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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年，时年三十一岁的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军医院的小教堂里迎娶了比自己小十岁的新娘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涅恰耶娃（Maria Fjodorowna Netschajewa）。玛丽娅的父亲费奥多尔·蒂莫菲耶维奇·涅恰耶夫（Fjodor Timofejewitsch Netschajew）是卡卢加（Kaluga）的一位富商，祖上历代经营布匹生意。1812年莫斯科大火后，原本兴旺的生意日渐冷清，家境从此破败。玛丽娅的母亲瓦尔瓦拉·米哈伊洛夫娜·科特尔尼茨卡娅（Warwara Michajlowna Kotelnizkaja）是牧师的女儿，她的父亲毕业于著名学府莫斯科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在1755年莫斯科大学创立前，这是俄国首屈一指的教育机构。作为教会印刷所的一名校对员，他整天和莫斯科知识界人士打交道。他的儿子瓦西里，也就是玛丽娅的舅舅，是一位教授，曾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担任讲师，既是医学史专家，也是一位历史学领域的通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来说，瓦西里·科特尔尼茨基（Wassilij Kotelnizkij）是全家人的骄傲，身为政府顾问，他总是身着制服，头戴插着羽毛的三角帽，出行有豪华马车接送。每隔一个月，没有子嗣的科特尔尼茨基夫妇都会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串门喝茶，到了复活节的时候，还经常邀请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三个年龄较大的男孩到他们位于斯摩棱斯克广场的小木屋做客。每年元旦——这天恰巧是瓦西里·科特尔尼茨基的命名日——医学系的师生都会在这里齐聚一堂，欢度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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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父母：米哈伊尔·A.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玛丽娅·F.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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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母亲的亲戚当中，科特尔尼茨基夫妇是学问人的化身，那么玛丽娅的姐姐亚历山德拉则让家族的经商传统在其手中得到了延续。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来说，她所扮演的角色就像是一位善良的仙女。1814年，亚历山德拉嫁给了莫斯科富商亚历山大·库马宁（Alexander Kumanin）。库马宁的父亲是位腰缠万贯的富豪，甚至在中国都有自己的生意。由于夫妇俩膝下无子，亚历山德拉主动担起了妹妹玛丽娅家七个孩子的教母之责。自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后，库马宁家位于克里姆林宫南侧莫斯科河畔区的豪华别墅，便成了这些失怙孩子的第二个家。实际上，在妹妹和妹父在世时，每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在经济上遇到困难，库马宁夫妇也总是主动伸出援手。不过尽管如此，在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创作的小说中，商人形象却往往是负面的：这些人几乎没有例外，都是些没有教养、唯利是图的伪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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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0年10月13日，[1] 玛丽娅·陀思妥耶夫斯卡娅生下了第一个孩子，以父亲名字命名的长子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久后，玛丽娅的丈夫从军队退役，并于1821年春进入莫斯科玛利亚医院任职。1821年10月30日，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所医院出生。玛利亚医院得名于医院近旁的玛莉娜灌林（Marienhain），这是俄罗斯文学家们经常歌颂的地方。俄国早期浪漫派代表瓦西里·茹科夫斯基（Wassilij Schukowskij）曾于1809年写下了一首以《玛莉娜灌林》为题、家喻户晓的爱情诗，将这片林地描绘为一个鸟语花香的伊甸园。事实上，玛莉娜灌林并不是一个充满田园气息的静谧之地。这片不大的林子地处莫斯科北郊，紧邻拉撒路墓地，多年来，这里埋葬的大都是死刑犯和自寻短见的人。到了19世纪，玛莉娜灌林渐渐变成了莫斯科市民享受闲暇时光的休憩场所。每逢节假日，许多市民拉家带口聚集在这里，跳舞唱歌，饮酒作乐。各路江湖艺人也会在这里摆上摊子，演木偶戏的、卖唱的、耍马戏的，各色人马，一应俱全。与茹科夫斯基相比，另一位作家米哈伊尔·扎戈斯金（Michail Sagoskin）的描绘更贴近现实。在他的笔下，玛莉娜灌林是“狂欢买醉的好去处”，“在墓地包围的灌木丛里，生活沸腾着，却又处处透着死亡的气息。这边，吉卜赛人的欢快歌声在古墓间回荡；那边，萨莫瓦尔茶壶和朗姆酒瓶被摆在墓碑上，一群俄国商人正在举杯畅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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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利亚医院的前身是17世纪建立的一家专门收治贫困病患的医护机构，在1771年黑死病大爆发期间被关闭。