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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年冬天）结识了一位密友，一个我非常喜爱的家伙……我与他一起读席勒，在他身上，我仿佛看到了高贵热情的唐·卡洛斯、波萨侯爵和莫蒂默。这份友谊带给我多少悲伤和欢乐啊！我再也不愿提起这些事。但是对于我，席勒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一个熟悉的带有魔性的声音，唤起我许许多多的梦想……（184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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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席勒身上的发现，后来成为其自身文学创作的标志性特征，这就是“捕捉人类心灵深处最隐秘活动”的能力，正如席勒在《强盗》（Räubern ）序言中所说的那样。此外，席勒吸引他的另一大魅力在于，借助以诗歌手法描绘的崇高的理念世界，达到超越现实的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深信，只有文学才能帮助人类摆脱平庸的日常生活，从而获得自由，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位作家能与席勒比肩。早在身处莫斯科的时候，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两兄弟就对席勒的戏剧十分着迷。米哈伊尔在1838年11月给父亲的信中写道，阅读席勒可以让他忘掉这个世界。不过在父亲眼里，两个大儿子对文学的热情并不是一件值得鼓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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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程学校读书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另一位密友是康斯坦丁·希德洛夫斯基（Kontantin Schildlowskij），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父子三人于1837年抵达圣彼得堡当天，在旅店投宿时偶然结识的。[24] 希德洛夫斯基比费奥多尔大五岁，在财政部供职。不过，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学业毫无兴趣一样，他对给政府当差也没有多少热情。当时，这个同样酷爱席勒的年轻人和一位有夫之妇陷入了热恋。一边是对文学的爱，另一边是对情人的爱，希德洛夫斯基就在这两种爱当中摇摆着，挣扎着。这段不幸的爱情带给他的痛苦让他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变成了一位真正的诗人，一个“了不起的高尚的人，一个莎士比亚和席勒笔下人物的真实样本”（1840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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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希德洛夫斯基便是浪漫主义英雄在现实中的化身。这类人物既懂得世间悲苦，又有像拿破仑那样做大事业的野心，他们给俄国人带来的最深刻影响，是拜伦式的殉道者传统。在希德洛夫斯基身上，生命的蓬勃欲望与自甘承受苦难的宗教情怀融为一体。在结束公务员生涯后，希德洛夫斯基下决心做一名修士。但是，最后他并没有如愿进入修道院，而是被送进了西伯利亚苦役营。从苦役营获释后，他让人用自己坐监时的镣铐打制了一枚戒指，把它戴在手上，直到最后吞掉它自尽。[25]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目中，希德洛夫斯基始终是一个拜伦式的偶像，甚至在进入中年后，他依然奉其为人生中的标杆，一个“欧洲生活中伟大、神圣而不可或缺的存在”。[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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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莫斯科来到圣彼得堡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文学的兴趣也从浪漫派——在俄国，席勒也被视为浪漫派一员——转到了法国文学。由于他的法文水平远在德文和英文之上，无须依赖译本，于是他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国作家的著作，如雨果、拉马丁、巴尔扎克、乔治·桑、欧仁·苏等。很快，他文学方面的渊博知识便让他在学生们当中脱颖而出，并被周围的一群伙伴视为才子。这些人当中的一个是德米特里·格里戈罗维奇（Dmitrij Grigorowitsch），1840年代俄国早期现实主义代表作家之一。格里戈罗维奇性格乐观开朗，在很多方面都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形成对比。后者的深厚文学修养、哲学思辨的能力以及出色的口才，让格里戈罗维奇佩服不已。他和别列热茨基、阿列克塞·别克托夫（Alexej Beketow）——俄国著名科学家别克托夫兄弟中的老大，还有后来成为考古学家的尼古拉·维特科夫斯基（Nikolaj Witkowskij），都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牵头的文学小圈子中的骨干成员。在工程学校这个注重男性气概的环境里，这些人活脱脱就是一群异类。在这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当中，没有恃强凌弱，没有发号施令，而只有自由的、兄弟般的思想和情感交流，以及破除权威的理性讨论。