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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校的学费每年九百五十卢布，这是年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根本没有能力负担的。于是，他只能不顾脸面，再次向库马宁夫妇求助。而且，实际上的花费还不止这些。费奥多尔总是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向父亲要钱：茶叶，衣服，靴子，水彩，铅笔，描图纸，等等。他不想在学校里被人看成穷人家的孩子，并因此低人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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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阅兵礼就要到了，我的制服和装备还有很多需要修补和添置。说具体点儿，我的同学们每人都有一顶新军帽，这会让我那顶旧军帽（学校免费发放给学生的库存军需品，作者注）在沙皇面前变得很惹眼。所以，我必须买一顶新军帽，价格是二十五卢布。（1838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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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兵礼之后是军事演习，这又意味着新的花销。演习之后又是新一轮阅兵，接下来又是演习。父亲不得不一次次给儿子往圣彼得堡汇钱，时间越久，心里积压的火气就越大，因为他原以为，只要儿子能够顺利通过考试，每年近一千卢布的学费就会自然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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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写给父亲的信中，费奥多尔总喜欢模仿父母写信时惯有的多愁善感语气，虽然在当时，这种感伤风已经成为诸如普希金等新生代作家嘲讽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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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天啊，我这是有多久没给您写信了啊，内心又有多久没有感受到那些真诚又纯洁、崇高又超然的幸福时刻了啊，这种幸福感，只有当你拥有一个百分百可以信赖的人时才能感受到，你可以与他分享你心底激荡的每一丝涟漪。哦，此刻我是多么急切地渴望沉醉在这种幸福中。（1838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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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种风格老派的笔调中可以看出，在文化修养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父母的熏陶，但是在更多时候，这种矫情做作的语气不过是儿子为了向父亲要钱而耍的花招。事实证明，儿子的信写得越矫情，措辞和语气越对父亲的口味，就越容易说通父亲，松开腰包给儿子汇钱。从这一意义上讲，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少年时写下的这些讨钱信，后来变成了其作家生涯中的谋生手段，即用文字来换取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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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算信写得再讨人欢喜，父亲的耐心也总是有限度的。1839年5月，当费奥多尔又一次写信向父亲要钱时（这次是为了买靴子和一套新文具），父亲虽然如数汇给他需要的款项，但同时以哀伤的口吻描述了家中的悲惨境遇：虽然已是5月，可是在达罗沃耶和切列莫什那，地里的雪却还没有融化，所以他不得不额外花费六百卢布给牲畜购买饲料。可就算是这样，新买来的饲料和剩下的草料加在一起，也仍然不够。所以，田庄里的农民只好拆掉草棚，把苫屋顶的稻草拿去喂牲口。漫长的寒冬之后是旷日持久的干旱，这样下去，过冬的庄稼都要旱死在地里了。连续几个星期，天上没有下过一滴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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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这些以后，你还抱怨父亲给你寄的钱太少吗？就连我自己也急需添置新衣，虽然旧的那些早已破破烂烂，可我整整四年没买过一件新衣服。在我自己需要用钱的地方，我连一个戈比也拿不出……现在我给你寄去三十五纸卢布，按照莫斯科的汇率，可以兑换四十三点七五银卢布。这些钱你要省着花，再说一遍：我没有能力很快再寄钱给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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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大概是父亲写给费奥多尔的最后一封信。十天之后，米哈伊尔·安德烈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了人世，时年五十四岁。他的死引发了一场持续至今的有关死因的争论。据官方文件记载，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是于1839年6月6日从达罗沃耶返回切列莫什那的途中因中风去世。但是小儿子安德烈却坚持认为，父亲是被自家农奴杀害的。安德烈在回忆录中写道，这天，一向脾气暴躁的父亲趁着酒劲，把几位村民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骂他们是一群不好好干活的懒汉。其中一位村民“恶言恶语地顶撞了几句，因为害怕自己的冒犯会招来父亲的报复，便朝村民们喊：‘哎，伙计们，咱们把他干掉！’话音刚落，这群壮汉——总共有十五人左右——便一拥而上，把父亲扑倒在地，然后活活打死了”。[17] 据安德烈称，调查委员会虽然安排了尸检，然而由于村民“用一大笔钱”买通了当局，所以死因最终被确定为“中风”，之后死者被草草下葬。一位了解事情真相的邻村地主劝陀思妥耶夫斯基家人放弃调查，也不要对当事村民提出诉讼，因为一来这不能让逝者死而复生，二来如果对事件进行彻查的话，也许达罗沃耶的所有男性村民都会被流放到西伯利亚，那样整个村子就会破产，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也会随之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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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讲述完整个事件后写道：“我的两个哥哥很可能从一开始便了解事情的真相，却闭口不言。而我自己当时还年纪太小，尚未成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儿柳波芙（Ljubow）在1921年出版的回忆录中称，当事村民在法庭面前坦白，他们是为了报复父亲平日对他们的残酷压迫，用一个枕头把他活活闷死的。[18] 按照十月革命后在达罗沃耶村流传的说法，这场谋杀的经过更加富有戏剧性。