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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以什么方式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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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评论界的负面反馈使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信心受到了严重摧残。如今，同时代人的评价很少再被视作衡量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和影响力的可信标准。直到20世纪，人们才终于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作品的丰富性与文学独创性，在此之前，它们一直被这位作家那些旷世杰作的光芒遮蔽。但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靠写作糊口的作家来说，这种身后之名并不能带来多少好处。声名大跌给他带来的后果除了象征性资本的流失，还有现实资本的损失。读者需求的匮乏给文字更大范围的传播带来了困难，因为传播作品的最好办法，是将《祖国纪事》上首次发表的作品制作成单行本或文集，拿到市场上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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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0年代后半期之所以陷入困境，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在立志写作的初始阶段还没有形成一套固定的工作流程，而这本是任何一种职业都必不可少的。虽然从表面上看，没有任何一项工作比写作更自由，更不受约束，但是如果一个人要想以此为业，就必须有自己的一套章法。这里面包括确定主题，拟定提纲，针对性调研，搜集和积累素材，以及书写、修改和誊清等。浪漫派作家对文学创作的这套固定模式不仅不认同，而且打心眼里感到厌恶。在他们眼里，文学不是工作，而是才华和灵感碰撞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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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步入文坛时，浪漫派作家已经成为历史。对此，所有同时代人几乎已达成共识。对尚未被贴上“现实主义”标签的新一代作家来说，他们面对的现实是：写作虽然已被定义为“工作”，但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规矩和范式：比如说，作家该如何推销自己的“商品”，如何与文学界大腕建立联系（即今天人们常说的“人脉关系”），以及如何对金钱、时间和健康等资源进行合理化管理等。陀思妥耶夫斯基要想学会这些，还需要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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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6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才终于有了一套自己的工作程式，除了日常写作的时间和节奏，还有一系列作为调剂的配套仪式，例如清理书桌、削铅笔、泡茶、准备足量的香烟等。在此之前，他对待写作的态度和生活一样，从来都是散漫随性。他很少会在时间充裕或闲暇时写作，而往往是随着交稿期限的临近，迫于压力才被迫动笔。另外，身为单身汉和圣彼得堡波希米亚文人中的一员，他整天忙着出席各种社交和文化活动。后来，自从有了固定的写作习惯后，他很少再把时间花在这类事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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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与写作相关的技术性条件，年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文学风格上也还没有为自己找到方向。18世纪通行的一套规则早已过时：例如，如何确立一种文学范式，如何借助文学批评去褒贬它。别林斯基推崇的自然主义文学——《穷人》即被视为这一流派的典范之作——虽然有其独有的社会伦理作为标准，但是在文学上却缺乏共同的基础。那些被归入自然派的作品都是在题材上具有某种相似性，它们都是把小人物的处境、圣彼得堡底层社会以及俄国农民的贫困生活作为描写对象。这些作品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它们都反对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的陈词滥调，而且正因为如此，它们都对讽刺手法情有独钟，就像德国三月革命前时期的文学中常见的那样。但除此之外，这些作品并没有多少共同点。在这一时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擅长的以复杂心理分析为特点的风格还远远没有成型，直到进入1860年代，随着《罪与罚》的问世，他才在小说的主题与结构、叙述节奏以及人物刻画等方面为后来的创作找到了明确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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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风格是经过日积月累逐渐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尽管遭遇了种种批评和挫折，然而自步入文坛第一天起，他对文学的执着和探索便从未有过动摇。为了重返事业巅峰，他做出了无数尝试：变换主人公身份，改变叙述视角和体裁。早期小说中的“小职员”被替换成新的角色：被骗的骗子［《九封信的小说》（Roman in neun Briefen ）］，遭人算计的丈夫［《圣诞树与婚礼》（Der Christbaum und die Hochzeit ）］，逃避现世的幻想家［《白夜》（Wei Be Nächte ）］，被人讥笑的小丑［《波尔宗科夫》（Polsunkow ）］，多愁善感的孩子［《小英雄》（Einkleiner Held ）］。另外，他还尝试从轻喜剧或滑稽戏等戏剧形式中汲取新的素材，并添加了一位口若悬河的叙述者，用一些道听途说的传闻为故事主线作烘托。除了小说，他尝试过的其他体裁有滑稽故事［《别人的妻子和床下的丈夫》（Die fremde Frau und der Mann unterm Bett ）］、小品文［《彼得堡小品文》（Petersburger Chronik ）］、浪漫派小说（《女房东》）、成长小说［《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Netotschka Neswanowa ）］等。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头四年，他总共完成了两部长篇、一部体量庞大的长篇小说片段、七部短篇、四部滑稽故事和四篇随笔，总字数超过了五百印张。