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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这栋建筑其实更像座兵营，而不是宫殿。它是保罗一世仿照母亲的巴洛克式居所——距此仅有咫尺的冬宫——设计而建。1801年2月，就在遇刺前大约四十天，保罗一世在隆重的列兵仪式后正式搬出冬宫，迁入丰坦卡河畔的圣米迦勒宫。在保罗一世死后二十多年时间里，这座建筑曾先后用于不同用途，直到1819年亚历山大一世下令将其作为军事工程学校的校舍、为帝国培养工程兵和“天才军官”的基地。在卫国战争中人们看到，俄国急需这方面的专业人才。1822年，圣米迦勒宫被更名为“工程兵宫”。在这座气势宏伟的建筑里，除了上课的教室和学生宿舍，还有很多布置华丽的大厅，可供皇家在这里举办舞会、化装舞会和音乐会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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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没有这类盛事的时候，皇室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同样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令身为学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反感。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胞弟、因沙皇身后无嗣而继承皇位的尼古拉一世，在1825年登基前一直担任工兵总监，专门负责军事人才特别是工兵和工程兵的培训事宜。之后，这一职务由尼古拉一世的弟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Großfürst Michail Pawlowitsch）接手。这两位罗曼诺夫家族成员和他们的父亲一样，都认为军事演习和阅兵式能让男性的健壮体魄得到最充分的展示。因此，他们对“工程兵宫”一百五十多名军校学生的训练格外重视。尼古拉一世在继任沙皇后，仍然保持着一贯的事必躬亲的执政作风，对军校教学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都要亲自过问。一方面，这是个人性格所致；另一方面，这与俄国统治者的传统理念也是吻合的，即把这些军校学生以及其他军事后备人才当作皇室成员来看待。[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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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一世不仅经常到工程学校视察，还对学员们在彼得霍夫宫举办的各种越野训练抱有极大的兴趣。其中他最热衷的，是在那里举行的每年一度的军事演习。演习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参孙瀑布冲刺赛”：参赛的学员从巴洛克风格的参孙喷泉出发，沿着哗哗淌水的大瀑布阶梯一路向上攀登，冲向最高处的彼得霍夫宫主殿。比赛是由沙皇亲自发令，最先抵达终点的三位全身湿透的优胜者会从沙皇手中接过由皇家石雕厂制作的奖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会参加这类比赛，他对这种用戏水的方式来取悦沙皇的做法很不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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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军事工程学校毕竟是一所军校，因此，学校的管理比普通寄宿学校还要严格得多。除了工事学、弹道学、测地学、绘图等主科，学校还设置了几何、代数、地理、物理、建筑，以及历史、语文、法语、德语、圣经课等日常科目。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周日不得离校外出，违反校规的学生要被关禁闭。和知识类科目相比，那些与军事训练直接相关的科目，如体操、击剑、射击、队列训练等，更加受到重视。可这些偏偏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弱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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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严苛的校规和无聊的科目更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厌恶的，是高年级学生欺侮低年级学生（在学生们口中，后者被称为“西伯利亚”）的校园霸凌。这种“捉弄新人”（俄语说法是Djedowschtschina）的坏习气在俄国十分盛行，从皇室家族到红军，再到今天的俄罗斯军队，普遍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并成为俄国暴力史上重要的一章。在军事工程学校里，这种包括殴打、性侵在内的“传统习俗”在程度上甚至比军队更严重。校方对此虽然心知肚明，却不闻不问。这不是因为校方没有能力干预，而是这些人认为，霸凌可以让学员受到锤炼，帮助他们更快地适应未来艰苦的军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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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工程兵培训基地——圣彼得堡圣米迦勒宫（“工程兵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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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寄宿学校读书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个性格孤僻的局外人。军事工程学校的生活并没有让他变得更合群。在这里，他仍然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同学们在业余时间的各种消遣，比如踢球、跳舞、相互打闹、恶作剧等，他都没有兴趣参加，或者干脆被排斥在外。同学间的力量或胆量比拼也是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反感的事，就像讨厌集体洗澡，还有击剑课和舞蹈课一样。在老师们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独来独往的怪人”[22] ，因为在课余时间里，他总是躲在一处能够望见丰坦卡河的角落里，一个人静静地看书。他在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写道：“我把自己想象成作家笔下的那些主人公，在他们的陪伴下，自由开心地度过一个个美妙的时辰。”