村民们说，他们听自己的父母或祖父母讲，当时是切列莫什那的村民出于仇恨谋害了老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些人强行给他灌下了整整一瓶伏特加，然后把他绞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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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谋杀情节与市面上流行的各种以小说笔法撰写的陀氏传记十分搭调，亨利·特罗亚（Henri Troyat）的作品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另外，它与“受剥削的农奴奋起反抗残暴的地主”的阶级斗争思维同样也很合拍，因此在苏联，这种说法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得到官方的认可。不过，还有一套与此截然不同的认知模式，对谋杀说也持肯定的态度，这就是精神分析学。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1928年发表的名篇《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弑父者》（Dostojewski und die Natertötung ）中提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弑父情节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之死有着密切的关系。小说中伊万·卡拉马佐夫与同父异母的兄弟斯乜尔加科夫合伙杀死父亲的情节，反映了作家少年时潜意识里有过的愿望。因此，父亲的死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心理上产生了强烈的负罪感，并由此导致癫痫的发作，这是作家以象征性死亡的方式对自身实施的惩罚。弗洛伊德的个案研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当中遭到了强烈的反驳。这些反对声音有些是从学术严谨性出发，对弗洛伊德论据的可靠性提出质疑，还有一些是内心受到伤害后做出的应激反应，因为这位精神分析之父的观点不仅让全世界陀思妥耶夫斯基迷无法接受，同时也让那些以这位伟大作家为荣的俄国人感觉受到了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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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事实依据，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因始终是一个没有解开的谜。但是，与作家的人生经历和作品相比，这个问题是无关紧要的。由于没有一位家人目睹父亲的死，也没有人能够在事发后迅速赶到现场，因此与其花费大量精力去破解死亡的真相，还不如让我们将注意力放在另一个问题上，这就是，父亲的去世究竟给陀思妥耶夫斯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按照安德烈的说法，两个哥哥明知父亲是被人谋杀，却“闭口不言”。虽然这种沉默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对谋杀行为的默许，就像伊万·卡拉马佐夫那样，但是它至少说明，兄弟俩和死者之间是存在情感障碍的。尤其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比常人情感更丰富更细腻的人来讲，面对父亲的死，他在情绪上的反应本应更强烈，更何况是在知道父亲是死于非命的情况下。另外，在表达哀伤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也表现得出奇的克制，而且只有唯一一次。那是在父亲去世两个多月后，他才在给哥哥的信中以稍带一提的口吻写道：“我因为父亲去世流了许多眼泪。”可他“更伤心”的是，几个年幼的弟弟和妹妹从此将变得无依无靠（1839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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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根本上讲，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愿和人谈起自己的父亲。在朋友面前，每当说起自己的童年时，他总是用“压抑和不开心”来形容。他甚至干脆告诉朋友，不要问他关于父亲的事。[19] 相反，只要说起母亲，他就总是滔滔不绝，言语间饱含温情。对父亲的冷漠态度让人禁不住怀疑，以往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下的那些伤感之辞统统都是违心的。这样的反差究竟是出于何种原因，我们只能通过猜测去判断。这有可能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中的许多矛盾因素有关，另外还有生性温柔、崇尚自由的母亲在儿子记忆中留下的理想化印象，以及对专横严厉的父亲的反感和畏惧。作家或许是想用这种冷漠，与父亲身上某些近乎怪僻的性格特征划清界限。除了一些无可争辩的优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医生的性格中确实有不少缺陷：过度敏感，病态的虚荣心，多疑，喜欢猜忌，嫉妒心重，等等。这些性格特征在后来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几乎表露无遗。通常情况下，子女对那些从父母身上继承来的性格缺陷往往会感觉很委屈，反过来，他们对父母二人中与自己在情感上较冷淡甚至刻意疏远的一方，又难免会怀有某种负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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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涅瓦大街的科斯托马诺夫补习学校，搬进了所谓“工程兵宫”。这座建筑本名圣米迦勒宫，它是以罗曼诺夫家族的守护神大天使长米迦勒（Michail）命名的，如今这个旧名已重新恢复。自1823年起，这里成为军事工程学校所在地。这栋位于圣彼得堡两大河流莫伊卡河（Mojka）和丰坦卡河（Fontanka）交汇处的宏伟建筑有着一段黑暗的历史。1801年3月12日深夜，保罗一世在这里遇刺身亡。这位不受百姓爱戴，就连他的亲生母亲叶卡捷琳娜大帝都看不上眼的沙皇，被几个宫廷政变者用围巾勒死。据传幕后指使者是下一任沙皇，即史称“欧洲救世主”的亚历山大一世。当时在沙皇俄国，老百姓没人敢对保罗一世的暴毙说东道西。[20] 官方公布的死因是“中风”，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父亲一样。但是每个人心里都很清楚，沙皇其实是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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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这栋建筑其实更像座兵营，而不是宫殿。它是保罗一世仿照母亲的巴洛克式居所——距此仅有咫尺的冬宫——设计而建。1801年2月，就在遇刺前大约四十天，保罗一世在隆重的列兵仪式后正式搬出冬宫，迁入丰坦卡河畔的圣米迦勒宫。在保罗一世死后二十多年时间里，这座建筑曾先后用于不同用途，直到1819年亚历山大一世下令将其作为军事工程学校的校舍、为帝国培养工程兵和“天才军官”的基地。在卫国战争中人们看到，俄国急需这方面的专业人才。1822年，圣米迦勒宫被更名为“工程兵宫”。