1804年，在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德裔母亲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Maria Fjodorowna）的倡议下，一家为莫斯科穷人提供免费治疗的济贫医院在这里奠基。医院的所有治疗和护理，都是依照现代医疗标准执行的。1806年，医院正式启用。医院大楼是由吉奥瓦尼·吉拉迪（Giovanni Gilardi）按照古典主义样式设计，外观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宫殿。除了柱廊和庭院，还有一个医院专属的小教堂。医护团队是由一位德国医生领导，作为团队中少数幸运的俄国成员之一，1821年3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分到了一间位于院内的宿舍。他的次子费奥多尔便是在玛利亚医院里度过了童年最重要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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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28年起，这套狭小的公寓被改建成莫斯科陀思妥耶夫斯基博物馆，里面的所有家具和设施都是按照19世纪初流行的毕德麦雅（biedermeier）风格仿制的。这些房间今天的样子，要比当时漂亮得多。作家弟弟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Andrej Dostojewskij）在回忆录中谈起父母的家时，是这样描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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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今天的公寓宿舍相比，那时候的设施要简陋得多。当时，对于拥有中校参谋职衔、拖着四五个家眷的父亲来说，这套公寓除了厨房和门厅之外，实际上只有两个像样的房间。进门后是一条带窗户（外面是前院）的走廊，这条长长的走廊的最末端，隔着一道天花板高的屏风，是黑漆漆的儿童房，旁边紧挨着厅堂。厅堂面积很大，有两个临街的窗户，还有三个窗子朝向前院。再往后是有两扇临街窗户的起居室，里面用屏风隔出了一个几乎见不到光的隔间，作为父母的睡房。这就是公寓的全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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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两兄弟之后，家里又添了五个孩子，分别是1822年出生的瓦尔瓦拉（Warwara），1825年的安德烈，1829年的薇拉（Wera），1831年的尼古拉（Nikolaj）和1836年的亚历山德拉（Alexandra）。从此，家里的居住环境变得更加拥挤不堪。和局促的房间格局一样，屋里的家具陈设也十分简陋。墙壁只用石灰涂料简单地刷白，外衣、内衣和日用品混乱地堆在箱子和柜子里，有些箱子同时也被用作床铺。到了夜里，奶妈和保姆睡在父母卧室中用木板隔出、没有窗户的隔间里，婴儿的摇篮就摆在父母的床边。天黑后，客厅里的长沙发就变成了两个大女儿的床。屋里仅有的几件贵重家具是一个五斗橱，一个书架，还有两个小方桌，那是几个孩子上课和写作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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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玛利亚医院，前面是由S.D.梅尔库罗夫设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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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空间的狭窄逼仄，特别是两兄弟那黑漆漆没有窗户的睡房，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迹。其处女作《穷人》的主人公马卡尔·杰武什金租住的斗室紧挨着女房东的厨房，屋里四处透光，既不隔音也不隔味。《罪与罚》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居住的隔间“与其说像间住房，不如说更像个衣柜或大橱”。《群魔》中拥有一幢豪华别墅的富人斯塔夫罗金，最后却吊死在一间狭小的阁楼里。最能直观反映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棺材般狭小空间印象的，莫过于小霍尔拜因（Holbein）的油画《墓中的基督》。在作家的视觉记忆中，这幅作品带来的冲击力始终占据着中心的位置（见本书页边码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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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1832年获得枢密顾问头衔并从此跻身贵族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来说，玛利亚医院的这套公寓实在太过寒酸了。或许正因为如此，无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信还是文学作品中，父母的房子从来都不像在列夫·托尔斯泰、谢尔盖·阿克萨科夫（Sergej Aksakow）、伊凡·冈察洛夫（Iwan Gontscharow）等人的作品中那样，被描绘成一个温暖安全的港湾。除了居住空间的拥挤，贫困也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童年经历的重要部分。