（1839年8月16日）一位当年的老师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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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喜欢的座位是圆形卧室——人们所说的圆厅——中靠窗的角落。那是一个拐角房间，窗外是丰坦卡河。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坐在这个和其他桌子隔开的位子上，专注地做自己的事，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直到巡夜人敲过晚钟，挨个房间巡视时，他才会在催促下把书本收进抽屉。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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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很长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最终接受了与哥哥米哈伊尔天各一方的现实。在最初几个月里，两人之间的通信是他生活中的唯一消遣。随着时间的推移，费奥多尔身边渐渐聚起了一些小伙伴，他可以和他们一起分享对文学的热爱。他们当中最早的一个是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年长一岁的伊万·别列热茨基（Iwan Bereschezkij），在1839/1840年冬天，两人几乎形影不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提到他时，言语中饱含爱慕，仿佛是一位少年遇到了自己的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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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年冬天）结识了一位密友，一个我非常喜爱的家伙……我与他一起读席勒，在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了高贵热情的唐·卡洛斯、波萨侯爵和莫蒂默。这份友谊带给我多少悲伤和欢乐啊！我再也不愿提起这些事。但是对于我，席勒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一个熟悉的带有魔性的声音，唤起我许许多多的梦想……（184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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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席勒身上的发现，后来成为其自身文学创作的标志性特征，这就是“捕捉人类心灵深处最隐秘活动”的能力，正如席勒在《强盗》（Räubern ）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此外，席勒吸引他的另一大魅力在于，借助以诗歌手法描绘的崇高的理念世界，达到超越现实的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信，只有文学才能帮助人类摆脱平庸的日常生活，从而获得自由，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位作家能与席勒比肩。早在身处莫斯科的时候，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两兄弟就对席勒的戏剧十分着迷。米哈伊尔在1838年11月给父亲的信中写道，阅读席勒可以让他忘掉这个世界。不过在父亲眼里，两个大儿子对文学的热情并不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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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学校读书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位密友是康斯坦丁·希德洛夫斯基（Kontantin Schildlowskij），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父子三人于1837年抵达圣彼得堡当天，在旅店投宿时偶然结识的。[24] 希德洛夫斯基比费奥多尔大五岁，在财政部供职。不过，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学业毫无兴趣一样，他对给政府当差也没有多少热情。当时，这个同样酷爱席勒的年轻人和一位有夫之妇陷入了热恋。一边是对文学的爱，另一边是对情人的爱，希德洛夫斯基就在这两种爱当中摇摆着，挣扎着。这段不幸的爱情带给他的痛苦让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变成了一位真正的诗人，一个“了不起的高尚的人，一个莎士比亚和席勒笔下人物的真实样本”（184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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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希德洛夫斯基便是浪漫主义英雄在现实中的化身。这类人物既懂得世间悲苦，又有像拿破仑那样做大事业的野心，他们给俄国人带来的最深刻影响，是拜伦式的殉道者传统。在希德洛夫斯基身上，生命的蓬勃欲望与自甘承受苦难的宗教情怀融为一体。在结束公务员生涯后，希德洛夫斯基下决心做一名修士。但是，最后他并没有如愿进入修道院，而是被送进了西伯利亚苦役营。从苦役营获释后，他让人用自己坐监时的镣铐打制了一枚戒指，把它戴在手上，直到最后吞掉它自尽。[25]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希德洛夫斯基始终是一个拜伦式的偶像，甚至在进入中年后，他依然奉其为人生中的标杆，一个“欧洲生活中伟大、神圣而不可或缺的存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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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莫斯科来到圣彼得堡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文学的兴趣也从浪漫派——在俄国，席勒也被视为浪漫派一员——转到了法国文学。由于他的法文水平远在德文和英文之上，无须依赖译本，于是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国作家的著作，如雨果、拉马丁、巴尔扎克、乔治·桑、欧仁·苏等。很快，他文学方面的渊博知识便让他在学生们当中脱颖而出，并被周围的一群伙伴视为才子。这些人当中的一个是德米特里·格里戈罗维奇（Dmitrij Grigorowitsch），1840年代俄国早期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之一。格里戈罗维奇性格乐观开朗，在很多方面都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形成对比。