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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是砍向我们内心冰封大海的斧头（卡夫卡谈话录） 附录：本书的历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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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这本回忆录暨笔记集的初版发行于1951年，当时原定的书名是《卡夫卡对我说》，出版社的管理层将其改为《与卡夫卡对谈》[2]。广大读者、报社与电台的评论员及青年文学学者立即对此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多年来，这种兴趣有增无减。我这本平平无奇的书成了被严肃评价的文学研究资料。因此，在本书的德语原版问世后，很快就出现了法语、意大利语、瑞典语、英语、南斯拉夫语、西班牙语的译本——是的，甚至还出了日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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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我从世界各个角落收到了雪片般的信件，我总是尽我所能地一一回应。这其实并不困难，因为我可以轻易地用沉默略过那些让我难以作答的问题。然而，在与越来越多从世界各国赶来布拉格的卡夫卡崇拜者交流时，事情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我不得不经常保持缄默，因为他们都远比我熟悉卡夫卡的作品——尤其是那些长篇小说。对他们来说，《审判》《美国》与《城堡》并非只是我眼里的几个书名。他们对这些书中的大部分内容都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我却从来没有。但在来自法国、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瑞典、意大利、日本及奥地利的来访者面前，我又不能这么说。即便说了，他们也一定不能正确地理解我的意思。我曾试着向一位年轻、才华横溢的布拉格文学学者吐露心声，她脸上近乎惊骇的表情让我记忆犹新。克维塔·希尔斯洛娃（Kveta Hyrslová）女士那篇内容丰富的博士论文探讨的就是弗朗茨·卡夫卡这一文学现象。她噘尖的嘴唇与那双圆瞪的黑眼睛无声无息，却又非常清晰地向我表明：这太荒谬了。然而，于我而言，我对弗朗茨·卡夫卡身后发表的作品仅略有耳闻这件事是再自然不过的。我觉得，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件很容易理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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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阅读作家弗朗茨·卡夫卡的小说与日记，不是因为不了解他，而是因为我太熟悉他了。年少时的迷惘，青年时的内外交困，被现实不断击碎的幸福幻想，突然被剥夺的权利及因此与日俱增的、内心及外在的双重孤独，完全被忧惧啃噬的灰色日常使我紧紧地附着在耐心地忍受着一切的弗朗茨·卡夫卡博士身上。于我而言，他从不是一种文学现象。他对我的意义远不止如此。和许多年前一样，弗朗茨·卡夫卡博士依然是我个人最独特的保护神。他用他的善良、宽容与毫无保留的赤诚在凄风苦雨中庇护、促进了我的自我发展。哪怕到了今天，在这个时代鬼影幢幢的洪流中，我依然站立在他赋予我的认知与感情基石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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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图解读他的书与人生除了让我重温少时经历那难以磨灭的力量，还能为我带来什么？只不过是一些密封了感情与思想的罐头。我认识的那个活生生的弗朗茨·卡夫卡博士比他的朋友马克斯·布罗德拯救出来的手稿伟大得多。我拜访过弗朗茨·卡夫卡博士，与他一同在整个布拉格城散过步。他是如此伟大，如此坚定不移，直至今时今日，在我人生道路的每一个急转弯处，我依然能像抓住一根坚固的铁栏杆般紧紧抓住他在我记忆中留下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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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卡夫卡的书对我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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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布拉格国道上有间小屋子，屋里残缺笨重的暖气片上摆着一架橄榄绿色的手风琴，上面有个铺着石棉垫子的木质书架，卡夫卡的书就静静地立在书架上。我时不时拿起这本或那本读上几句，甚至一两页，可每当此时，眼眶中一股急剧增长的压力总是冲击着我，血液激烈地在我的颈动脉中翻涌。我不得不立刻把手上的书放回书架。阅读他的书违背了我小心翼翼珍藏于心，经过岁月洗礼依然清晰的印象与记忆，因为我完全被卡夫卡博士本人及他的言语所充盈，我深深为之痴迷。他的话给了我力量与勇气，让我首次敢于突破自我，对世界，进而对自己做出批判性的理解与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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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无法阅读弗朗茨·卡夫卡的书，因为我害怕研读他死后才出版的作品会削减、陌生化，甚至抹灭他的人格魅力施在我心中的魔法。我害怕失去“属于我的”卡夫卡博士，他宛如一个不可动摇的思想典范与生活楷模始终活在我的心中，每当恐惧与绝望快要淹过我的脖子，他总能为我带来新的勇气，使我重新镇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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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害怕，阅读卡夫卡博士的遗作会让我带着恶意疏远他，如此一来，我就会丧失令我迷醉的青年时代为我提供的源源不断的驱动力。