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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让我大吃一惊。我一直把卡夫卡的精神面貌看作是能点亮四方的耀眼烽火，这可是我们时代最痛苦、最深沉的灵魂冲突，难道我应该让这么一盏指路明灯消隐在迷雾中？我一时愕然无语。可我承认，当内里奥·米努佐和他的朋友突然起身，匆匆赶往机场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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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书中的罅隙不是我凿的。它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已经是尊无头的塑像。我很想填补空缺，可我的手里没有材料。打好的原稿与两份副本都不见了。我手头没有副本。我受冤入狱的时候，我的妻子已经把我的日记烧掉了。而那本“思想仓库”呢？我不知道它消失在哪儿了。我该如何重拾记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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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与为卡夫卡作传的杰出传记作家克劳斯·瓦根巴赫（Klaus Wagenbach）通了几个月的信，还与他花了好几天时间在布拉格追寻《变形记》与《在流放地》作者的足迹。他曾对我说：“您必须把您对卡夫卡所知的一切都写下来。用不了多久，就没有人能记得那个年代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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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根巴赫第一次让我充分意识到自己的脆弱与必将到来的死亡。他说得没错。我还应该怎么做？我该继续抱怨马克斯·布罗德出版了这本不完整的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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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劳斯·瓦根巴赫是布罗德的熟人，也是S. 菲舍尔出版社的编辑。我以一个琐碎的借口谢绝了瓦根巴赫的帮助，那个借口我今天已经想不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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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是这样并不能改善我内心的状况。反之，这本残缺不全的书给我造成了心理创伤。我是一个重要的证人，却无法开口做证。悔恨与内疚啃噬着我。因此，我自然会向不同的人寻求建议与帮助。但是，凡是触及内心最隐秘的苦楚的时候，人总是孤独的。别人帮不上忙。若非充满真实而不拘一格的爱，他人的言辞只能是过眼云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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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与奥地利文学协会的秘书，沃尔夫冈·克劳斯博士在已经关闭的、寂静的公墓中停留，坐在弗朗茨·卡夫卡的墓前。他告诉我，我应该记录并发表我回忆中的情景。他说：“没有地方规定，除了您那本大获成功的《与卡夫卡对谈》之外，您就不能出版其他与这位布拉格作家有关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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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对这句话发表评论。我无法告诉这位让人喜爱的维也纳文学家，对我来说，弗朗茨·卡夫卡不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材料，而是悄然形成的个人宗教结晶的晶棱。对我来说，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弗朗茨·卡夫卡都不是一个娱乐性的、属于通俗文学的事件，而是一种非常严肃的、对人生及信仰有指导意义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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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至今也只有极少数人知道这一点，因此，许多国外的出版社纷纷来找我，想要出版各种各样的通俗读物。比如说，慕尼黑的金德勒出版社就要求我翻开我的文件箱，帮助他们出一本关于卡夫卡后继者的书。显而易见，我不得不于1961年5月25日委婉地拒绝这一请求，因为我既没有必要的文件，也没有书写的条件。我手头没有《与卡夫卡对谈》原稿的副本，那本老旧的“思想仓库”也不知所踪。况且，即便我能找到那本遗失的灰皮笔记本，我也很难忆起上面的各种说法是从何而来。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我极有可能错误地把其他记录归在卡夫卡名下，而实际上，那可能是从我早已遗忘的其他读物中摘录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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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能如何做证呢？我总不能胡编乱造，给世界各地的某些细节猎手奉上一盘盘美味的轶事佳肴吧？我必须严格把控，让每一句证词都尽可能真实。可就连这一点也被别人误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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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电影导演费尔南多·迪·贾马特奥（Fernando di Giammatteo）为意大利电视台拍摄过一部关于弗朗茨·卡夫卡与布拉格的影片。我曾经领着他穿过房屋之间宛如管道的幽暗通道，当查理大桥上的高塔与布拉格城堡的剪影突然冲破黄昏的雾霭，出现在我们面前时，他对我说：“您是个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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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个作家，”他重复道，“对您来说，卡夫卡并不是您年轻时遇到的一个普通人。”我答道：“没错，他是个预言家。弗朗茨·卡夫卡并不生活在布拉格。布拉格只是他的跳板。弗朗茨·卡夫卡生活在寰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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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如此，我才会觉得失去记忆是种罪过，也是种严重的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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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维电影公司的负责人露西·乌尔里奇（Lucy Ulrych）在布拉格逗留期间，我向她袒露了这样的心声。她对我说：“您千万得冷静。卡夫卡是个先知，您记录下了他的声音。先知的声音是不会消逝的。您剩下的那些谈话片段一定还能找得到，弗朗茨·卡夫卡不是一般的文学现象，卡夫卡的声音是传给我们时代所有人的重要信息。