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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许多年后，陀思妥耶夫斯基才通过《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和《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阿廖沙那恣意狂放的情感宣泄，让思想和心灵中积压的所有块垒彻彻底底地得到了化解：“他内心承载的一切都在顷刻间融化，眼泪止不住地淌了下来。”[128] 谢苗诺夫校场的生死一幕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决定性影响，是让他的整个人生从那一刻起发生了根本性逆转：他从一位左翼亲西方派变成了正统的俄国派，从一位知识分子变成了人民之友，从一位革命者变成了民族保守分子。这些变化在他的作品结构上同样也有所体现：皈依宗教之路成为其偏爱的主题，在修辞上，他也总爱使用各种富有宗教意味的词语，例如“救赎”“新生”“复活”“重生”等，有时候因为使用太过频繁，甚至难免有堆砌之嫌。另外，在情节出现转折的重要节点上，他经常会用一些突发的、毫无征兆的、凭理性无法预见的事件，作为决定事态走向的主导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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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将要谈到的，是研究者们在讨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时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作家本人将其经历的转折称为“以新的形态的重生”。假如他指的仅仅是12月22日那一天的经历，那么所谓“重生”便不过是个比喻。但是，如果事情真的如此简单，那么它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历，比如洗完一个清爽的冷水浴或度过一个惬意的假期之后那种通体舒泰的感觉又有何分别？因为在这些时候，人们也有可能用“如获新生”来形容当时的感受。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不止一次强调，按照他的理解，“重生”以及类似的近义词，如“新生”“复活”“拯救”“救赎”等，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修辞手法，而是一种本质上的转折，就像是一场发生在人体内部的革命，它使人的核心价值观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在政治左派眼里，这样的转折无异于背叛。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而言，这场转折将成为其一生的关键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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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这场“保罗归信”式的转变是由某一次或某一刻的顿悟决定的，那么仍然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这场顿悟到底与作家人生（或经历）的哪一起特殊事件有关，其关联又究竟何在？难道如梅列日科夫斯基所言，是12月22日那场假死刑的惊吓造成的后果？还是像弗拉基米尔·萨哈罗夫（Wladimir Sacharow）猜测的那样，是作家不久后在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监狱里受《新约》启示而悟道？是像约瑟夫·弗兰克（Joseph Frank）所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苦役营中对知识分子与俄国人民之间的血脉联系有了深刻体验，从而意识到自己在思想上获得了新生？莫非是霍尔斯特-于尔根·格里克（Horst-Jürgen Gerigk）认为的那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因为下意识地将自己的身份由受虐者转换为施虐者，所以才从一名革命者转变为忠于沙皇的爱国者？或者如弗洛伊德的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转变是对自我的一种惩罚，因为憎恨父亲的他对“小父亲沙皇”采取了象征性弑父行动？要么是像列夫·舍斯托夫（Lev Shestov）所说，作家之所以强调“新生”的魔力，是为了借助洗心革面、成为俄国人民一员的美好画面，摆脱苦役营中的噩梦般经验，从而借助“自我暗示”——与格里克的分析同理——来达到“抚慰心灵”的目的？[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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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每一条假设都能够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述或文学作品中找到根据。然而作家本人对这一问题却一向闪烁其词。他将自我“重生”的神秘方式与19世纪自然科学界流行的演进式时间模式相混同，按照这种理论，人类与自然的变化是一个渐进而非跃进的过程，它是一种渐变，而非突变。关于渐变与突变的关联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罪与罚》的结尾给出了最明确的答案。在这里，作者借助福音书中拉撒路复活的故事，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新生”比喻为在宗教奇迹的光芒下发生的蜕变。但小说的最后一句话却又打碎了人们对奇迹的幻想，而是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完全开放的结尾：“不过一个新的故事已经开始，这是一个人逐渐获得新生的故事，是一个人逐渐洗心革面、从一个世界逐渐过渡到另一个世界的故事。”[130] 这里一遍遍重复的一个词“逐渐”所体现的是现实主义的渐进式时间模式，它与刹那间的顿悟显然是南辕北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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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73年发表的《作家日记》（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 ）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提到，他从亲西方的革命者转变为斯拉夫主义的人民之友，这场“信仰的转折”是一个过程，“它并不迅速，而是循序渐进，经历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才完成的”。[131] 但是，从具体含义来讲，“longue durée”[132] 的改变力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究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仍然是一个未解的谜。另外，他从革命者到反动保守派的转变也是一样。尽管人们经常用基督复活的故事来比喻他的“重生”，并以此为这段经历赋予了过多的神话和象征意味，然而就学术分析而言，还有许多疑团有待澄清。[133] 1877年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再次忆起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这段经历，但在这段回忆中，他对“自我”几乎避而不谈，关于“自我转折”的原因更是只字未提。当他说起自己曾是彼得拉舍夫斯基“犯罪团体”的一员，[134] 并因此遭受刑罚时，那语气“仿佛是在谈论一个下雨的周末，没有丝毫个人感情，只有对俄国革命者总是远离大众的社会学思考”。结论是：“……当事人拒绝任何分析，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人生中的这场决定性转折，迄今没有一份有针对性、经得起推敲的心理剖析。”[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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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宣读完特赦令和真正的判决书后，犯人们从谢苗诺夫校场被带回了彼得保罗要塞，只有被判处无限期流放的首犯彼得拉舍夫斯基被立刻套上了镣铐，因为沙皇指示要将他从刑场直接遣送西伯利亚。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上午10点左右回到了牢房，并提出请求，要见哥哥米哈伊尔。在请求被拒后，他给米哈伊尔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长信，诉说兄弟间的离别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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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会！再会！但我确信我将再次看到你——我希望如此。不要改变，要爱我，不要让你的记忆冷却，只要想到你的爱，这将成为我生活中最好的一部分。再会了！再说一遍，所有人，再会了！弟，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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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犯人们又一次请求之后，狱方同意家属到监狱与亲人进行最后一次会面。