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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弗朗茨·卡夫卡去世两年后便意识到了这一点。当时，我曾经在捷克东正教教徒、时事评论员兼出版商约瑟夫·弗洛里安位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高原上的斯特拉里斯市的家中逗留了几日。我与他，与他同住一个家庭公社的弗拉纳（Vrána）神父接连好几个下午及晚上都在谈论弗朗茨·卡夫卡与他将会带来的现代文化发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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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弗洛里安的要求，我从毫无文学性的“思想仓库”与日记中摘录出一些内容，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撰写了一本语录，约瑟夫·弗洛里安想出版它的捷克语版本。然而，这事最后没有成，因为我的思想与感情无法与弗洛里安的正教观念产生共鸣。因此，我不得不离开。其后，我在不同的人、不同的城市、不同的价值观与职业之间不安地逡巡了很久。在这段时间内，无数全新的体验淹没了我青年时代的情感及思想经历。卡夫卡博士的形象渐渐地褪色了。我远离了自己青年时代的基本精神体验，因而也远离了我自己，远离了一切只为我保留的、独一无二的、最为本真的发展可能性。就像被我闲置在柜子底下的废纸堆中的旧乐谱、乐曲草稿、图画与剪报，装满了我整整齐齐地记录下的回忆录及笔记的信封，还有我的“思想仓库”——那本厚厚的灰皮笔记本那样，在我与卡夫卡博士相处的岁月中留下的情景与对话也就此沉没在对虚假的幸福与意义的混乱想象中。在战争与暴力的重压下，我才开始重新整理我的意识。《变形记》中的昆虫此在与《在流放地》中冷酷无情的针刑机器突然清晰可辨地出现在我眼前。当年，书店装订工在我的卡夫卡早期短篇小说集上绘制的燃烧着的荆棘和多年前被“我的”卡夫卡博士描述为必须扬弃的、梦魇般的世界观与信仰也浮现在我面前，弗朗茨·卡夫卡笔下的炼狱突然成为我日常经验中非常寻常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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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与我的朋友布拉格著名的音乐家格奥尔格·瓦乔维奇（Georg Vachovec）和他的妻子雅娜（Jana）讨论过这种强烈震颤我内心世界的变化。他们认为，我对弗朗茨·卡夫卡的记忆不属于我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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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个体从生命体验那甘甜或苦涩的葡萄中压榨出的经验之酒属于全人类，”雅娜说，“你必须用语言之盘将酒递给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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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也表示赞同。他说：“你一定要出版这些对话。你是卡夫卡的见证人，你或许拥有理解他内心本质的重要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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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答说，我不了解他的全部作品。我与他来往时并没有把他当成作家，而只是我父亲的一个同事。我朋友的妻子为此大发雷霆。她高高地举起双手，大喊道：“你怎么那么死脑筋？创作全人类都有意义的作品需要全情的投入，这一点在你们的对话中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法学博士卡夫卡与作家卡夫卡之间没有隔断的隔音水泥墙。这可以从他与你的对话中清清楚楚地听出来。你们的对话也是他的作品。所以你不能将其占为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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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无言以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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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柜子里的废纸堆中翻出我的笔记，交给我朋友的妻子用打字机誊清，因为当时（1947年），我在臭名昭著的布拉格潘克拉克监狱平白无故地遭受了将近十四个月的监禁，身心都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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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哈娜·瓦乔维奇[3]几天之内就打出了一份原稿及两份复件，还为之编撰了说明与注释。她没有向我征询意见，于1947年5月21日将原稿通过布拉格邮政总局寄给身在以色列特拉维夫的马克斯·布罗德博士。因为几个星期都没有得到答复，朋友的妻子也很不耐烦，就给她的叔叔，住在斯德哥尔摩的印刷专家埃米尔·科萨克（Emil Kossak）寄去了一份副本。可这封信同样石沉大海。于是我决定，把我的书送去纽约西72街100号，一间属于玛丽·S. 罗森博格女士的小型犹太出版社。罗森博格女士几乎立刻就回信了，说她将会在9月10日抵达布拉格，她收购了大量被国家没收的德语古籍，准备进口到美国。后来我才知道，她对《卡夫卡对我说》表现出的兴趣不过是出于礼貌。然而，这对于一个刚被释放、受尽折磨的囚犯而言，已经很不错了，别人甚至几个星期都不回我的信。我怀着一丝出版的希望，把最后一份副本寄给了罗森博格女士，我没有收到任何确认信，最后也再没有见到过这份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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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被约哈娜·瓦乔维奇称为“卡夫卡文档”的回忆录渐渐销声匿迹了。我试着忘却我的笔记，把它当作是一次失败的，因而是毫无意义的文学尝试。然而，到了1949年的圣诞节，我收到一封落款日期为1947年12月14日的信，信是卡夫卡忠诚的朋友及同路人马克斯·布罗德写的，信中提到了我的稿件。他指出了注释中几个细节上的错误，但除此之外，他把我的笔记描述为一本“富有启发性的、有意义的好书”，他很乐意全力推进此书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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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结尾处写道：“最后，我想再次告诉您，我非常喜欢您的笔记，它以感人的方式重现了这位令我难忘的朋友的基本特征，有些细节连我都不知道。