因为，正像我先前提到的那样，弗朗茨·卡夫卡对我而言不是一种抽象的、超越个人的文学现象。我的卡夫卡博士为我留下了如此深刻的印象，因此，他是我的个人宗教中的偶像，这种宗教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私人范畴，它赋予我的精神力量使我有能力应对一些荒诞不经，甚至是被毁灭的冰冷阴影覆盖的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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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我熟悉的那个《变形记》《审判》《乡村医生》《在流放地》和《致米莲娜》的作者坚定不移地捍卫着一切有生之物的伦理责任。他是一个被服务条例困住的布拉格工人意外保险机构小职员，然而，在他看似平常的办公室生涯中炙烧着伟大犹太先知般狂放不羁、噼啪作响的烈火，火中蕴藏的是对神与真理浩瀚无垠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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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眼里，弗朗茨·卡夫卡是最后的——因为他距离我们最近——也是最伟大的人类信仰与价值传扬者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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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与他来往的那几年里，已经在死逝的阴影中展露出黯淡笑颜的卡夫卡博士唤醒了我的感情与思想。他是个具有伟大精神的人，因此他也是我青年时代最强有力的塑形者。他为了真理与人生价值苦斗，是个真正的人。我亲眼见证了他为了生存而沉入静默的苦痛挣扎。他的面部表情，柔声的话语，突如其来的响亮咳嗽声，他高大苗条的身影，友善的双手做出的优雅动作，他那双善于变化的大眼睛中的阴影与光华（他总是用这道光彩强调话中的内容），那些他身上一闪而过因而永不复现成为永恒的品格，还有他内在与外在的品质，这一切都仿佛回声般在我的内心深处颤抖，一再在我岁月的甬道与山谷中回荡出重复的图像——它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反而变得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响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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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我的卡夫卡博士不是早晚会在我们时代的文献中褪色的人物形象，而是一个始终鲜活、具有典范意义的人类生命。他是一盏明灯，那温暖及愈加明亮的光辉那么多年来一直陪伴着我，无论是青年时代，还是如今已经踏在死亡的门槛上，它都像一只可靠的指南针般忠实地指引着我，让我保留着善良与真正的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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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卡夫卡博士是我青春岁月中最重要的经历，是一种甜蜜而苦涩、调动了我所有自我存在之力的振动，是我成长中的旋涡。为了克服这道涡流的力量，我试着小心翼翼地在日记里记下了我与作家弗朗茨·卡夫卡直接相处的细节。我主要记录的是他的言论。至于引发这些言论的场景，我只是极为模糊而迅速地一笔带过。我觉得这似乎并不重要。我眼中看到的只有“我的”卡夫卡博士。他是一场思想焰火，其他的一切都消失在阴影中。这场焰火当然也对我记录的语言及形式产生了影响，不过，它受到的影响没有像在那本被我称为“思想仓库”的厚厚的灰色笔记本中的特别笔记那么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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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笔记本中杂乱无章地储存了形形色色的语录、诗歌、小块剪报、文学计划及灵感、轶事、小故事，以及我一时想到的，或是从不同的人（主要是与卡夫卡）那儿听到的，对五花八门的事情与事件的评价。您或许能从这本“思想仓库”中编出一本内容可观、令人惊讶的格言录。然而，通过机械地检索相应文本并不能完成这本格言录，因为我常常遗漏警句的出处与来源。如今看来，我的“思想仓库”不过是由一些突然、随意记录下的阅读及对话的片段组成的大杂烩，或许只有在当初写下它们的那一刻，我才确切地知晓它们是如何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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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弗朗茨·卡夫卡去世两年后便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我曾经在捷克东正教教徒、时事评论员兼出版商约瑟夫·弗洛里安位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高原上的斯特拉里斯市的家中逗留了几日。我与他，与他同住一个家庭公社的弗拉纳（Vrána）神父接连好几个下午及晚上都在谈论弗朗茨·卡夫卡与他将会带来的现代文化发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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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弗洛里安的要求，我从毫无文学性的“思想仓库”与日记中摘录出一些内容，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撰写了一本语录，约瑟夫·弗洛里安想出版它的捷克语版本。