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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6年秋天，父亲在新成立的圣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为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申请到了两个奖学金名额。在当时，像奖学金这样的区区小事，也要由大臣会议审批通过。这在今天听起来颇有些荒唐，但是在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的时代却十分平常。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足足等了三个月，才于1837年1月得到通知，两个儿子必须要通过录取考试，才能得到奖学金。之后又拖了三个月，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兄弟俩才正式得到批准，去圣彼得堡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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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动身，费奥多尔的声带突然出了毛病，于是，出发时间再次被推迟了两周。等到费奥多尔身体康复时，已是5月中旬。两兄弟在父亲的陪伴下，启程前往圣彼得堡。莫斯科距离圣彼得堡大约六百公里，乘马车大约需要一周。直到1851年，两地之间的铁路才终于开通。尽管已是春暖花开时节，然而旅途劳顿却仍然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父子三人搞得疲惫不堪。冰雪初融的公路上满是泥泞，马车只能以近乎步行的速度艰难地向前挪动。虽然一路没有更换马匹，但每到一处驿站，也都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再次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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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途中的一个驿站，陀思妥耶夫斯基三人看到了触目惊心的一幕。一个身着华丽制服的信使醉醺醺地跳上一辆刚刚驶入驿站的空马车，不等坐稳，便怒冲冲地“抡起右拳”朝着年轻马夫的“腮帮子狠狠地击去”。他这样做显然不是因为急着赶路，而只是为了向众人炫耀自己的身份，以及所肩负使命的重要性。赶车的农村小伙抱着脑袋缩起身子，半是恐惧半是恼怒地挥起马鞭，狠命抽打着牲口。拉车的驿马就像被毒蜘蛛刺中一般，发疯似的冲了出去。信使依然不肯罢休，而是机械式地不停地将拳头捶向马夫。后者随着同样的节奏，把鞭子一个劲儿地向马背抽去，直到这辆载着施暴者和受虐者的马车在视线中消失。时隔十四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作家日记》中回忆起这段往事：在他看来，“这一令人厌恶的情景”不仅反映出农奴制的弊端，而且也是俄国社会中恶行泛滥的证明。[12] 在为《罪与罚》撰写的提纲中，他写下了这样的提示词：“我个人第一次目睹的凌辱事件——马，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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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使没有在驿站中见到的这一幕，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的心情也一样低落。去工程学校上学并不是他们的愿望，而是父亲的安排，是这位军医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为儿子们做出的职业选择。两兄弟对工事学、弹道学和如何修造浮桥没有丝毫兴趣，对演习和训练更是充满了厌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回忆这段经历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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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和哥哥对新生活充满了渴望。我们热烈地向往着一切“美好和崇高”的事物，当时，这些词语充满了新鲜的气息，没有一丝嘲讽意味。哎，那时候有多少美妙的词语啊！…… 我们满怀激情，甘愿为信仰付出全部身心。虽然我们俩清楚地知道数学考试的各种要求，但是我们幻想的只是诗歌和诗人。哥哥写诗，每天要写两三首，甚至路上也不间断，而我一心想着要写一部小说，情节发生在威尼斯。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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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圣彼得堡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才意外得知，工程学校的入学考试是在9月，也就是说，还要再等上足足三个月，而他不可能在圣彼得堡待这么久。为了让两个儿子在考试中能够取得好成绩，父亲将他们送进了退休军官科罗纳德·科斯托马诺夫（Koronad Kostomarow）开办的预科班，这所补习学校在帮助备考学生提高成绩方面一向有口皆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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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花了两个月时间，带着两个儿子在新都圣彼得堡各处游览，之后于1837年7月独自返回了莫斯科。爱妻的离世再加上与两个儿子的分离，让他在精神上备受打击。还没有到家，他便以健康和服役年头为由，向医院提出了退休申请。1837年8月，申请得到批准后，他带着女儿瓦尔瓦拉、薇拉和亚历山德拉，还有儿子尼古拉、女管家阿廖娜·弗罗洛芙娜（Aljona Frolowna）以及医院公寓的全部家当，搬到了达罗沃耶的田庄。