在这座气势宏伟的建筑里，除了上课的教室和学生宿舍，还有很多布置华丽的大厅，可供皇家在这里举办舞会、化装舞会和音乐会等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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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没有这类盛事的时候，皇室在学校的日常生活中同样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令身为学员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反感。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胞弟、因沙皇身后无嗣而继承皇位的尼古拉一世，在1825年登基前一直担任工兵总监，专门负责军事人才特别是工兵和工程兵的培训事宜。之后，这一职务由尼古拉一世的弟弟康斯坦丁·尼古拉耶维奇大公（Großfürst Michail Pawlowitsch）接手。这两位罗曼诺夫家族成员和他们的父亲一样，都认为军事演习和阅兵式能让男性的健壮体魄得到最充分的展示。因此，他们对“工程兵宫”一百五十多名军校学生的训练格外重视。尼古拉一世在继任沙皇后，仍然保持着一贯的事必躬亲的执政作风，对军校教学工作的每一个细节都要亲自过问。一方面，这是个人性格所致；另一方面，这与俄国统治者的传统理念也是吻合的，即把这些军校学生以及其他军事后备人才当作皇室成员来看待。[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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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古拉一世不仅经常到工程学校视察，还对学员们在彼得霍夫宫举办的各种越野训练抱有极大的兴趣。其中他最热衷的，是在那里举行的每年一度的军事演习。演习的最后一个项目是“参孙瀑布冲刺赛”：参赛的学员从巴洛克风格的参孙喷泉出发，沿着哗哗淌水的大瀑布阶梯一路向上攀登，冲向最高处的彼得霍夫宫主殿。比赛是由沙皇亲自发令，最先抵达终点的三位全身湿透的优胜者会从沙皇手中接过由皇家石雕厂制作的奖杯。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不会参加这类比赛，他对这种用戏水的方式来取悦沙皇的做法很不感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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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军事工程学校毕竟是一所军校，因此，学校的管理比普通寄宿学校还要严格得多。除了工事学、弹道学、测地学、绘图等主科，学校还设置了几何、代数、地理、物理、建筑，以及历史、语文、法语、德语、圣经课等日常科目。考试不及格的学生周日不得离校外出，违反校规的学生要被关禁闭。和知识类科目相比，那些与军事训练直接相关的科目，如体操、击剑、射击、队列训练等，更加受到重视。可这些偏偏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弱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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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严苛的校规和无聊的科目更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厌恶的，是高年级学生欺侮低年级学生（在学生们口中，后者被称为“西伯利亚”）的校园霸凌。这种“捉弄新人”（俄语说法是Djedowschtschina）的坏习气在俄国十分盛行，从皇室家族到红军，再到今天的俄罗斯军队，普遍都存在这样的现象，并成为俄国暴力史上重要的一章。在军事工程学校里，这种包括殴打、性侵在内的“传统习俗”在程度上甚至比军队更严重。校方对此虽然心知肚明，却不闻不问。这不是因为校方没有能力干预，而是这些人认为，霸凌可以让学员受到锤炼，帮助他们更快地适应未来艰苦的军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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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工程兵培训基地——圣彼得堡圣米迦勒宫（“工程兵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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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寄宿学校读书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个性格孤僻的局外人。军事工程学校的生活并没有让他变得更合群。在这里，他仍然与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同学们在业余时间的各种消遣，比如踢球、跳舞、相互打闹、恶作剧等，他都没有兴趣参加，或者干脆被排斥在外。同学间的力量或胆量比拼也是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反感的事，就像讨厌集体洗澡，还有击剑课和舞蹈课一样。在老师们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独来独往的怪人”[22] ，因为在课余时间里，他总是躲在一处能够望见丰坦卡河的角落里，一个人静静地看书。他在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写道：“我把自己想象成作家笔下的那些主人公，在他们的陪伴下，自由开心地度过一个个美妙的时辰。”（1839年8月16日）一位当年的老师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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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最喜欢的座位是圆形卧室——人们所说的圆厅——中靠窗的角落。那是一个拐角房间，窗外是丰坦卡河。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坐在这个和其他桌子隔开的位子上，专注地做自己的事，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浑然不觉……直到巡夜人敲过晚钟，挨个房间巡视时，他才会在催促下把书本收进抽屉。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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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很长时间，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最终接受了与哥哥米哈伊尔天各一方的现实。在最初几个月里，两人之间的通信是他生活中的唯一消遣。随着时间的推移，费奥多尔身边渐渐聚起了一些小伙伴，他可以和他们一起分享对文学的热爱。他们当中最早的一个是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年长一岁的伊万·别列热茨基（Iwan Bereschezkij），在1839/1840年冬天，两人几乎形影不离。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提到他时，言语中饱含爱慕，仿佛是一位少年遇到了自己的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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