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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讲，对任何一种社会行为而言，人的意识都是不可或缺的，在这一问题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别林斯基的观点始终是一致的。意识不可能通过归隐和静修，[112] 而只有通过对国家事务和人民生活的亲身参与才能获得。这种想法也为其后期作品的主题做了铺垫。陀思妥耶夫斯基相信，俄国知识分子的最大问题在于与大众的脱离，以及由此导致的割裂。这一点从《罪与罚》男主角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名字所蕴含的深意即可看出（详见本书页边码第241页）。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一个人整天“活在自己的脑子里”，“不停地思前想后”，是其心胸狭隘和自我封闭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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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9月中旬，调查委员会结束了审讯工作，并在结案报告中得出结论：没有证据证明彼得拉舍夫斯基一伙人正在从事一项密谋颠覆活动，这些人既没有共同的意识形态纲领，也没有秘密社团所特有的组织形式。两周后，按照沙皇旨意，案件被移交给一个由将军和参议员组成的联合审讯团，按照军事法——比正常法律更加严格的条例——进行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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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裁决，十二人被释放，其中包括6月份被捕的米哈伊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到1849年7月，被告人数减少到二十二人。尽管法庭遵从调查委员会的判断，认为并没有发生真正意义上的阴谋活动，然而根据战时军事法庭条例，被告犯有“危害国家罪”，故此做出判决，对其中十五人执行枪决，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其列。其余七人分别被判处多年监禁或被流放。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判处死刑，一是因为他朗读并传播别林斯基含有反政府内容的《致果戈理的信》，二是因为他现场参与了格里戈利耶夫颠覆性作品《一个士兵的话》的朗读会。性质尤其严重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对这篇煽动性文字的传播知晓的情况下，没有及时向当局告发和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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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决必须经过最高军事法庭，即总检察院审核批准，方能正式生效。后者于11月19日做出裁决，“恳请沙皇陛下就被告生死之决明察开恩，并视贱民罪责轻重，将死刑改判为相应徒刑”。[113] 这句话说白了，就是建议沙皇对死刑犯予以赦免。这出戏是事先与御前办公厅沟通好的。因为尼古拉一世喜欢扮演独揽大权、律令严明，但又宅心仁厚的统治者形象，在从重判决之后再由沙皇亲自颁发赦免令是其惯用的手法，这样可以在维护国威的同时更好地展现沙皇的宽容和仁慈。大多数判决都会根据沙皇谕令改判减刑，但是在浩荡皇恩降临到罪人头上之前，沙皇一定要让受刑者尝够恐惧的滋味。整个行刑过程都是严格按照事先写好的剧本进行的，包括每个步骤和每个细节，行刑人员当中只有极少数军官了解实情。就彼得拉舍夫斯基案件来说，按照计划是在执行死刑当天先向死刑犯宣读判决书，当他们吓得失魂落魄、四肢瘫软后，再告知他们被“赦免”。这种剧情反转用戏剧专业语言讲，叫作“突转”（peripeteia）。和历任沙皇一样，尼古拉一世也是个喜欢大戏的人，特别是当他能够在剧中亲自出演“天神”角色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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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9年12月22日凌晨，犯人们不到6点就被叫醒，狱监把犯人九个月前被捕时穿的衣服递给他们，让他们换上。由于被捕时还是春天，而且比往年春天还要暖和，所以大部分人穿的都是轻薄的单衣。可现在已是凛冬，外面天寒地冻，还下了一整夜的雪。但当局对此不闻不问，面对一群行将赴死的犯人，谁还有心思去管这些。唯一和季节相配的衣物，是每个犯人都得到了一双厚厚的羊毛袜。一个小时后，死刑犯们被带上马车，和被逮捕时一样，也是每人分乘一辆，然后向城里驶去，没有人告诉他们目的地是哪里。在骑马宪兵的押送下，车队先是朝东驶入维堡区，再返回穿越涅瓦河，一路兜兜转转，避开繁华热闹的老城街区，驶向市中心。约莫半小时后，马车在白雪覆盖下的谢苗诺夫校场停了下来。在校场上，谢苗诺夫军团的兵士排成一列，只待行刑指示一到便开始行动。在队伍背后，朝向城郊大街方面，几百个围观群众默默站立着，被晨曦勾勒出一道模糊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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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死刑犯陆陆续续被带到了谢苗诺夫校场，经过几个月的监禁，他们几乎已辨不清彼此的面目。很多人都是胡子拉碴，乱蓬蓬地堆在脸上，有些已经变得灰白。大部分人都瘦到脱相，面色蜡黄，没有一丝血色。校场中央竖着一个罩着黑纱的脚手架，前面站着一位身着法衣的神父，等待聆听死刑犯最后的忏悔。