这种做法超越了浪漫派对友谊的崇尚，而更多是受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自由平等理念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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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圣彼得堡的朋友圈，我们才得以通过他们为同窗绘制的肖像画，了解到这位未来文学大师少年时的模样和气质。在康斯坦丁·特鲁托夫斯基（Kontantin Trutowskij）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作的一幅稍有美化嫌疑的铅笔素描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年轻英俊的男子，他有着高高的额头，头发略显稀疏，眼神清澈而深邃，留着短髭的下颌棱角分明。据1846年后担任陀思妥耶夫斯基私人医生的斯特潘·亚诺夫斯基（Stepan Janowskij）回忆，这位年轻作家身材矮小结实，有着宽厚的肩膀、大小适中的脑袋，还有“格外发达的下巴”，浅灰色的眼睛闪着灵光，薄薄的嘴唇总是紧抿，淡黄色的头发有些稀疏，手脚的比例明显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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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K.特鲁托夫斯基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作的铅笔素描，184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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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总是打扮得很得体，甚至称得上优雅……如果说他的穿着有什么地方显然有些不和谐的话，那就是他脚上的鞋子不够考究，另外，他的动作多少有些呆板，这让他看上去不像是军校学生，而更像是修士学校的毕业生。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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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诺夫斯基还提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经常会头疼，而且还有很重的疑心病。严重的时候，因手头拮据平日只喝热水的他，偶尔喝过一次红茶之后，都会担心自己的脉搏是不是正常，舌苔有没有变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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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搬出圣彼得堡工程学校后，曾和一位名叫亚历山大·里森坎普夫（Alexander Riesenkampf）的年轻医学院学生合住过一套公寓。里森坎普夫来自雷瓦尔，有一半德国血统，是哥哥米哈伊尔的朋友。据里森坎普夫描述，年轻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哥哥在样貌上有着很大反差：有一头蓬松的金发，脸庞圆润，鼻梁微凸，一双不大的眼睛深陷在眼窝里，嗓音低沉沙哑，牙齿的损坏程度和年龄有些不符。在里森坎普夫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引人注目的苍白面色和慢性呼吸道疾病有关。和亚诺夫斯基的看法一样，里森坎普夫也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性格比较悲观，有过度敏感和神经质的倾向，一旦发起火来很容易失控。[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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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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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文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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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8月，在修完工程学校的基础课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晋升为少尉。接下来，他还要继续留在“工程兵宫”，以便完成为期两年的军官培训课。不过，因为有了少尉这个低级军官头衔，他已经有权利在校外居住。最初，他和一位名叫古斯塔夫·阿道夫·冯·托特列边（Gustav Adolf von Totleben）的同学在工程学校附近的卡拉瓦尼亚大街合租了一套公寓。阿道夫的哥哥爱德华·冯·托特列边（Eduard von Totleben）是后来塞瓦斯托波尔围城战中的功勋英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生有过重要影响。搬出工程学校后，费奥多尔这个过去在同学们眼中不合群的书呆子，向人们展现出性格中的另外一面。只要手头宽裕，他就会整天出入剧场、戏院和音乐厅，和朋友去高档餐厅聚餐，大量购买书和杂志，添置时髦讲究的衣物。而且，就在人生中第一次享受到自由的头几年，他就染上了作家圈中许多同行都戒不掉的恶习——赌博。从屠格涅夫到涅克拉索夫，从托尔斯泰到冈察洛夫，个个都是大名鼎鼎的赌徒。