父亲总是在几个儿子面前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可怜的穷鬼，并且不厌其烦地警告说，等他死了以后，孩子们都得到街上乞讨。不过，虽然老是在家里哭穷，可这并不妨碍他每次去病人家出诊时（他也由此赚了不少红包），都会叫上一辆四轮马车，再带上一位穿制服的男仆。除此之外，他还在1830年代初斥资一万二千卢布，在莫斯科东南侧、距首都大约一百五十俄里[4] 的图拉省，买下了两处田庄：达罗沃耶和切列莫什那。每年夏季，一家人都会到这里避暑。从经济角度看，这是一笔失败的投资。在购买切列莫什那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不得不用之前买下的达罗沃耶村作为抵押，以申请贷款。而且，这两处田产带来的收益也少得可怜。1830年代的持续干旱让庄稼收成更加雪上加霜。刚刚买下一年，达罗沃耶就遭遇了一场大火，陀思妥耶夫斯基家小小的庄园几乎被燃成灰烬。另外，还有与邻村旷日持久的地界之争，也总是让人不得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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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处不久后重新修缮的乡间别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来说大概只有一个好处：它让这个人口不断壮大的家庭可以在每年春季到秋季逃离莫斯科拥挤的小屋，享受广阔天地带来的自由。其中最开心的，还要属孩子们。在莫斯科，就连附近的玛莉娜灌林，父母都不许他们接近，而在达罗沃耶，他们可以在大自然里尽情撒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孩子们来说，每年暑假在乡下的日子，或许是他们仅有的无忧无虑的时光。因为工作原因，父亲不得不独自留在莫斯科，偶尔才能抽出时间去乡下探望。于是，在达罗沃耶，母亲便代替父亲成了一家之长。这个在城里长大的富家女很快便成了干农活的一把好手，在管教子女方面，她比丈夫要宽松得多。几个大点儿的男孩米哈伊尔、费奥多尔和安德烈可以在乡间追逐打闹，挖池塘，盖房子，在野外露营，装扮成印第安人或鲁滨孙到林子里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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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父亲的教育方式相比近乎天壤之别。在他眼里，孩子们是一群小大人。纸牌、象棋、球类游戏等，都是不被允许的。济贫医院的小花园，是公寓宿舍之外唯一允许孩子们去的地方。但是，与身穿褐色病号服、头戴白色纸帽在花园散步的病人攀谈，则被明令禁止。所以，孩子们在花园里实际上并不是玩耍，而是“乖乖地跟在保姆艾莉奥娜·弗洛罗夫娜身后散步，或者坐在花园的长凳上发呆”。[5] 甚至在年满十七岁之后，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两兄弟也不能独自外出，因为在父亲看来，这样做是不合规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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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大儿子最初是在家里上课，为他们教授俄语、宗教和算术的，是既虔诚又爱讲故事的教会执事伊万·钦科夫斯基（Iwan Tschinkowskij），法语课老师是一位法国老兵，他把法语姓氏“苏查德”（Suchard）的字母顺序颠倒过来，给自己起了个俄语名：德查索夫（Draschussow）。拉丁文课则由父亲亲自教授，这是米哈伊夫和费奥多尔最怕也最恨的课程。上课地点通常是厅堂的方桌旁，上其他课时，几个男孩可以坐下来听讲，但是轮到父亲上课时，孩子们只能站着学习拉丁语的变格变位，常常一站就是一个小时，甚至更长。而且在上课的时候，父亲严禁他们把身体靠在椅子上，哪怕用手指尖撑一下也不行。不过，他在教育方面表现出的才能，却远远比不上他对师道的重视。这位老师既缺乏耐心，又简单粗暴。只要他没有在第一秒得到正确答案，就会立刻暴跳如雷。他经常会把课本往桌子上一摔，然后怒冲冲甩手而去，又一次对这些不成器的儿子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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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态度严厉，但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却从未对儿子实行过体罚。在19世纪初的俄国，这种情况并非理所当然。据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猜测，父亲之所以让几个孩子在家里上课，主要是因为在当时的学校里，体罚还是普遍现象。直到1860年代初，俄国民众才就体罚学生的意义问题展开了一场公共大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放弃棍棒教育的另一个原因，是受18世纪末19世纪初俄国知识界推崇的感性思维影响。尽管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对卢梭的理念并不完全接受，但是在强调感性的教育观念方面，他却或多或少受到了感染，特别是对家庭观念和夫妻之道的重视。在叶卡捷琳娜大帝时期，为抵抗俄国王公贵族中的道德沦丧之风，这些理念格外受到推崇。另外，还有宗教信仰上的虔诚，这种虔诚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同时也借助语言得到了清晰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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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念你，我的宝贝，我的天使！