十二岁的安德烈独自留在了莫斯科，和当年两位兄长一样，由库马宁一家资助，进入契尔马克寄宿学校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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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隐田园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并没有像自己希望的那样，获得心灵上的宁静。原本就贪杯的他，从此彻底沦为了酒鬼。他整天自言自语，两手不停地颤抖，同时还害上了头晕病。很多时候，人们清早见到他时，他已经喝得醉醺醺了。搬到乡下不久，他就开始和十八岁的女仆同床共寝，并且生下了一个儿子。不过，孩子很快便夭折了。两个年龄较大的女儿瓦尔瓦拉和薇拉实在不能忍受父亲的混乱生活，干脆搬回了莫斯科，住到了姨妈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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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圣彼得堡传来的有关两兄弟的消息，更是让父亲的坏心情雪上加霜。在工程学校的入学体检中，天生体质羸弱的米哈伊尔被查出有肺结核迹象，因此未能被录取。米哈伊尔先是作为“残次品”被安排到圣彼得堡的另一家工程学校，三个月后又被转到了爱沙尼亚雷瓦尔[14] 的一家分校。这个结果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心理备受打击。除了由此带来的经济压力，身为退役军医，他感觉自己的职业尊严受到了伤害。为此，他向学校方面发去了一封儿子的健康证明信，以推翻圣彼得堡同行的诊断，最后自然是徒劳。但实际上，他的抗议是有道理的，因为工程学校的体检结果的确是一次误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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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的落榜更是让费奥多尔伤透了心。哥哥被安排到遥远的波罗的海地区去上学，对他来说意味着，他的身边从此少了一位亲人和挚友。兄弟俩是一对心有灵犀的知音，他们共同分享对文学的热爱，相互倾诉自己心底深处的秘密。十二年后，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被捕后，当审讯员问他“你和谁关系最近，和谁交往最密切”时，他的回答是：“我和任何人都没有绝对亲近的关系，除去一个例外，即我的兄长、前工程兵少尉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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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又得知了另一个坏消息。尽管费奥多尔于1837年9月顺利通过了录取考试，却没能得到国家颁发的奖学金。学校方面的解释是，所有公费名额都已发放完毕。但实际原因并不是公费生的名额太少，而是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肯用赠送礼金的方式去贿赂主考官。在沙皇时代的俄国，用钱来买通关系的现象十分普遍，不仅是在法律和行政部门，在军队同样也不例外。虽然考试成绩优异，但费奥多尔最后却只被定为十二级。米哈伊尔对此解释说，那些富家子弟都已经习惯了用钱而不是依靠努力去达到自己的目的。“我们没有钱能拿给别人，就算有，我们也不会这样干，因为用钱来代替行动去获取特权，是违背良知和令人耻辱的”，他在给父亲的信中（1837年9月27日）写道。米哈伊尔显然是想用这番话来安慰父亲，让他相信自己的两个儿子是品德高尚的人，从而使内心受到的打击得到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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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校的学费每年九百五十卢布，这是年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根本没有能力负担的。于是，他只能不顾脸面，再次向库马宁夫妇求助。而且，实际上的花费还不止这些。费奥多尔总是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向父亲要钱：茶叶，衣服，靴子，水彩，铅笔，描图纸，等等。他不想在学校里被人看成穷人家的孩子，并因此低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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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阅兵礼就要到了，我的制服和装备还有很多需要修补和添置。说具体点儿，我的同学们每人都有一顶新军帽，这会让我那顶旧军帽（学校免费发放给学生的库存军需品，作者注）在沙皇面前变得很惹眼。所以，我必须买一顶新军帽，价格是二十五卢布。（1838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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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兵礼之后是军事演习，这又意味着新的花销。演习之后又是新一轮阅兵，接下来又是演习。父亲不得不一次次给儿子往圣彼得堡汇钱，时间越久，心里积压的火气就越大，因为他原以为，只要儿子能够顺利通过考试，每年近一千卢布的学费就会自然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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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费奥多尔总喜欢模仿父母写信时惯有的多愁善感语气，虽然在当时，这种感伤风已经成为诸如普希金等新生代作家嘲讽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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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啊，我这是有多久没给您写信了啊，内心又有多久没有感受到那些真诚又纯洁、崇高又超然的幸福时刻了啊，这种幸福感，只有当你拥有一个百分百可以信赖的人时才能感受到，你可以与他分享你心底激荡的每一丝涟漪。