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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动旧势力的腐朽基础日益瓦解，整个欧洲正在开始新的生活，只有俄国依然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科学和舆论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大量宣扬自由主义的学术和文学作品从国外被偷运进来。在法国和德国的报纸上，富有煽动性的文章随处可见，然而在我们这里，任何一项与学术和文学有关的活动都会受到压制，检查机关简直就像是染上了恐惧症。人们可以想象，这一切对年轻人会产生怎样的刺激：一方面，他们通过从国外来的书籍接触到各种自由主义理念，甚至对社会主义激进思想也有所了解；但另一方面，他们却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在我们这里，就连温和无害的自由思想也会遭到无情的打压。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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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从巴黎、柏林和维也纳传来的各种危险消息，对1825年十二月党人政变以及1830/1831年波兰起义仍然记忆犹新的尼古拉一世下令采取一系列管制措施作为回应。这些措施的第一项是加强审查制度，授命德米特里·布图尔林将军（Dmitrij Buturlin）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对“俄国所有出版物的思想和导向”实行全面严格的监控。同时，由教育大臣谢尔盖·乌瓦罗夫（Sergej Uwarow）亲自负责对俄国报纸杂志的审查，禁止发表任何针对政府的批评性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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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855年尼古拉一世时代结束，布图尔林委员会一直用白色恐怖式的审查手段对俄国报刊界和文学界实行控制，因此这一时期在俄国历史上被称为“最黑暗的七年”。政府的另一项措施是加强臭名昭著的御前办公厅第三局的活动，第三局是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后设立的秘密警察组织，拥有遍布全国的密探网络。其他管控措施还包括，取消长期以来被俄国教会最高权力机构神圣宗教会议视为眼中钉的大学哲学课——在后者眼中，它是孕育自由思想的园地——并对全国各大学实行入学限制政策。涅克拉索夫曾经就这“最黑暗的七年”写过一首讽刺诗：“布图尔林像个狂热的斗士/他威严的呐喊尖利又大胆/响彻黑夜和白天：/关闭大学/让瘟疫不再蔓延！”[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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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西欧革命的影响，彼得拉舍夫斯基家聚会的人数日益增多，农奴制问题成为讨论的主要议题。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的激进派主张立即废除农奴制，在这些人看来，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没有出路的；在必要情况下，甚至可以通过武装起义来解放农奴。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则认为，政变只会导致无谓的流血并有可能造成反动派的反扑，只有推动俄国右翼人士实行改革，才能让俄国社会各阶层——而不仅仅是农民——从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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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问题上，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对手是出身地主家庭的尼古拉·斯佩什涅夫（Nikolaj Speschnjow）。斯佩什涅夫的父亲因为多次强暴自家农奴的妻子而被受害者杀死。和彼得拉舍夫斯基一样，斯佩什涅夫同样毕业于贵族名校皇村中学，并于1841年和一个地主邻居的妻子私奔到欧洲。虽然这场私奔是出于浪漫动机，但是在到了法国和德国后，他便被各种宣扬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籍深深地吸引，整日沉溺其中，无法自拔。特别是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哲学，更是为斯佩什涅夫这个浪漫派对一切权威——包括上帝的权威——的反叛提供了理论依据。据说，他在德累斯顿时与波兰反对派势力有过接触，并参加过瑞士的独立联盟战争。但是，这些说法并没有得到证实。不过，这些传言倒是与斯佩什涅夫在人们眼中活跃而神秘的行动主义者形象十分吻合。他的优雅举止和英俊外表，再加上他的沉默、难以接近和自我控制力，都和这副形象相得益彰。一位同时代人曾经说，斯佩什涅夫一头深色卷发的外形很适合为绘制基督圣像做模特。[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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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佩什涅夫于1847年12月返回俄国后，结识了彼得拉舍夫斯基。由于在欧洲深受卡贝、布朗基等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家的影响，斯佩什涅夫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充满知识分子气息的讨论颇为不屑。他主张通过具体行动来反抗现行的政治制度，这些行动包括发动武装起义，组建小规模地下组织，由中央委员会对革命行动进行统一指挥，并以适当手段开展政治宣传。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小说《群魔》（Die Dämonen ）中描写过类似的情节，小说主要人物之一斯塔夫罗金很可能便是以斯佩什涅夫为灵感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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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星期五聚会”规模的不断扩大，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聚会渐渐感到厌烦。从1848年秋起，除了星期五聚会，他每周还固定去参加谢尔盖·杜罗夫（Sergej Durow）和亚历山大·帕尔姆（Alexander Palm）一群人的聚会。帕尔姆原是一名近卫军中尉，因为喜爱诗歌而从军队退役。吸引陀思妥耶夫斯基参加这一聚会的原因除了对文学的兴趣，还因为他觉得，这两人在意识形态路线上比彼得拉舍夫斯基更为明确。