后者的深厚文学修养、哲学思辨的能力以及出色的口才，让格里戈罗维奇佩服不已。他和别列热茨基、阿列克塞·别克托夫（Alexej Beketow）——俄国著名科学家别克托夫兄弟中的老大，还有后来成为考古学家的尼古拉·维特科夫斯基（Nikolaj Witkowskij），都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牵头的文学小圈子中的骨干成员。在工程学校这个注重男性气概的环境里，这些人活脱脱就是一群异类。在这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当中，没有恃强凌弱，没有发号施令，而只有自由的、兄弟般的思想和情感交流，以及破除权威的理性讨论。这种做法超越了浪漫派对友谊的崇尚，而更多是受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自由平等理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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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圣彼得堡的朋友圈，我们才得以通过他们为同窗绘制的肖像画，了解到这位未来文学大师少年时的模样和气质。在康斯坦丁·特鲁托夫斯基（Kontantin Trutowskij）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作的一幅稍有美化嫌疑的铅笔素描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他有着高高的额头，头发略显稀疏，眼神清澈而深邃，留着短髭的下颌棱角分明。据1846年后担任陀思妥耶夫斯基私人医生的斯特潘·亚诺夫斯基（Stepan Janowskij）回忆，这位年轻作家身材矮小结实，有着宽厚的肩膀、大小适中的脑袋，还有“格外发达的下巴”，浅灰色的眼睛闪着灵光，薄薄的嘴唇总是紧抿，淡黄色的头发有些稀疏，手脚的比例明显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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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K.特鲁托夫斯基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作的铅笔素描，18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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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是打扮得很得体，甚至称得上优雅……如果说他的穿着有什么地方显然有些不和谐的话，那就是他脚上的鞋子不够考究，另外，他的动作多少有些呆板，这让他看上去不像是军校学生，而更像是修士学校的毕业生。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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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诺夫斯基还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会头疼，而且还有很重的疑心病。严重的时候，因手头拮据平日只喝热水的他，偶尔喝过一次红茶之后，都会担心自己的脉搏是不是正常，舌苔有没有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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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搬出圣彼得堡工程学校后，曾和一位名叫亚历山大·里森坎普夫（Alexander Riesenkampf）的年轻医学院学生合住过一套公寓。里森坎普夫来自雷瓦尔，有一半德国血统，是哥哥米哈伊尔的朋友。据里森坎普夫描述，年轻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哥哥在样貌上有着很大反差：有一头蓬松的金发，脸庞圆润，鼻梁微凸，一双不大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嗓音低沉沙哑，牙齿的损坏程度和年龄有些不符。在里森坎普夫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引人注目的苍白面色和慢性呼吸道疾病有关。和亚诺夫斯基的看法一样，里森坎普夫也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比较悲观，有过度敏感和神经质的倾向，一旦发起火来很容易失控。[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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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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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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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8月，在修完工程学校的基础课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晋升为少尉。接下来，他还要继续留在“工程兵宫”，以便完成为期两年的军官培训课。不过，因为有了少尉这个低级军官头衔，他已经有权利在校外居住。最初，他和一位名叫古斯塔夫·阿道夫·冯·托特列边（Gustav Adolf von Totleben）的同学在工程学校附近的卡拉瓦尼亚大街合租了一套公寓。阿道夫的哥哥爱德华·冯·托特列边（Eduard von Totleben）是后来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中的功勋英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有过重要影响。搬出工程学校后，费奥多尔这个过去在同学们眼中不合群的书呆子，向人们展现出性格中的另外一面。只要手头宽裕，他就会整天出入剧场、戏院和音乐厅，和朋友去高档餐厅聚餐，大量购买书和杂志，添置时髦讲究的衣物。而且，就在人生中第一次享受到自由的头几年，他就染上了作家圈中许多同行都戒不掉的恶习——赌博。从屠格涅夫到涅克拉索夫，从托尔斯泰到冈察洛夫，个个都是大名鼎鼎的赌徒。里森坎普夫用德国新教徒的严苛目光观察到了发生在自己室友身上的变化，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挥霍无度、经济上的拮据以及对纸牌和轮盘赌的狂热感到十分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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