哦，此刻我是多么急切地渴望沉醉在这种幸福中。（1838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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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风格老派的笔调中可以看出，在文化修养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父母的熏陶，但是在更多时候，这种矫情做作的语气不过是儿子为了向父亲要钱而耍的花招。事实证明，儿子的信写得越矫情，措辞和语气越对父亲的口味，就越容易说通父亲，松开腰包给儿子汇钱。从这一意义上讲，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时写下的这些讨钱信，后来变成了其作家生涯中的谋生手段，即用文字来换取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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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算信写得再讨人欢喜，父亲的耐心也总是有限度的。1839年5月，当费奥多尔又一次写信向父亲要钱时（这次是为了买靴子和一套新文具），父亲虽然如数汇给他需要的款项，但同时以哀伤的口吻描述了家中的悲惨境遇：虽然已是5月，可是在达罗沃耶和切列莫什那，地里的雪却还没有融化，所以他不得不额外花费六百卢布给牲畜购买饲料。可就算是这样，新买来的饲料和剩下的草料加在一起，也仍然不够。所以，田庄里的农民只好拆掉草棚，把苫屋顶的稻草拿去喂牲口。漫长的寒冬之后是旷日持久的干旱，这样下去，过冬的庄稼都要旱死在地里了。连续几个星期，天上没有下过一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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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些以后，你还抱怨父亲给你寄的钱太少吗？就连我自己也急需添置新衣，虽然旧的那些早已破破烂烂，可我整整四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在我自己需要用钱的地方，我连一个戈比也拿不出……现在我给你寄去三十五纸卢布，按照莫斯科的汇率，可以兑换四十三点七五银卢布。这些钱你要省着花，再说一遍：我没有能力很快再寄钱给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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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是父亲写给费奥多尔的最后一封信。十天之后，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了人世，时年五十四岁。他的死引发了一场持续至今的有关死因的争论。据官方文件记载，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是于1839年6月6日从达罗沃耶返回切列莫什那的途中因中风去世。但是小儿子安德烈却坚持认为，父亲是被自家农奴杀害的。安德烈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天，一向脾气暴躁的父亲趁着酒劲，把几位村民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骂他们是一群不好好干活的懒汉。其中一位村民“恶言恶语地顶撞了几句，因为害怕自己的冒犯会招来父亲的报复，便朝村民们喊：‘哎，伙计们，咱们把他干掉！’话音刚落，这群壮汉——总共有十五人左右——便一拥而上，把父亲扑倒在地，然后活活打死了”。[17] 据安德烈称，调查委员会虽然安排了尸检，然而由于村民“用一大笔钱”买通了当局，所以死因最终被确定为“中风”，之后死者被草草下葬。一位了解事情真相的邻村地主劝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人放弃调查，也不要对当事村民提出诉讼，因为一来这不能让逝者死而复生，二来如果对事件进行彻查的话，也许达罗沃耶的所有男性村民都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那样整个村子就会破产，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也会随之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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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讲述完整个事件后写道：“我的两个哥哥很可能从一开始便了解事情的真相，却闭口不言。而我自己当时还年纪太小，尚未成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儿柳波芙（Ljubow）在1921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称，当事村民在法庭面前坦白，他们是为了报复父亲平日对他们的残酷压迫，用一个枕头把他活活闷死的。[18] 按照十月革命后在达罗沃耶村流传的说法，这场谋杀的经过更加富有戏剧性。村民们说，他们听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讲，当时是切列莫什那的村民出于仇恨谋害了老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人强行给他灌下了整整一瓶伏特加，然后把他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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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谋杀情节与市面上流行的各种以小说笔法撰写的陀氏传记十分搭调，亨利·特罗亚（Henri Troyat）的作品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另外，它与“受剥削的农奴奋起反抗残暴的地主”的阶级斗争思维同样也很合拍，因此在苏联，这种说法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得到官方的认可。不过，还有一套与此截然不同的认知模式，对谋杀说也持肯定的态度，这就是精神分析学。