除了一个人之外，其他所有人——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内——都拒绝了这一程序。接下来，犯人按照指定的顺序排成一列，跟在佩戴着十字架的神父后面，从列队站立的一排士兵面前走过。在象征性地“游街示众”之后，死刑犯伴着鼓点一个挨一个登上台，在零下二十一摄氏度的气温下光着脑袋、身着单衣，分站成了两排。每个犯人身后都有一个端着枪的行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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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一位高官模样、身份大概是总宣判官的人走了过来。他胳膊肘下夹着一摞文件，爬上了台子，开始宣读判决书。他语速飞快，发音含糊，声调又没有起伏，以致犯人们根本听不清楚他在念些什么。二十二份判决书每张上面都写满了字，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一份的结束语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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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工程兵少尉陀思妥耶夫斯基因为对作家别林斯基反宗教反政府信件以及少尉格里戈利耶夫罪恶文章的传播知情不举，根据军事法典第一卷第142、144、169、170、172、174、176、177和178页相应条款，军事法庭现向其宣判革除军职，没收全部财产，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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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读判决书的过程又持续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所有犯人遵照命令套上了修士样式的白色带帽长衫，这是发给他们每个人的丧服。这样做其实是违法的，按照规矩，只有被判处绞刑的犯人在行刑前需要脱去原来的号服。这时，神父又一次出现了，他走过队列，把十字架递到每个犯人嘴边，让他们亲吻。这次每个人都照做了，就连坚信无神论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和斯佩什涅夫也不例外。在神父做完最后一遍祷告之后，第一拨三个犯人——彼得拉舍夫斯基、格里戈利耶夫和蒙别利（Mombelli）——被押下平台，缚在竖在近旁的三根粗大的行刑柱上。这一刻，陀思妥耶夫斯基忽然想起了不久前看过的雨果小说《一个死囚的末日》的结尾，他激动地对身边的斯佩什涅夫悄声说：“我们将与基督同在。”（Nous serons avec le Christ）后者冷冷地回了句：“几粒尘埃而已”（Un peu de poussière）。这番对答是两套信仰体系的对撞，一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灵魂不死的无条件信仰，另一边是斯佩什涅夫所信奉的虚无主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未来的所有作品中，这两种信仰之间的矛盾冲突将贯穿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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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行将而至的死亡，彼得拉舍夫斯基也想摆出点儿架势表明自己的立场。在踏着积雪走向行刑柱时，他和同伴开了句玩笑：“蒙别利，把腿抬高些，否则你会流着鼻涕进天国的。”身为坚定的无神论者，他和斯佩什涅夫都参加了之前的亲吻十字架仪式，这让他们感觉很丢脸，所以总想能做些什么，来挽回受损的形象。受刑者摆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从容赴死，是俄国惯常的传统，同时这也是整套死刑仪式中最震慑人心的一部分。1826年，十二月党人领袖、诗人孔德拉季·雷列耶夫（Kondratij Rylejew）在被执行绞刑时，绞索没有系牢，以致脖子从绳套中滑落。当重新被带上绞架后他讥讽地说道，我很幸运，能为祖国两次受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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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第二组三个人普列谢耶夫、杜罗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准备受刑时，第一拨三个人已经被拉低的帽檐遮住脸，牢牢地捆在行刑柱上。军鼓又一次敲响。指挥官举起军刀发出命令：“举枪！”开阔的校场上鸦雀无声，冬日的朝阳驱散了晨雾，映红了天空。时间仿佛凝固不动，每一秒都让人备感煎熬。彼得拉舍夫斯基把脸从帽檐下挣脱出来，两眼直视着枪口。没有人出面阻拦他。犯人们等待了近一分钟的时间，但“开火”的命令仍然没有下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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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该第六个被执行枪决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晚在牢房给哥哥米哈伊尔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说：“我排在第六个，三人一批，我自然在第二批。须臾之间我将离开人世。哥哥，我想起了你和你的一切。在临终前的那一刻，你，单单是你，留在我的心里，那时我才明白自己是多么爱你啊，我亲爱的哥哥！我也急忙拥抱了站在近旁的普列谢耶夫和杜罗夫，与他们诀别。这时，喝令后退的鼓声敲响了，那些绑在柱子上的人被带了回来。