您的《与卡夫卡对谈》一定还能只字不漏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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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在瓦茨拉夫广场傍晚五彩缤纷的霓虹灯下。露西女士的声音中充满了炽热的信念。我能感受到她的信念，可我不相信她的话。在我眼里，她的热情只是一种兴奋昂扬的姿态。我那本书的原稿与副本都没有了。没有奇迹会把它们送回来。我觉得很不舒服。我感觉我快要因糖尿病而昏厥。我的呼吸很急促，汗水沿着我的后背淌了下来。露西女士打车送我回到我已经住了很久的位于城郊的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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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时，她对我说：“您不能就此消沉。正如卡夫卡所说，绝望是最大的罪过之一。您必须相信正义与仁慈，这样一切都会好起来。好事向我们走来时总是披着恐怖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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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西女士说得没错。但是，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一点。在与露西女士交谈的这段时间里，我真正看到、体验到的只有近乎无望的屈辱与苦楚。它与社会与国家秩序的外在环境无关，而是由物与人内部的魔性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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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露西女士交谈的时候，我已经在可怕的压力下生活了好几个月，我倾尽全力都无法摆脱这种困境。我的心绪一天比一天混乱。我的妻子，海伦娜·雅诺施因长期患病去世了。不久之后，我的女儿安娜也由于摩托车事故离开了人世。我没法参加她的葬礼，连妻子的丧葬费我也只付了一部分，因为我的经济来源全断了。我曾在布拉格一家有名的出版社担任外聘编辑及翻译，可这家出版社的女负责人自杀了，出版社的新领导不愿意承认这种基本上算是口头委托的工作。工作了一整年，我却没有收到一分钱报酬。当我抵制这种不公的时候，连所有其他的工作机会都被剥夺了。与此同时，我与德国图书市场上的一些纳粹分子发生了冲突。他们从中阻挠，让我的一本书无法出版。我在该书中强调了种族迫害导致的精神创伤，还描写了受到种族压迫的人是如何尝试着用爵士乐摆脱心灵上的痛苦。我不仅熟悉黑人音乐，还了解特雷津犹太人聚集区里的年轻犹太人那“发声的面包”。我多年的朋友，作曲家埃米尔·路德维克（Emil Ludvík）忘我地支持着他们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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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种族代表摇身一变，成了如今体面的民主党人，书中的事实当然成了这些人的眼中钉，所以，他们用龌龊至极的手段阻挠了我的书《死亡布鲁斯》的出版。当我提出抗议的时候，我的《布拉格的邂逅》一书的再版进程也被一并压下。该书的首版在几周前售罄，美国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及苏联的利沃夫国立大学要求莱比锡的保罗·李斯特出版社供书，均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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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坚定的人道主义观念及对弗朗茨·卡夫卡深切的信任与怀念，我受到了毫无法律依据的迫害，这甚至到了危及我生存的地步。他们堵住我的嘴，企图断绝我进行社会活动的一切手段，想利用这样日益猖狂的边缘化方式击垮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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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几乎就要得逞了。我常年疾病缠身，精神痛苦不堪，再加上如今被人算计，不得不为日常生计发愁，这大大地影响了我的新陈代谢系统，它最终失灵了。我的精神与身体都已衰颓。我渐渐陷入了内部与外部的双重孤寂，它不但没有让我变得冷漠麻木，反而使我产生了一种任人摆布的无助感，让我愈加烦躁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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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熟的医生发现我很容易受到各种疾病的感染。我的热度退不下去，几乎无法离开病床。除了身体上的衰败，我的精神力与记忆力也衰退得越来越明显。我一直引以为豪的记忆力出现了漏洞。一些固定不变、极为日常的小事我转眼就忘得一干二净。我的生活似乎已经不值得继续了。我已经足以成为加缪、贝克特等一众荒谬主义巨匠笔下的人物。我的前景只有一种：死亡。我不想期待太多，只愿悄然离去。我唯一的愿望是把一切整理得井井有条。我不想把债务与混乱遗留给那些善良的人，就是在他们无私的帮助下，我才能坚持到现在。于是，我去了我国道上的老宅。自打妻子去世后，我只回去过几次，每次也待不了多久。我想把这里留下的照片、衣物、瓷器等剩下的物品都整理出来送人。大约半小时后，桌上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我环顾四周，想找一个箱子。房间里没有。我之前在厕所的置物架上看到过几个旧纸盒。于是，我就去那儿翻出了一个陈旧破损的大纸箱，里面堆满了废旧的布料与羊毛料，还有成捆的编织针与发黄的裁剪图案。我把箱子里的东西全倒在地上。最底下是一本约翰·施特劳斯的华尔兹乐谱，乐谱下面竟然是我那本灰皮的旧笔记本“思想仓库”。施特劳斯的华尔兹乐谱里露出了几张打字稿，那是《与卡夫卡对谈》被删段落的原稿。我不禁坐下读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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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布罗德博士没有随意删改我书里的内容。他没有省略、删去任何一个段落。这么多年以来，我一直冤枉了他。错就错在我不拘小节、贪图方便。比起不熟悉的人，我更信任身边的人。出于好意，过于焦急的约哈娜·瓦乔维奇根本没有把手稿全部打完就寄给了马克斯·布罗德。这就是事情的全貌。至于这些稿子是如何被夹在乐谱中塞进箱子里的，我就不知道了。可现在这也不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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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西·乌尔里奇女士说得没错。她说得太对了。她的热情并不只是姿态。像错怪了马克斯·布罗德那样，我也对不起她，因而也对不起我自己。先知的声音是不会消逝的。她所见非虚，所言也非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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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整理我的人生遗产时，我只能从补完我的卡夫卡证词开始。但这并不是结束，不是堕入死逝，而是开始，是回归。这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更是为了许多在看不见的地方为明天努力奋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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