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928年发表的名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弑父者》（Dostojewski und die Natertötung ）中提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弑父情节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之死有着密切的关系。小说中伊万·卡拉马佐夫与同父异母的兄弟斯乜尔加科夫合伙杀死父亲的情节，反映了作家少年时潜意识里有过的愿望。因此，父亲的死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并由此导致癫痫的发作，这是作家以象征性死亡的方式对自身实施的惩罚。弗洛伊德的个案研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当中遭到了强烈的反驳。这些反对声音有些是从学术严谨性出发，对弗洛伊德论据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还有一些是内心受到伤害后做出的应激反应，因为这位精神分析之父的观点不仅让全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迷无法接受，同时也让那些以这位伟大作家为荣的俄国人感觉受到了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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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事实依据，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因始终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但是，与作家的人生经历和作品相比，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由于没有一位家人目睹父亲的死，也没有人能够在事发后迅速赶到现场，因此与其花费大量精力去破解死亡的真相，还不如让我们将注意力放在另一个问题上，这就是，父亲的去世究竟给陀思妥耶夫斯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按照安德烈的说法，两个哥哥明知父亲是被人谋杀，却“闭口不言”。虽然这种沉默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对谋杀行为的默许，就像伊万·卡拉马佐夫那样，但是它至少说明，兄弟俩和死者之间是存在情感障碍的。尤其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比常人情感更丰富更细腻的人来讲，面对父亲的死，他在情绪上的反应本应更强烈，更何况是在知道父亲是死于非命的情况下。另外，在表达哀伤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表现得出奇的克制，而且只有唯一一次。那是在父亲去世两个多月后，他才在给哥哥的信中以稍带一提的口吻写道：“我因为父亲去世流了许多眼泪。”可他“更伤心”的是，几个年幼的弟弟和妹妹从此将变得无依无靠（1839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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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讲，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愿和人谈起自己的父亲。在朋友面前，每当说起自己的童年时，他总是用“压抑和不开心”来形容。他甚至干脆告诉朋友，不要问他关于父亲的事。[19] 相反，只要说起母亲，他就总是滔滔不绝，言语间饱含温情。对父亲的冷漠态度让人禁不住怀疑，以往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下的那些伤感之辞统统都是违心的。这样的反差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我们只能通过猜测去判断。这有可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中的许多矛盾因素有关，另外还有生性温柔、崇尚自由的母亲在儿子记忆中留下的理想化印象，以及对专横严厉的父亲的反感和畏惧。作家或许是想用这种冷漠，与父亲身上某些近乎怪僻的性格特征划清界限。除了一些无可争辩的优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性格中确实有不少缺陷：过度敏感，病态的虚荣心，多疑，喜欢猜忌，嫉妒心重，等等。这些性格特征在后来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几乎表露无遗。通常情况下，子女对那些从父母身上继承来的性格缺陷往往会感觉很委屈，反过来，他们对父母二人中与自己在情感上较冷淡甚至刻意疏远的一方，又难免会怀有某种负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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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涅瓦大街的科斯托马诺夫补习学校，搬进了所谓“工程兵宫”。这座建筑本名圣米迦勒宫，它是以罗曼诺夫家族的守护神大天使长米迦勒（Michail）命名的，如今这个旧名已重新恢复。自1823年起，这里成为军事工程学校所在地。这栋位于圣彼得堡两大河流莫伊卡河（Mojka）和丰坦卡河（Fontanka）交汇处的宏伟建筑有着一段黑暗的历史。1801年3月12日深夜，保罗一世在这里遇刺身亡。这位不受百姓爱戴，就连他的亲生母亲叶卡捷琳娜大帝都看不上眼的沙皇，被几个宫廷政变者用围巾勒死。据传幕后指使者是下一任沙皇，即史称“欧洲救世主”的亚历山大一世。当时在沙皇俄国，老百姓没人敢对保罗一世的暴毙说东道西。[20] 官方公布的死因是“中风”，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一样。但是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沙皇其实是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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