他们向我们宣布说，沙皇陛下赦免了我们的死刑，接着便宣读了真正的判决书。”（1849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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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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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得到的“真正”判决是流放西伯利亚服四年苦役，之后作为列兵在西伯利亚军营无限期服役。军事法庭最初的判决是八年苦役，后经沙皇恩赦改为四年。当时正站在台子上等待被绑上行刑柱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听到这一消息后，“令人惊骇的恐惧”立刻被莫大的喜悦冲得烟消云散。“生命是一次馈赠，”他在当晚给哥哥写信时仍然无法抑制内心的狂喜，“活着是福，每一分钟都能成为幸福的永恒。如果年轻时就有经验，那该多好！（Si jeunesse savait！）现在，我的生命改变了，我获得了新生。”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意外的恩赐全部归功于沙皇，这如上帝一般无所不能的主。主可予之，主可取之，奉主名而来的，当受赞美！这是《圣经》的安排，这是沙皇的旨意。得救者唯有以谦恭和感恩作为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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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再没忘记这一教训，从此之后，他再未对沙皇有过叛逆之心。对他来说，沙皇的特赦令就是允许他活下去的特许状。它是一段形而上的经验，一次“脱胎换骨的重生”，它是一篇寓言，“以死刑比喻人类之必死，以赦免喻示复活及永生”。[115] 所以，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下了那句法语名谚：“如果年轻时就有经验，那该多好！”这句话的后半句是“如果年老还有精力，那该多好！”（si vieillesse pouvait），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更想说的是：一个不再年轻的人意外地获得了新生，这有多好！这场假死刑确实是一份恩典，即使不是来自沙皇，也一定是来自某个高高在上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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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米特里·梅列日科夫斯基便持这样的观点，他在陀氏传记中写道：“命运的逆转让他大彻大悟，如获新生。他对这段经历从未忘怀，其思想认知也为之彻底颠覆。”[116] 依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见，这场假死刑如同上天的恩赐，它让受难者的思想提升了一个境界，使其旺盛的文学创造力得以迸发。这种效果甚至比发生在谢苗诺夫校场上的戏剧性一幕更加奇幻。持此观点者不仅是梅列日科夫斯基一人。最早用德文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立传的作者之一卡尔·诺策尔（Karl Nötzel）也认为，作家在谢苗诺夫校场上经历的一切是一次“极其特殊的天意安排”。但同时他还补充道，如果把这次事件说成“天意”，未免有“亵渎神灵之嫌”，因为这场用彼得拉舍夫斯基一伙人进行的试验，“是人施加给他人的最严重的侮辱，是对人类心灵的恶意玩弄”。[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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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话确实切中了要害，它让“宽赦”这个词的意味变得苍白无力。这出由沙皇政府导演、把彼得拉舍夫斯基一伙人当作玩偶的恐怖大戏到底有多残忍，只要看看尼古拉·格里戈利耶夫的命运便可知晓。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起度过了被捕前的最后一晚，因创作煽动性文章《一个士兵的话》而受到指控。他在要塞牢房里已经显露出严重的心理异常迹象，假死刑仪式的惊吓让他彻底丧失了理智。但即便如此，法律机关仍然没有放过他，判处他多年监禁。直到1857年，格里戈利耶夫才结束流放生涯，回到了下诺夫哥罗德的家。长年来，他的身心状况与行尸走肉无异，到1886年去世前，一直处于受监护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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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列日科夫斯基忽视了一点，这便是有预谋的国家恐怖行为与受害者反应之间的关联。这种恐怖行为已不是单纯的威慑，而是心理上的蹂躏；被蹂躏者的反应也并非发自真心的感激，而是被迫的和解。与大多数同伴不同的是，米哈伊尔·彼得拉舍夫斯基一生都没有表示过屈服。即使在1855年尼古拉一世亡故后，他也不曾向当局递交特赦申请书。他一再要求重审自己的案子，并坚持认为1849年的那场诉讼是对法律的滥用。但是，所有的努力最终都化为泡影。1866年，彼得拉舍夫斯基死在西伯利亚流放地，没能再踏上俄罗斯土地一步。但是，他以一己之力与专制抗争的不屈精神也带给他无上荣光，被后世景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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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家和探险家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文尤科夫（Michail Iwanowitsch Wenjukow）在一次去西伯利亚考察途中，曾与被流放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偶遇。