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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结尾处写道：“最后，我想再次告诉您，我非常喜欢您的笔记，它以感人的方式重现了这位令我难忘的朋友的基本特征，有些细节连我都不知道。请您告诉我您现在过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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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经历了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恐惧与屈辱后，听到的第一句充满善意的话语，它坚定了我摇摇欲坠的自信心。因为这句话是由“我的”卡夫卡博士敬重的、以一种平静却又恳切的方式爱戴着的人所说的，它对我的影响力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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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在1950年1月5日的时候给马克斯·布罗德回信，信是这么写的：“您的信对我来说是一件美妙的圣诞礼物。您自然可以根据您的意见在附录（注释是由雅娜·瓦乔维奇以阿尔玛·乌尔斯的笔名撰写的）中进行修改与更正，我对此只会心存感激。我没有把这本关于弗朗茨·卡夫卡的书看作是一部文学作品，而只是当作一些文献资料：它不过是我青春气象的见证与盘点——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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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的最后，我把稿件的修改权交给了马克斯·布罗德博士，他可以对其进行任何必要的改动。布罗德博士亲切的几句话让我对他产生了不可动摇的信任，可等到此书出版之后（我从未见过这本书的合同与修改稿），这份信任崩塌了。原稿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没有出现在书中，其中还有不少我甚为重视的段落，因为它们展现出了《变形记》与《在流放地》那位如梦似幻的作者迄今未曾表露在众人面前的反叛精神，展现出了他一贯的反官僚主义，他的呻吟，他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时不时出现的苦涩绝望，他对布拉格历史的深入探索，对语言的双关含义充满幻想的执着追求，对伪社会主义党魁的辛辣讽刺，对形形色色政治幻觉的真知灼见，还展现出了他略带鬼魅的幽默感及坚定而带有批判性的处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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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由S. 菲舍尔出版社出版的那本书里，这一切几乎都没有出现。我的书成了一尊无头的雕像，一副残缺不全的骨架，一具令人悲伤的残体，看到它，我的心就一阵抽痛。这本书被蒙上了眼罩，成了一条因省略而满是迷雾的地平线，一张犬牙突出的歪嘴，一堆被阉割的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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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布罗德为什么要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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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的笔记会以这种有辱卡夫卡人格魅力的残缺形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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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马赛克式的简朴记忆影像妨碍了某个我不了解的文化政治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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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的卡夫卡博士与卡夫卡遗作出版者希望的卡夫卡不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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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什么要删去表现卡夫卡迄今鲜有人所知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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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布罗德真的如布拉格左派期刊《青年犹大》（Jung Juda）的共产主义编辑恩斯特·科尔曼（Ernst Kollmann）在一份传单上写的那样，是个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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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的记录遭到了大肆删改？究竟谁对此感到不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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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它们就越是在我的脑海中轰鸣。给马克斯·布罗德写一封信或许是弄清事实最简单的方法，可这正是我没办法做的事。布罗德为了出版我的笔记四处奔走，我应该对他心怀感激。再者说，我已经把书的删改权完全交给了他，现在我也没有抗议的资格。我不得不管好自己的嘴。可我真的没有这样的天赋。我根本无法掩饰自己不快的情绪。我的书这次缺了胳膊少了腿，到底是让我意难平。我虽然沉默隐忍，可我还是不免咕哝，声音甚至还很响[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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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我牢骚的人各自从他们的出发点做出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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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年轻的捷克记者扬·帕里克（Jan Parik）介绍，来自罗马路德维希大街16号的意大利政治评论员内里奥·米努佐（Nerio Minuzzo）在离开布拉格之前与我见了一面，他告诉我，“您是布拉格最后一个还在世的认识作家弗朗茨·卡夫卡的人。您必须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并传递下去，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是一把钥匙。您不能用沉默掩盖他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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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让我大吃一惊。我一直把卡夫卡的精神面貌看作是能点亮四方的耀眼烽火，这可是我们时代最痛苦、最深沉的灵魂冲突，难道我应该让这么一盏指路明灯消隐在迷雾中？我一时愕然无语。可我承认，当内里奥·米努佐和他的朋友突然起身，匆匆赶往机场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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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书中的罅隙不是我凿的。它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已经是尊无头的塑像。我很想填补空缺，可我的手里没有材料。打好的原稿与两份副本都不见了。我手头没有副本。我受冤入狱的时候，我的妻子已经把我的日记烧掉了。而那本“思想仓库”呢？我不知道它消失在哪儿了。我该如何重拾记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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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与为卡夫卡作传的杰出传记作家克劳斯·瓦根巴赫（Klaus Wagenbach）通了几个月的信，还与他花了好几天时间在布拉格追寻《变形记》与《在流放地》作者的足迹。他曾对我说：“您必须把您对卡夫卡所知的一切都写下来。用不了多久，就没有人能记得那个年代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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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根巴赫第一次让我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脆弱与必将到来的死亡。他说得没错。我还应该怎么做？我该继续抱怨马克斯·布罗德出版了这本不完整的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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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瓦根巴赫是布罗德的熟人，也是S. 菲舍尔出版社的编辑。我以一个琐碎的借口谢绝了瓦根巴赫的帮助，那个借口我今天已经想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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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这样并不能改善我内心的状况。反之，这本残缺不全的书给我造成了心理创伤。我是一个重要的证人，却无法开口做证。悔恨与内疚啃噬着我。因此，我自然会向不同的人寻求建议与帮助。但是，凡是触及内心最隐秘的苦楚的时候，人总是孤独的。别人帮不上忙。若非充满真实而不拘一格的爱，他人的言辞只能是过眼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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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与奥地利文学协会的秘书，沃尔夫冈·克劳斯博士在已经关闭的、寂静的公墓中停留，坐在弗朗茨·卡夫卡的墓前。他告诉我，我应该记录并发表我回忆中的情景。他说：“没有地方规定，除了您那本大获成功的《与卡夫卡对谈》之外，您就不能出版其他与这位布拉格作家有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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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对这句话发表评论。我无法告诉这位让人喜爱的维也纳文学家，对我来说，弗朗茨·卡夫卡不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材料，而是悄然形成的个人宗教结晶的晶棱。对我来说，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弗朗茨·卡夫卡都不是一个娱乐性的、属于通俗文学的事件，而是一种非常严肃的、对人生及信仰有指导意义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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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至今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一点，因此，许多国外的出版社纷纷来找我，想要出版各种各样的通俗读物。比如说，慕尼黑的金德勒出版社就要求我翻开我的文件箱，帮助他们出一本关于卡夫卡后继者的书。显而易见，我不得不于1961年5月25日委婉地拒绝这一请求，因为我既没有必要的文件，也没有书写的条件。我手头没有《与卡夫卡对谈》原稿的副本，那本老旧的“思想仓库”也不知所踪。况且，即便我能找到那本遗失的灰皮笔记本，我也很难忆起上面的各种说法是从何而来。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我极有可能错误地把其他记录归在卡夫卡名下，而实际上，那可能是从我早已遗忘的其他读物中摘录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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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能如何做证呢？我总不能胡编乱造，给世界各地的某些细节猎手奉上一盘盘美味的轶事佳肴吧？我必须严格把控，让每一句证词都尽可能真实。可就连这一点也被别人误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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