请您告诉我您现在过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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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经历了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恐惧与屈辱后，听到的第一句充满善意的话语，它坚定了我摇摇欲坠的自信心。因为这句话是由“我的”卡夫卡博士敬重的、以一种平静却又恳切的方式爱戴着的人所说的，它对我的影响力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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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在1950年1月5日的时候给马克斯·布罗德回信，信是这么写的：“您的信对我来说是一件美妙的圣诞礼物。您自然可以根据您的意见在附录（注释是由雅娜·瓦乔维奇以阿尔玛·乌尔斯的笔名撰写的）中进行修改与更正，我对此只会心存感激。我没有把这本关于弗朗茨·卡夫卡的书看作是一部文学作品，而只是当作一些文献资料：它不过是我青春气象的见证与盘点——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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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的最后，我把稿件的修改权交给了马克斯·布罗德博士，他可以对其进行任何必要的改动。布罗德博士亲切的几句话让我对他产生了不可动摇的信任，可等到此书出版之后（我从未见过这本书的合同与修改稿），这份信任崩塌了。原稿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没有出现在书中，其中还有不少我甚为重视的段落，因为它们展现出了《变形记》与《在流放地》那位如梦似幻的作者迄今未曾表露在众人面前的反叛精神，展现出了他一贯的反官僚主义，他的呻吟，他在烟雾缭绕的办公室里时不时出现的苦涩绝望，他对布拉格历史的深入探索，对语言的双关含义充满幻想的执着追求，对伪社会主义党魁的辛辣讽刺，对形形色色政治幻觉的真知灼见，还展现出了他略带鬼魅的幽默感及坚定而带有批判性的处事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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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由S. 菲舍尔出版社出版的那本书里，这一切几乎都没有出现。我的书成了一尊无头的雕像，一副残缺不全的骨架，一具令人悲伤的残体，看到它，我的心就一阵抽痛。这本书被蒙上了眼罩，成了一条因省略而满是迷雾的地平线，一张犬牙突出的歪嘴，一堆被阉割的废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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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布罗德为什么要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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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的笔记会以这种有辱卡夫卡人格魅力的残缺形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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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马赛克式的简朴记忆影像妨碍了某个我不了解的文化政治学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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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我的卡夫卡博士与卡夫卡遗作出版者希望的卡夫卡不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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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什么要删去表现卡夫卡迄今鲜有人所知的无政府主义倾向的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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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斯·布罗德真的如布拉格左派期刊《青年犹大》（Jung Juda）的共产主义编辑恩斯特·科尔曼（Ernst Kollmann）在一份传单上写的那样，是个中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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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的记录遭到了大肆删改？究竟谁对此感到不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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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无法回答这些问题，它们就越是在我的脑海中轰鸣。给马克斯·布罗德写一封信或许是弄清事实最简单的方法，可这正是我没办法做的事。布罗德为了出版我的笔记四处奔走，我应该对他心怀感激。再者说，我已经把书的删改权完全交给了他，现在我也没有抗议的资格。我不得不管好自己的嘴。可我真的没有这样的天赋。我根本无法掩饰自己不快的情绪。我的书这次缺了胳膊少了腿，到底是让我意难平。我虽然沉默隐忍，可我还是不免咕哝，声音甚至还很响[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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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我牢骚的人各自从他们的出发点做出了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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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年轻的捷克记者扬·帕里克（Jan Parik）介绍，来自罗马路德维希大街16号的意大利政治评论员内里奥·米努佐（Nerio Minuzzo）在离开布拉格之前与我见了一面，他告诉我，“您是布拉格最后一个还在世的认识作家弗朗茨·卡夫卡的人。您必须把知道的一切都说出来并传递下去，每一个细节都可能是一把钥匙。您不能用沉默掩盖他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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