于是，1849年12月24日这天傍晚，米哈伊尔和费奥多尔兄弟终于得到了机会当面告别。陪同米哈伊尔前往的是亚历山大·米柳科夫，他也参加过杜罗夫小组的聚会，但没有被列入指控名单。两人在要塞指挥所办公室里等待了很久，才见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谢尔盖·杜罗夫一起走了进来。他俩都已穿好发给他们的羊皮袄和毡靴。米柳科夫回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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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的道别，每个人都会发现，最痛苦的是那个有自由身的人，而不是准备启程去西伯利亚服苦役的那一个。哥哥眼里含着泪水，嘴唇颤动着。费奥多尔却很平静，安慰对方说：“好了，哥哥，我又不是要进棺材，你又不是来为我送葬。苦役营里没有野兽，只有人，说不定还比我好，更值得尊敬……”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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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小时后，值守的军官打断了两人的谈话。兄弟俩最后一次拥抱，接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杜罗夫被带出屋，在院子里被戴上了镣铐。沉重的镣铐拖着双腿，让每一步都变得艰难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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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保罗教堂的钟声敲响了，晚上9点整，一列由四辆敞篷雪橇组成的车队出了要塞大门，厚厚的积雪淹没了马蹄声，几乎没有发出任何声响。最前面的一辆雪橇上坐着机要信使，后面三辆雪橇上分别是犯人杜罗夫、亚斯琴布斯基（Jastrschembskij）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每一辆都由一名宪兵押送。雪橇车队先是驶向涅瓦大街方向，路两旁的住宅到处灯火通明，很多房间里装饰着圣诞树，透出一派节日气息。接下来，车队转头向东，穿过黑暗的城市、积雪的田野和森林，驶向拉多加湖畔的施吕瑟尔堡（Schlüsselburg）古要塞。那是去西伯利亚途中的第一处驿站，距离圣彼得堡大约十个小时雪橇车程，预计到达时已是第二天凌晨了。之后，车队将穿越大诺夫哥罗德、弗拉基米尔、雅罗斯拉夫尔、下诺夫哥罗德等城镇，以及欧俄[138] 的最东部省份，直到乌拉尔山脉另一侧的托博尔斯克。虽然一行人在施吕瑟尔堡驿站便换上了有篷雪橇和厚实的冬衣，但是因为天气严寒，犯人们很快便冻得身体僵硬，每次在驿站歇脚时，就连火炉和热茶也没法让他们的身体暖和起来。“在彼尔姆的那天夜里，气温低到了零下四十摄氏度……翻越乌拉尔山脉是最悲伤的时刻，马匹和雪橇陷在雪堆里，暴风雪肆虐。我们走下雪橇——那是在深夜——站着等着雪橇被拖出来。四周是积雪和风暴，这里是欧洲边陲，前面就是西伯利亚，还有我们未知的命运，过去的一切都留在了身后——我心里一阵刺痛，不觉间潸然泪下。”（1854年1月30日至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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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 本书中发生在1917年之前俄国的事件大部分采用儒略历纪年法，发生在西欧的事件则采用格里历纪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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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N. Zagoskin：Moskva i moskviči. Zapiski Bogdana Il’iča Bel’skogo，izdavaemye M.N. Zagoskinym. Moskau 1988 [184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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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Andrej Michajlovič Dostoevskij：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Bruder Andrej]：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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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一俄里即1.0668公里，或0.6629英里。（如无特别说明，本书脚注皆为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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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iller，Orest：Zur Lebensgeschichte Dostojewskis. In：F.M.Dostojewski. 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 München 19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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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Andrej Michajlovič Dostoevskij：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Bruder Andrej]：8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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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胡伯纳的少儿版《圣经》曾是佐西马长老成长中的重要经历。佐西马长老对宗教的虔诚、他的神学知识以及人生智慧，都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童年经历的影响。参见14：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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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Grossman，L.P.：Dostoevskij na žiznennom puti. Vyp.1.Molodost’Dostoevskogo 1821-1850. Moskau 192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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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Andrej Michajlovič Dostoevskij：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Bruder Andrej]：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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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ndrej Michajlovič Dostoevskij：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Bruder Andrej]：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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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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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28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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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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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即今天的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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