帕尔姆-杜罗夫小组的成员中还有当年别克托夫圈子里的诗人阿列克谢·普列谢耶夫，他创作了家喻户晓的革命歌曲《向前一步！莫犹豫！》（Voran！Kein Zaudern darf es geben！ ），呼吁“流血斗争”，横扫“天地间一切鬼神”，因为世上只有一种权威，这就是“神圣的真理”。帕尔姆-杜罗夫小组中的政治气氛，在这首歌曲中暴露无遗。这首歌诞生于1846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就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家里听到过，虽然歌词内容充满无神论色彩，但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首歌颇为欣赏，这或许是因为它就像《马太福音》中的《山上宝训》一样，呼吁“朋友和兄弟们”将爱施予他人，“无论贫富贵贱”。歌曲配乐是德米特里·博尔特尼扬斯基（Dmitrij Bortnjianskij）创作的赞美诗《我们的大公在锡安山是光荣的》（Wie herrlich unser Herr in Zion ），这首曲子在1833年之前一直是沙皇俄国的非正式国歌。在彼得保罗要塞，这首曲子被当作准点时刻的报时曲，而这里正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被捕后临时受关押的地点。这不能不说是命运的一种捉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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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秋，普列谢耶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找到斯佩什涅夫，建议把每周的聚会改在别处举行，因为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聚会学术味儿太浓，而且随着聚会规模的扩大，来参加聚会的有很多身份不明的人，这使得自由发表观点变得越来越危险。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斯佩什涅夫的关系，各方说法不一。据好友亚诺夫斯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绪在1848/1849年冬天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整日郁郁寡欢，心神不宁。作为医生，他并没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为这些变化找到器质性原因。于是，他安慰好友说，这些症状很快会消失的。“不，不会消失，它将长时间折磨我。我拿了斯佩什涅夫的钱（他自述大约是五百银卢布），所以我现在只能听他使唤。我还不起这笔钱，他也不会向我讨要它，他就是这么一种人。”然后他又补了一句：“你要知道，从那时候起，我就有了我的梅菲斯特！”[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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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位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M.B.彼得拉舍夫斯基，N.A.斯佩什涅夫，S.F.杜罗夫，A.I.帕尔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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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借债早已是家常便饭，他甚至压根不知道，不欠钱的日子该怎么过。因此人们很难想象，他会为五百银卢布的债务感到如此内疚。另外，不止一条证据显示，在1848年和1849年那两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想法其实和信奉费尔巴哈的斯佩什涅夫一样激进。[87] 有一次，在帕尔姆-杜罗夫小组的聚会上，大家讨论到一个问题：“如果不得不通过暴动来解放农奴的话，该怎么办？”陀思妥耶夫斯基回答说：“那就来一场暴动！”[88] 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他会“手里举着红旗到街上去”。[89] 据另一位帕尔姆-杜罗夫小组成员称，彼得拉舍夫斯基周围的人都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容易冲动的天性很适合去做政治宣传”。斯佩什涅夫的另一位朋友回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模样就像个阴谋家。”[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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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去世四年后，阿波隆·迈科夫在给文学理论家帕维尔·维斯科瓦托夫（Pawel Wiskowatow）的信中透露了一个在心里埋藏了数十年的秘密：1849年1月的一天傍晚，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找上门来。他受斯佩什涅夫革命团体的委托，要劝说迈科夫帮助他们建立一个秘密印刷所。两人为此一直谈到深夜，因为天色已晚，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在朋友家的沙发上过夜。迈科夫回忆说：“陀思妥耶夫斯基正襟危坐，仿佛是临终前的亚里士多德向朋友交代后事。他穿着睡衣，领口敞开，激情澎湃地讲述着这件事情的神圣性，还有拯救祖国的使命等。”[91] 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费尽了口舌，但迈科夫还是拒绝了好友的请求，因为在他看来，这项计划无异于自杀。第二天早上临出门之前，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应了迈科夫的建议，不向任何人透露关于斯佩什涅夫计划一个字。用迈科夫的话讲，这个秘密团体的唯一目标就是“在俄国发动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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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证据可以看出，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中的角色并非一个盲目的追随者，而是一位有着坚定信仰的“共犯”。按照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Dmitrij Mereschkowskij）的说法，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社会主义理念不仅一无所知，而且这些理念与他的天性是背道而驰的”。作为一个“牺牲品”，“他为之献身的是一件他一刻都不曾相信，并且打心眼里仇恨的事情”。