其作品的数量，是1840年代在俄国文坛崭露头角的大多数作家望尘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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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所有这些尝试都没能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希望的那样，帮助他挽回失去的盛名。这主要是出于两方面原因：其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少早期作品都存在一个明显缺陷，即叙述啰唆、行文拖沓冗长，这一点在批评家当中备受诟病，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都没能摆脱这样的指摘。其二，这或许也是因为，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稿酬是按照印张数计算的。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烦冗复杂的叙述方式主要是由其独特的语言风格决定的，它与普希金“短小精悍”的文风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有一种传言称，在中国，心血管专家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惯用的长句子会让读者因沉闷而血压下降。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句子则有完全相反的功效，它不仅冗长烦琐，文法结构复杂，有数不清的从句和插入语，而且从头到尾贯穿着一种强烈而令人窒息的张力，如果用医生的话讲，可谓高血压患者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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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语言上的张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还具有另一种张力，这就是“同一段表述中两种不同寓意”之间的张力，[73] 其主要表现是一段话的表面含义与背后寓意之间的矛盾。在《穷人》中，马卡尔·杰武什金在给瓦莲卡的信中把自己的住处描写得非常舒适，但实际上，他住的地方不过是一个从厨房隔出来的隔间。在这里，叙述者对自己的欺骗行为是有意识的（目的是美化个人的生活状况，以博得收信人的好感）。但从心理学意义上讲，比这更有趣的是，在另外一些地方，无论是出于单纯，还是为了自我欺骗，叙述者对自身行为与言语的动机并无意识，其公开与隐藏含义之间的矛盾更多是由潜在的心理因素决定的。例如，杰武什金把自己对瓦莲卡的好感解释为无私的父爱本能，但其实每个读者和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心里清楚，他是爱上了这位年轻姑娘。这种无意识自我欺骗的另一个例子是叙述者在讲话时明显的口是心非。在小说结尾处，瓦尔瓦拉一反常态地用不客气的口吻向杰武什金提出要求，让对方出钱给自己购买结婚时的礼服。她写给杰武什金的最后一封信看起来，就像她在写信时，她那嫉妒多疑的新郎贝科夫始终站在背后监视着她一样。[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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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偏爱通过叙述者的角度来展开描写，这些叙述者并非通晓全局的全知者，而是与情节有着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参与者。这些“令人半信半疑的叙述者”所掌握的情况，通常并不比小说中的其他人物更多。他们陈述事件时的方式总是受许多主观或客观因素的影响，例如情绪、偏见、教育背景、某种不为人知的心思，或是不愿人云亦云而刻意做出的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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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那个时代的读者来说，这种错综复杂的情节架构以及晦涩难懂的文本并不符合他们的口味。复杂的心理描写是浪漫派的偏好，而浪漫派早已是过时的玩意儿。在1840年代流行的五花八门的文学潮流中，只有对浪漫派的批评让人们罕见地达成了共识。浪漫派文学所特有的英雄主义和感伤风格，其笔下装腔作势、顾影自怜、“内心分裂”的人物形象，都已成为批评家们的攻击对象。因此，同时代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早期小说的典型批评是：这些作品不过是浪漫派的又一次老调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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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屠格涅夫和托尔斯泰作品中那种简洁直白的文风，还是自然派文学所倡导的美学观和宇宙观，以及别林斯基推崇的无神论思想，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中都没能产生任何影响。其作品中那些同时代人眼里的缺陷，直到几代人之后，才被他的读者奉为独树一帜的创新。直到进入20世纪，人们才发现，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伟大作品所特有的多层次、多寓意、充满神经质和心灵感应的写作风格，在其早期作品中便已露出了端倪。正因为如此，他才被后世奉为现代文学的先驱，在这方面，他的地位甚至远在托尔斯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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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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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快便忘记了与别林斯基及其同僚决裂所带来的伤痛。从1846年起，他经常出没于以别克托夫兄弟（Brüder Beketow）为核心的文学圈子。别克托夫兄弟中的老大阿列克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军事工程学校时的好友，他的两个弟弟尼古拉和安德烈当时还在大学就读。后来，兄弟俩都在学术界闯出了名声，尼古拉成为哈尔科夫大学（Universität Charkow）的化学教授，安德烈成为植物学教授和圣彼得堡大学的校长。在1840年代的俄国，类似别克托夫兄弟这样的文学圈子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其成员并非都出身于上层贵族，而是来自社会各界，身份有艺术家、文学家、职员、学者等。