里森坎普夫用德国新教徒的严苛目光观察到了发生在自己室友身上的变化，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挥霍无度、经济上的拮据以及对纸牌和轮盘赌的狂热感到十分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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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平经历的角度看，搬离工程学校后的头几个年头可以称得上是“风平浪静”的一章，用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的话讲，是一段“散漫时光”（1846年2月1日）。然而在这平静的表面下，一场从读者到作者、从文学爱好者到文学家的剧变正在发生。很久以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在文学上的天赋和抱负早已有清醒认识。但是，对自身天赋的意识和立志将文学作为职业毕竟是两回事。特别是在俄国，选择“文学事业”（果戈理语）[29] 是有风险的，这种风险比在西欧国家要大得多。因为在西欧，从18世纪开始，职业作家已经成为在社会上得到普遍认可、靠脑力劳动挣钱的职业。很久以来，出版社、印刷厂、杂志社、营销系统、读书会、公共阅览室、作家、译者、批评家、编辑，还有不同出身、不同性别和不同口味的读者群体——简言之，所有与文学生活相关的人员和机构，都已发展得相当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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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在俄国，作家直到19世纪仍然是没有归属的职业，他既不属于家财万贯的贵族，也不属于为政府当差的公职人员。文学是一种业余消遣，而非职业。不仅是古典主义和感伤主义作家，就连俄国浪漫派作家也不例外。普希金靠写作虽然赚了不少钱，但从来都没有把文学看成职业。果戈理也一向认为，账本和文学是完全不搭界的两件事，就像他在短篇小说《涅瓦大街》中形容妓女脸上笑容时所说的那样：“那微笑在她的脸上显得十分怪诞，犹如贪赃枉法之徒硬要装出笃信上帝的样子。明明是诗人却去捧读账本那样格格不入。”对诗人的真正奖赏从来都只有一样，这就是荣誉——“在人生一切至宝之中，最高贵者无过于荣誉”（席勒《凯旋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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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1830年代起，俄国的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最初并不是发生在抽象的审美领域，而是发生在现实生活当中。这股新的潮流主要和一个人有关，这就是书商和出版商亚历山大·斯米尔丁（Alexander Smirdin）。他一手创办了“大厚本文学刊物”《读者丛刊》（Die Lesebibliothek ），在20世纪末以前，俄国大多数畅销文学作品都是以连载形式在这本刊物上初次发表的。斯米尔丁为优秀作品支付的稿酬相当可观。在他这里，普希金每一行诗的稿酬是一枚金币（大约折合三个银卢布）。他为人称“俄国拉封丹”的伊万·克雷洛夫（Iwan Krylow）的寓言集支付的稿酬是4万卢布，这在当时简直是天价。陀思妥耶夫斯基把这些都清楚地看在了眼里。“看看普希金和果戈理，”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他们写下的文字并不多，但未来人们却将为他们树碑立传。如今果戈理得到的稿酬是每印张1000银卢布，而如你所知，普希金每一行诗都可以卖出一枚金币的价格。”（1845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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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持左翼立场、对空想社会主义抱有浓厚兴趣的评论家、被誉为俄国文学教宗的维萨里昂·别林斯基（Wissarion Belinskij）认为，斯米尔丁的最大贡献正在于，他以其创办的《读者丛刊》，让文学在俄国首次突破了贵族精英的小圈子，向广大民众敞开了大门，同时也让作家这一职业得到了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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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人离开钱是无法生存的，要想活下去，只能依靠劳动。可是在今天，文学却无法以金钱形式获得赏识，从根本上讲，文学不仅得不到尊重，其存在甚至完全被忽略。在一个“从旧玻璃到垃圾和沙子——样样皆商品，唯有书籍例外”的国度里，人们如何能够想象会出现文学的繁荣？如果每个苦力、小贩和捡破烂的人，或是在政府部门当差的抄写员都能依靠劳动来维持生计，可作家和诗人却偏偏做不到，人们如何想象，这里会有文学生存的地盘？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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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当书籍成为每个人都能用钱买到的商品，当出版商和作家之间的合同是以“平等协议”[31] 为原则时，文学才能彻底摆脱靠资助过活的条件下供人交易的坏名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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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立志要以作家为职业的确是一件冒险的事，因为他尚未发表过一篇作品，甚至连一部能达到出版标准的作品也拿不出来。虽然在他的抽屉里已经有三个剧本的手稿，一部是《鲍里斯·戈都诺夫》（Boris Godunow ），还有一部是《玛丽·斯图亚特》（Maria Stuart ），但问题是，这两部都是普希金和果戈理用过的旧题材。