[92] 这种说法显然是这位俄国流亡作家以己度人的揣测，他对十月革命不仅恨之入骨，而且把所有与之相关的历史背景，包括1840年代和1860年代的革命运动都变成了仇恨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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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后来也承认，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是一群密谋者，是1860/1870年代革命分子效仿的“楷模”：“这里确曾有过一场真正的阴谋，后来的各种阴谋活动都是仿照它的做法，比如秘密印刷所和石印等。”[93] 关于斯佩什涅夫用钱收买陀思妥耶夫斯基、把他变成革命者的说法，是很难说得通的。不过，鉴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过度敏感的天性，人们不难想象，假如有第三者将斯佩什涅夫的神秘借款（或者是馈赠？）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参与斯佩什涅夫团体的秘密活动挂起钩来，很有可能给这位作家的心理造成压力，以至于像亚诺夫斯基观察到的那样，在1848/1849年冬天出现情绪上的异常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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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情绪低落的另一个原因，有可能是害怕自己的冒险行为被秘密警察发现。这种担心是合乎情理的。从1848年春起，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便开始受到内务部的监视，负责监视行动的是一个叫伊万·利普兰迪（Iwan Liprandi）的人。利普兰迪在连续数月的跟踪调查后没有抓到可以指控的把柄，于是便招募了大学生彼得·安东内利（Pjotr Antonelli）为其充当密探，混入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在外交部任职的部门。从1849年3月起，安东内利开始出席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并每周向内务部汇报刺探到的情况。在4月15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著名的别林斯基《致果戈理的信》的那次聚会上，安东内利也在现场。陀思妥耶夫斯基朗读的抄件是彼得拉舍夫斯基从莫斯科寄给他的。这封信是别林斯基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一份遗言，是他在下西里西亚巴德萨尔茨布伦小镇治疗肺结核期间写下的。虽然直到1914年，这封信才在俄国正式出版，但是早在1840年代末，便有数百份手抄本在民间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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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林斯基这封信的内容是针对果戈理1847年发表的《与友人书信选》（Ausgewählte Stellen aus dem Briefwechsel mit Freunden ），一本“招灾惹祸的书”。[94] 果戈理长期以来一直在西欧生活，在三月革命前夕不断发酵的革命气氛下，他写下了这封信，并在信中将“神圣俄国”连同其独裁体制、农奴制和检查制度，都当作反抗西方颠覆性思想的信仰堡垒加以歌颂。别林斯基之所以对与果戈理的“通信”如此愤怒，是因为他一直把果戈理称作有胆识的社会批评家，并视其为俄国思想界的领袖。与之前对待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别林斯基也把对果戈理的态度由爱转为恨，其程度比上一次更激烈。他将果戈理称作“暴力统治的传教士”、“愚昧的使徒”和“愚民政策的捍卫者”。他以尖刻犀利的口吻对果戈理称颂的神圣俄国神话——尼古拉一世统治政策的三大信条之一（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性）——大加批驳，并向果戈理指出，俄国人并不虔诚，而是满脑子迷信；说到底，他们根本不相信上帝，“俄国人在说出上帝的名字时，其实是在给自己身体的某个地方挠痒。说起圣像，他的态度是：‘如果有用，我们就拜它；如果没用，我们就把它当作锅盖丢到一边。’”别林斯基将俄国国家机器斥为“匪徒与窃贼的庞大联盟”，并怒斥农奴制是“拿人做交易”的野蛮生意。[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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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彼得·恰达耶夫（Pjotr Tschaadajew）第一封《哲学书简》（Philosophischen Brief ，1836年）和屈斯汀侯爵（Marquis de Custine）《1839年的俄国》（La Russie en 1839 ，1843年）问世以来，从没有一篇文章像《致果戈理的信》一样，把尼古拉一世的统治批得如此体无完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拿到别林斯基信的手抄本后，先后朗读过三次：两次是1849年3月底在帕尔姆-杜罗夫小组，另一次是4月15日在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聚会”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信中的无神论言论或许并不赞同，但是别林斯基对农奴制和君主专制的激情澎湃、文采洋溢的控诉，却让他始终未泯的席勒式情怀深深为之触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朗诵有着和别林斯基文字一样的火力，从现场反应来看，其效果也毫不逊色。正如密探安东内利在报告中所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朗诵“博得了听众一阵阵喝彩……特别是当他读到别林斯基说俄国人是没有宗教的民族时。大家纷纷提议，要把信拿去复制，然后四处散发”。[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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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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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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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4月22日，彼得拉舍夫斯基家举行了最后一次“星期五聚会”。在聚会上，彼得拉舍夫斯基就文学界如何用行动来促进政治启蒙的问题发表了演说。一位与会者提议，俄国人应当以法国人为榜样，比如乔治·桑和欧仁·苏等。