这股潮流是在尼古拉一世时代俄国在政治上走向反动、审查制度日益严苛的环境下诞生的，并对俄国“思想市场”[75] 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别克托夫小组的成员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家庭医生斯特潘·亚诺夫斯基（Stepan Janowskij），诗人阿列克谢·普列谢耶夫（Alexej Pleschtschejev）和德米特里·格里戈罗维奇，以及阿波隆和瓦列里安·迈科夫（Apollon und Walerian Majkow）兄弟。瓦列里安虽然年纪尚轻，却是个天资聪慧、颇有见地的评论家，他很快便发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独有的天赋，并对他在剖析人物心理方面的精准和犀利给予了极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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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别林斯基离开《祖国纪事》后，瓦列里安·迈科夫接替他的位置，成为该杂志的首席评论员。在1847年1月刊中，他将陀思妥耶夫斯基抬高到了与果戈理比肩的高度。他在评论中指出，果戈理在作品中关注的是社会现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将目光投向个体，以及对人类心灵受社会影响的剖析。针对当时称霸文坛的实验主义和自然主义潮流，迈科夫以基督教宣扬的自由意志理想作为回应。这种思想将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来的作品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可惜的是，年轻的迈科夫还没来得及让自己的才华得到充分施展，便在出任《祖国纪事》评论员短短数月后因心脏病猝死，去世时年仅二十三岁。在他死后，比他年长两岁的哥哥阿波隆——一位热衷诗歌创作的法律系毕业生——接替弟弟，成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维系友谊超过十年的为数不多的几位作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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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科夫和别克托夫兄弟的圈子让陀思妥耶夫斯基重新找到了归宿，让他受伤的自尊心得到了修复。这里没有别林斯基圈子里常有的阴谋和算计，他也无须想尽办法彰显自己的才华，以便在文学或才智上盖过他人。这群新的朋友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灵产生了治愈的作用，以至于他在1846年秋末决定，搬到圣彼得堡瓦西里岛上的一套公寓，与别克托夫一家合住。他把这种搭伙式关系称为“协作”（1846年11月26日），这种说法显然是受别克托夫兄弟的影响，因为在当时，这对兄弟对傅立叶（Charles Fourier）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十分痴迷。俄国富有批判精神的一代知识分子在经过了1830年代对德国理想主义哲学的潜心研究之后，开始将兴趣转向行动哲学，以从中寻求自我拯救之途。在这些人眼中，圣西蒙（Saint-Simon）、傅立叶、蒲鲁东（Proudhon）等人在文章中提出的方案要比谢林和黑格尔的系统哲学更具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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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受别林斯基影响对社会主义思想产生过兴趣，如今他也和别克托夫兄弟一样，被傅立叶的“四种运动理论”（Theorie dervier Bewegungen）深深地吸引。按照傅立叶的观点，宇宙各个领域，从自然界到历史、社会以及人类个体，都是受“情欲引力”——它是由牛顿万有引力定律推导而来——而非人的理性所支配。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傅立叶学说的吸引力一方面是因为他将爱欲和情感的力量置于理性之上；另一方面是因为，与别林斯基信奉的以无神论为前提的理性主义不同的是，傅立叶努力尝试在其学说与基督教教义之间找到契合点。另外，傅立叶的反商业立场，以及他对商人群体——偷盗、欺骗以及占有欲的罪恶之源[76] ——的批判，也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萌生了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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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忽视了一点：傅立叶学说还包括他对股票投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投机者的心理活动绝不陌生）的批判态度，因为在他看来，投机并不能创造财富，其唯一作用是让个体致富。[77] 不过说到底，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傅立叶的著作究竟熟悉到何种程度，本身是一个未知数。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对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Phalanstères）构想——建立生产与生活的合作型组织，以协作经济代替商业竞争——颇有研究。他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谈起与别克托夫一家合住一事时，特别提到了“协作的益处”（1846年11月26日）。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说法，合住带来的最大好处是让生活成本大大降低，全年生活预算只要四百银卢布便绰绰有余。而节省生活开支，也是傅立叶在解释法伦斯泰尔的优势时提出的一条重要经济学理由。但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协作”的主要好处还在于伙伴之间的团结合作气氛，根据傅立叶的观点，这一点正是“进步型家庭”与“个体家庭”之间的一大差别。[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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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3月，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声还如日中天时，他在一次散步途中遇到了一位形貌怪异的男子。这位男子主动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攀谈，并问起他的下一步写作计划。这位陌生人头戴四角形礼帽，没有像1840年代的时尚男子一样身穿带披肩的大衣，而是披着一件宽大飘逸的蓝丝绒斗篷，这种斗篷被称作“阿玛维瓦”（Almaviva），在二十年前流行一时。除了古怪的衣着，这位男子还蓄着络腮胡。自彼得大帝以来，络腮胡在俄国一直是一种忌讳，在公务员当中更是被明令禁止。