另外还有一个剧本名为《犹太人扬克尔》（Der Jude Jankel ），它很可能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莎士比亚的剧作《威尼斯商人》和果戈理的短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Taras Bulba ）基础上加工创作的。这些手稿没有一部能够留存下来，究其原因，很有可能是作家羞于让世人看到自己少年时创作的青涩之作，而把它们偷偷销毁了。前面提到的那部关于威尼斯的小说手稿，结局大概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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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把戏剧看作最高级的文学形式，因此，除了亲自创作剧本，他还劝说哥哥米哈伊尔将席勒的剧作翻译成俄文。他给哥哥算了一笔账：如果把席勒的《唐·卡洛斯》翻译出版，只要卖出一百本，就可以收回成本，假如能卖出上千本，就可以大赚一笔。从他写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可以看出，翻译席勒的计划更多是为了赚钱，而不是以文学为目的：“《唐·卡洛斯》肯定能让我们赚上一笔，我一定要为它争取可观的稿酬。”（1844年7/8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出版的各种细节，从纸张价格、印张数到字体、装订样式，以及印数、单价和销售前景，都做出了精细的计算，谈起这些计划时，他的语气就像是个职业的文学操手：“你不用担心我，我对这些事都一清二楚，我肯定有办法把书卖出去，绝不会让它们砸在手里。”（1844年3/4月）但是，这项计划最终也泡了汤。直到1848年和1850年，米哈伊尔才亲自将自己翻译的几部席勒作品《唐·卡洛斯》、《强盗》和《论质朴与多情的文学》（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 ）印刷出版。但是，费奥多尔并没有因此灰心丧气。他坚信，从当时的情况看，翻译文学作品肯定比出版自己的作品更容易赚到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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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12月，费奥多尔又拉哥哥参与他新想出的另一个“非常赚钱的项目”：翻译欧仁·苏的小说《玛蒂尔德》（Mathilde ），其代表作《巴黎的秘密》（Les mystères de Paris ，1842/1843年）不久前在法国读者中掀起了热潮。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手头吃紧，为了让“项目”尽早完成，他建议和哥哥以及工程学校一位名叫奥斯卡·帕顿（Oskar Patton）的同学一起合作翻译。“我出五百卢布，帕顿出七百，这点儿钱他还是拿得出来的。另外，他妈妈给他出两千，收他四成利息。这些钱支付印刷费绰绰有余，剩下的费用我们可以贷款。”（1844年1月下旬）陀思妥耶夫斯基自信，这个项目可以让他赚到七千卢布。但是，和翻译乔治·桑长篇小说《最后的阿尔比尼》（La dernière Albini ）的计划一样，这个项目最后也无疾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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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给哥哥的信中说，自己近年来一直在忙着翻译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这“至少”能让他赚到三百五十纸卢布。最后他拿到的实际稿酬是多少，没有人知道。不过，这部翻译作品确实于1844年匿名发表在《剧目与文萃》（Repertoire der russischen und Pantheon Sämtlicher europäischer Bühnen ）杂志上，篇幅被缩减了三分之一。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部正式出版的作品。[32] 这个结果在某种意义上是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因为就在1843年夏天，巴尔扎克这位享誉欧洲的文豪刚刚偕同情人——出身乌克兰的伯爵夫人埃韦利娜·汉斯卡（Eweline Hanska）——到圣彼得堡度假，俄国媒体对此做了详细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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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这次巧合更重要的因素是巴尔扎克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两人在精神上的互通性。[33] “巴尔扎克是个伟大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他的人格禀赋是宇宙智慧之杰作！”（1838年8月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一样，都对拜金主义的颠覆性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的知识资本化有着敏锐的嗅觉，并且都把文学首先看成一门生意。[34] 他们两人都抵挡不住金钱的魔力，但同时又对所谓的金钱万能抱有深刻的怀疑。巴尔扎克在小说《欧也妮·葛朗台》中描写了一个女子的悲剧故事，“其神圣的生活被金钱的冷酷所毁灭”，其炽热的情感也因此一点点熄灭。在小说《高老头》中，巴尔扎克借德·纽沁根男爵夫人之口发出了这样的感叹：“金钱只有在情感死去的一刻才获得了意义。”金钱与情感的不可交易性，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女作《穷人》（1846年）讲述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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