文尤科夫身为少将，对革命者本来并无好感，却被彼得拉舍夫斯基坚韧不屈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文尤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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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抛弃政治犯原有的荣耀，屈膝躬背，跑去与卑鄙无耻的俄国官僚们为伍，何不如挨饿受苦却高昂着头颅去赴死？……这便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和1849年其众多同党之间的巨大差别。……那些李沃夫们、斯佩什涅夫们、陀思妥耶夫斯基们，所有这些人在重返旧的政治体制后，在道德上究竟有何收获呢？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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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学角度讲，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死刑赦免后的狂喜自然是在情理之中，但这种反应却并非必然。在许多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看来，“特赦令并不是什么令人开心的事，而近乎是一种侮辱。这样以捉弄人为乐的做法，在他们心中唤起了满满的仇恨”。[119] 如果说他的脑子里从未闪过这样的念头，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便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了。但是，直到二十多年后，他才以文学手法将这些感受升华，注入了他的长篇小说《白痴》。在小说中，梅诗金公爵以转述者的角度，如实还原了当年谢苗诺夫校场上发生的一幕。正如雨果的《一个死囚的末日》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借公爵之口，详细描述了一位死刑犯在临刑前最后一刻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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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对他说来最难受的莫过于这样一个持续不断的念头：“如果不死该多好哇！如果能把生命追回来——那将是无穷尽的永恒！而这个永恒将全都属于我！那时我会把每一分钟都变成一辈子，一丁点儿也不浪费，每一分钟都精打细算，决不让光阴虚度！”他说，这个念头终于变成一股强烈的怨愤，以致他只希望快些被枪决。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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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诗金本人的结论是：“谁说人的天性忍受得了这种折磨而又不致发疯？为什么要这样侮弄人，为什么要采取这样不体面、不必要、不应该的做法？……不，不能这样对待人。”[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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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列日科夫斯基试图用这场假死刑给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创作带来的间接好处，抵消这出恶剧的道德不义性，这样的做法显然是令人质疑的。然而有一点，梅列日科夫斯基的观点并没有错：谢苗诺夫校场事件确实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生活”烙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迹。[122] 首先，假死刑仪式与西伯利亚苦役营的生活为贯穿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作品的“苦难与救赎”主题打下了坚实的根基；[123] 其次，1849年12月22日这一天成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的标记，让他懂得人生如何才能找到新的方向，从而成为真正有意义的存在。而这一切并不是按照启蒙理念通过一点一滴的积累获得的，就像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通过劳作实现自身的发展”，[124] 而是如天降神迹一般，让人茅塞顿开。这不是领悟，而是顿悟，是整个人在瞬间从肉体到精神再到心灵的大彻大悟。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少年》的主人公、第一人称叙述者阿尔卡季·多尔戈鲁基称之为“觉思”，郭蒂尼（Romano Guardini）[125] 称其为“此在的喜悦交融”，[126] 而用尼采的话说，这是“一种完全失去自我的状态，却又清楚地感受到全身细微的震颤和脉动，直到每一根脚趾；这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它让最痛苦和最阴暗的事物不再是对立体……而是光谱中必不可少的色彩”。[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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