假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场，他很可能会反驳说，他自己早就这样做了。可惜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到场，当天他感觉身体不适，浑身无力，像是害了病。和前一年一样，圣彼得堡又一次爆发了霍乱，整个城里的气氛变得格外压抑。傍晚时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城郊大街上遇到了弟弟安德烈。不久前，安德烈刚刚在圣彼得堡建筑监管局申请到一个职位。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弟弟说，他恨不得立刻放下手里的所有事情，出门去旅行，却又苦于没有钱支付旅行的花销。收入微薄的安德烈对此也只能表示无奈。两人相互道别，并约定后天，也就是周日，一起到米哈伊尔家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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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倾盆大雨下了足足一整天。陀思妥耶夫斯基被淋透了，虽然1849年春天比往年都暖和，可他还是冻得发抖。于是他决定到附近的亚诺夫斯基家去取取暖。亚诺夫斯基和平日一样，热情地把好友请进门，拿给他替换的干衣，还端来了热茶。当陀思妥耶夫斯基9点离开时，大雨依然如注。医生朋友建议他叫辆马车，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没钱支付车费。亚诺夫斯基因为手里没有零钱，于是便自作主张，从他负责管理的帕尔姆-杜罗夫小组的集体账户上拿了几枚五戈比硬币，借给了好友。不过也有说法称，这主意其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想出来的。为社团成员解燃眉之急，与法伦斯泰尔奉行的合作理念倒是很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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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点半，陀思妥耶夫斯基上了路。亚诺夫斯基以为他是要去彼得拉舍夫斯基家，[97] 可陀思妥耶夫斯基实际是去了尼古拉·格里戈利耶夫（Nikolaj Grigorjew）的住处。格里戈利耶夫是斯佩什涅夫小组最激进的成员之一，一直在策划建立秘密印刷所，而且已经准备好了一份印刷后拿去散发的文章，题目叫《一个士兵的话》（Solddatengespräch ）。这篇文章类似于早期的政治煽动性文字，[98] 内容讲述的是一位农奴因为不服管教，被狠心的地主发去充军，从此孤独终老的故事。凌晨三四点钟，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回到自己在马拉亚莫斯卡亚大街上的住处。这时候，他既无法预料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偿还从亚诺夫斯基那里借来的公款，更无法预料自己只能再睡不到一小时。沙皇政府的反击战打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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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前办公厅很晚才得到有关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消息，因为好大喜功的内务大臣佩罗夫斯基伯爵（Graf Perowskij）为了贪功，一直绕过第三局，把案子把持在自己手里。这两个机构多年来彼此倾轧，为独揽大权使尽了手段和阴谋。佩罗夫斯基应该是在1849年4月20日向秘密警察头目奥尔洛夫将军（General Orlow）下达了行动命令，后者指示伊万·利普兰迪立即整理出一份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星期五聚会”的出席者姓名和住址清单，并于第二天将这份列有三十四个人名和地址的文件呈交沙皇。与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的参与者都出身中上层贵族不同，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成员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御前办公厅由此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这是一场在群众中覆盖面极广的阴谋活动，因此危险已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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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洛夫将军得到命令，立即逮捕所有涉案分子。行动是在4月23日凌晨开始的，抓捕三十四个人的整个过程采用的是同一套程序：实施抓捕的是由军人和宪兵组成的联合行动队，由一名军官指挥。在指定时间里，这群身穿制服的人员强行进入涉案分子住处，向其宣读逮捕令，要求其起床穿衣，之后对房间进行仔细搜查，目标是所有书籍和带文字的纸张。曾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好友、同为帕尔姆-杜罗夫小组成员的亚历山大·米柳科夫称为尼古拉时代俄国藏书库的大批私藏书籍，此时统统暴露在国家暴力面前，变成了密谋的证据。每一本书都被翻开，拿在手里抖动，看看有没有夹带的物品，然后连同可疑的印刷品和手稿一起被打成捆带走。墙上的画被摘下来，拿掉框子或干脆把框子砸碎。就连取暖的火炉也被仔细检查，以防有人在搜查人员进门前的最后一刻把证据焚毁。搜查结束后，涉案分子被带上街边一辆窗户被遮得严严实实的马车，然后径直驶往第三局所在地，紧邻夏宫的一处宫殿式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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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十一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以轻松诙谐的语气描述了自己被逮捕的过程。透过这些文字，人们丝毫想象不出当时的场面是多么惊心动魄。[99] 多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弟弟安德烈的回忆，我们才能够对当天发生的事情获得更为直观的了解。安德烈也被警察逮捕，因为当局把他与逮捕名单上的哥哥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搞混了。幸亏有这段时间上的延迟，米哈伊尔才得以将一些重要的涉案物品及时销毁。直到几天之后，警察才发现了自己的错误，并将安德烈释放，逮捕了米哈伊尔。安德烈回忆了逮捕过程的诸多细节，这些细节费奥多尔或是忘记了，或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不愿再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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