然而，这事最后没有成，因为我的思想与感情无法与弗洛里安的正教观念产生共鸣。因此，我不得不离开。其后，我在不同的人、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价值观与职业之间不安地逡巡了很久。在这段时间内，无数全新的体验淹没了我青年时代的情感及思想经历。卡夫卡博士的形象渐渐地褪色了。我远离了自己青年时代的基本精神体验，因而也远离了我自己，远离了一切只为我保留的、独一无二的、最为本真的发展可能性。就像被我闲置在柜子底下的废纸堆中的旧乐谱、乐曲草稿、图画与剪报，装满了我整整齐齐地记录下的回忆录及笔记的信封，还有我的“思想仓库”——那本厚厚的灰皮笔记本那样，在我与卡夫卡博士相处的岁月中留下的情景与对话也就此沉没在对虚假的幸福与意义的混乱想象中。在战争与暴力的重压下，我才开始重新整理我的意识。《变形记》中的昆虫此在与《在流放地》中冷酷无情的针刑机器突然清晰可辨地出现在我眼前。当年，书店装订工在我的卡夫卡早期短篇小说集上绘制的燃烧着的荆棘和多年前被“我的”卡夫卡博士描述为必须扬弃的、梦魇般的世界观与信仰也浮现在我面前，弗朗茨·卡夫卡笔下的炼狱突然成为我日常经验中非常寻常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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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与我的朋友布拉格著名的音乐家格奥尔格·瓦乔维奇（Georg Vachovec）和他的妻子雅娜（Jana）讨论过这种强烈震颤我内心世界的变化。他们认为，我对弗朗茨·卡夫卡的记忆不属于我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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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体从生命体验那甘甜或苦涩的葡萄中压榨出的经验之酒属于全人类，”雅娜说，“你必须用语言之盘将酒递给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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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也表示赞同。他说：“你一定要出版这些对话。你是卡夫卡的见证人，你或许拥有理解他内心本质的重要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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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答说，我不了解他的全部作品。我与他来往时并没有把他当成作家，而只是我父亲的一个同事。我朋友的妻子为此大发雷霆。她高高地举起双手，大喊道：“你怎么那么死脑筋？创作全人类都有意义的作品需要全情的投入，这一点在你们的对话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法学博士卡夫卡与作家卡夫卡之间没有隔断的隔音水泥墙。这可以从他与你的对话中清清楚楚地听出来。你们的对话也是他的作品。所以你不能将其占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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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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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柜子里的废纸堆中翻出我的笔记，交给我朋友的妻子用打字机誊清，因为当时（1947年），我在臭名昭著的布拉格潘克拉克监狱平白无故地遭受了将近十四个月的监禁，身心都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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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哈娜·瓦乔维奇[3]几天之内就打出了一份原稿及两份复件，还为之编撰了说明与注释。她没有向我征询意见，于1947年5月21日将原稿通过布拉格邮政总局寄给身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马克斯·布罗德博士。因为几个星期都没有得到答复，朋友的妻子也很不耐烦，就给她的叔叔，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印刷专家埃米尔·科萨克（Emil Kossak）寄去了一份副本。可这封信同样石沉大海。于是我决定，把我的书送去纽约西72街100号，一间属于玛丽·S. 罗森博格女士的小型犹太出版社。罗森博格女士几乎立刻就回信了，说她将会在9月10日抵达布拉格，她收购了大量被国家没收的德语古籍，准备进口到美国。后来我才知道，她对《卡夫卡对我说》表现出的兴趣不过是出于礼貌。然而，这对于一个刚被释放、受尽折磨的囚犯而言，已经很不错了，别人甚至几个星期都不回我的信。我怀着一丝出版的希望，把最后一份副本寄给了罗森博格女士，我没有收到任何确认信，最后也再没有见到过这份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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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被约哈娜·瓦乔维奇称为“卡夫卡文档”的回忆录渐渐销声匿迹了。我试着忘却我的笔记，把它当作是一次失败的，因而是毫无意义的文学尝试。然而，到了1949年的圣诞节，我收到一封落款日期为1947年12月14日的信，信是卡夫卡忠诚的朋友及同路人马克斯·布罗德写的，信中提到了我的稿件。他指出了注释中几个细节上的错误，但除此之外，他把我的笔记描述为一本“富有启发性的、有意义的好书”，他很乐意全力推进此书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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