克语的短篇中，只有《一场梦》于1929年付梓，以楔子的形式收录在德国画家奥托·柯斯特（Otto Coester）以《变形记》为主题创作的蚀刻版画（共六幅）画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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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在这段时间里，约瑟夫·弗洛里安让我整理我的日记，以及有关弗朗茨·卡夫卡的笔记，并准备出版捷克语的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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