我的挚爱，得悉你和孩子们一切安好，甚喜。这皆拜万能的主所赐。愿主保佑你们，我的亲人，以他的慷慨和慈悲！不要挂念我，托上帝之福，我和孩子们都很康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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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重，我的心肝，我的小鸽子，我的欢乐，我的唯一和我的全部！吻你，用最热烈的方式吻你。也请替我吻我们的孩子……保重，我唯一的情人，记住，我会永远爱你，直到死去。你的M.陀思妥耶夫斯基。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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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的虔信不仅体现在他们彼此的通信中，而且渗透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每次启程去乡下之前，他们都会请医院里的神父带领全家一起祷告，祈求上帝保佑家人平安。无论早晚还是餐前，祷告都是全家例行的功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来说，上帝的存在乃是不容置疑之事。每年春秋两季，一家人都会举行祭祀仪式，祈祷风调雨顺，保佑庄稼有个好收成。每当村里有新的水渠或水坝落成，隆重的圣水仪式和圣像游行也是必不可少的。每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都会带着一家老小到莫斯科北边、靠近玛莉娜灌林的谢尔盖圣三一修道院去朝圣。这个神秘而美丽的修道院是俄罗斯东正教的圣地之一，在年幼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832年达罗沃耶村遭遇大火后，当一位村民骑着马赶到莫斯科，把消息通报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时，夫妇俩的第一反应是拉着孩子们在家里供奉圣像的祭坛前跪下，向上帝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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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家的子女对宗教的认识，还通过读书识字得到了强化。他们读的第一本书是《圣经故事汇编》，这是约翰·胡伯纳（Johann Hübner）编写、当年在欧洲流行一时的少儿插图版《104个圣经故事》（初版于1722年问世）的俄语译本。这本书后来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喜爱的书籍之一。尽管作家一生中经历了各种宗教上的怀疑和信仰危机，正如其作品《罪与罚》中反叛上帝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一样，但是在他身上，虔诚善良的本性却一生未曾改变。[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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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原因，每年夏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只能独自留在莫斯科，和家人分居两地。不过正是因此，才有了夫妇之间的大量通信。其中有很多书信充满感伤色彩，让人不禁联想到理查逊（Samuel Richardson）和卢梭的书信体小说。从这些信件中我们可以看到，长时间的独居生活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心理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由于天性多疑，他对身边的仆人也充满了戒心，甚至怀疑他们偷窃家里的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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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信中说，家里有六把汤匙，可我只见到五把。另外你还说，在五斗橱里还有另外一个打破的勺子，我也没找到。所以我请你再想一想，你是不是记错了？因为我告诉你，自从你走以后，家里就只有五把勺子。还有那把打破的勺子，你也想想，是不是把它放到了别处。因为我的钥匙一向都和我寸步不离。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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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天天衰老，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逐渐出现了抑郁倾向。由于妻儿不在身边，抑郁症状越来越严重。1835年5月，他在从莫斯科写给乡下妻子的信中写道：“今天是圣三节（俄罗斯节日，复活节之后的第七周，作者注），可我没去玛莉娜灌林赶集。我的心情压抑得很，脑子里全是乌七八糟的念头，这感觉简直生不如死。”[9] 这时候，玛丽娅·费奥多罗芙娜正怀着小女儿亚历山德拉，还有一个月就要生产。因为怀孕反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严重，满是阴暗心理的丈夫甚至怀疑，妻子腹中的胎儿不是自己的骨肉。玛丽娅“对上帝，对天对地，对我的孩子们，用我全部的幸福和生命”发誓，其腹中孕育的是“连接我们彼此间爱情的第七根最亲密的纽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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