这位陌生人自我介绍称，他名叫米哈伊尔·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Michail Butaschewitsch-Petraschewskij）。彼得拉舍夫斯基是个出了名的怪人，据说他无缘无故打开过灭火器，还喜欢和陌生人进行私密交谈，并以嘲弄对方取乐。另外，他还经常把自己装扮成老妇（蓄着络腮胡！），在圣彼得堡街头漫步。据说有一次，他以这样的装扮走进了涅瓦大街上的喀山大教堂，与一群正在祈祷的女信徒站到一起。这时，一位警察发现并叫住了他：“哎，尊贵的女士，照我看，您是个乔装打扮的男人！”“照我看，尊贵的先生，”彼得拉舍夫斯基反唇相讥道，“您是个乔装打扮的骚货！”[79] 话音未落，他便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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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怪诞的言行举止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在世人眼中的“典型俄国革命家”[80] 形象大相径庭。实际上，这些行为是浪漫主义时代在他身上留下的痕迹。当时，一些纨绔子弟为了表达对世俗的叛逆，故意做出各种古怪反常的举动。彼得拉舍夫斯基于1821年出生在一个军医之家，曾在俄国著名贵族学校、圣彼得堡郊外的皇村中学就读。在校期间，他便因为不守规矩而多次受到警告。中学毕业后，他在外交部得到了一个译员的职位。这个职位带给他的微薄薪酬，几乎难以维持生计。不过，彼得拉舍夫斯基依靠从父亲手里继承的田庄和房产，过了上优渥安逸的生活。[81] 他在外交部的职责是负责翻译从一些涉嫌违法的外国人手里查抄的文件，并将没收来的财产登记入册。在这些没收的财产中，最吸引他的是各种被审查机关判定的“禁书”。他把其中感兴趣的书偷偷带回家，再用自己的藏书或临时买来的书籍替换。于是，随着日积月累，彼得拉舍夫斯基在其位于花园大街的公寓里，建起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图书室，里面有在俄国难得一见的各种有关社会批判的书籍，圣西门、傅立叶、埃蒂耶纳·卡贝（Cabet）、路易·勃朗（Blanc）、布朗基（Blanqui）、德拉梅内（Lamennais）、蒲鲁东、费尔巴哈（Feuerbach）等人的作品也都赫然在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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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彼得拉舍夫斯基所藏禁书的影响，与他交好的军官尼古拉·基里洛夫（Nikolaj Kirillow）仿效法国百科全书的传统，编写了一套《袖珍外来语词典》（Taschenwörterbuch ausländischer Begriffe ）。这套词典具有颠覆性的唯一目的是向俄国大众普及欧洲启蒙主义思想，这一点从其所列词条“劳工组织”“经济”“宪法”“共和国”“革命”等便可略见一斑。词典第一册（1845年）是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友瓦列里安·迈科夫担任编辑，第二册则是由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亲自修订。第二册刚刚上市，便被政府审查机关发现，并因危险政治倾向于1846年5月被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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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拉舍夫斯基是个信奉独身主义的人，“因为我在男人和女人当中找不出一个值得我为爱献身的人，所以我决定将为全人类服务作为己任”。他在解释自己对革命的热情时如此说道。为了实现他的人类计划，他决定拿自家农庄作为实验品。1847年，他让人在拉多加湖（Ladoga-See）畔的私人田庄修建了一座巨大的集体住宅，还有猪圈、谷仓和蓄水池等配套设施，并计划按照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模式让庄园里的农民搬入新居，过上自由幸福的合作式生活。新居落成的这一天，正值圣诞节。就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兴致勃勃地从圣彼得堡赶来，准备与农民一起为打破个人主义枷锁举杯庆祝时，他吃惊地发现，自己辛苦建成的理想居所已被一场大火烧成了灰烬。很显然，在这些农民眼里，和损失自家“又臭又脏的财产”[82] 相比，放火的罪过要小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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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45年起，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公寓里，每周五晚上都会举行聚会。出席聚会的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大家聚在一起的目的，是讨论人们当下关心的各种社会、哲学和文学话题。自1847年2月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开始频频出席聚会，并经常在聚会上朗读自己的作品。“星期五聚会”通常都是由某个人以讲座形式开场，之后大家再一起展开讨论。聚会都是从傍晚开始，一直持续到凌晨两三点，在一场佐以美酒的消夜后结束。与其他圈子的聚会由客人分摊餐费的做法不同的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聚会向来都是由主人自掏腰包。对于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家境不宽裕的客人来说，这一聚会因此格外富有吸引力。除此之外，每个出席聚会的客人还可以从彼得拉舍夫斯基收藏的傅立叶著作中挑一本回家研读。这个自然形成的小组并没有特别的规章，将这些人聚在一起的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理念和傅立叶著作的共同兴趣，以及对俄国现行政治制度特别是沙皇专制和农奴制的反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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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1848年春巴黎革命的爆发，革命火种也传到了彼得拉舍夫斯基一群人当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密友之一、在1848年革命之年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并曾将德拉梅内《一位信徒的话》（Paroles d’un croyant ）翻译成俄文的亚历山大·米柳科夫（Alexander Miljukow）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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