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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兵陀思妥耶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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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整四年后的这一天，谢尔盖·杜罗夫和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走出了鄂木斯克苦役营，在铁匠铺里卸下了镣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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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匠们让我转身背对他们，从身后抬起我的一只脚，放在铁砧上。……镣铐掉在了地上。我拾了起来……我想拿在手里，最后再看上一眼。……“好啦，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囚犯们断断续续、粗声大气地说道。……是的，上帝保佑！自由，新的生活，死而复活啊……这是多么美好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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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屋手记》里这激动人心的结局并没有发生在政治犯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对他来说，是怎样的“自由”和“新生”在等待他呢？根据1849年12月22日的判决书，在四年苦役后是到西伯利亚线列步兵团无限期服役，做一名没有军衔的普通士兵。和其他有军队背景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一样，他们在被判刑的一刻便被剥夺了军衔。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意味着他将在未来无限期的时间里，在部队里做一名级别最低的列兵，拿到的军饷甚至不足以维持生计。这意味着，他将住在军营一间四处透风的木板棚里，和在鄂木斯克时的唯一区别就是不用整夜忍受简易马桶的熏人臭气。这份对军事而言毫无意义的差事他将做多久，全看圣彼得堡当局的兴致。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仍然和以前一样，被继续隔绝于俄国文学界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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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的环境还是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一丝曙光。他又可以写信，接收信件和包裹了。而且，他还可以阅读报纸杂志，虽然在西伯利亚，报纸通常都会晚到四周至八周，具体时间取决于路况。他于1854年2月22日给哥哥米哈伊尔写去了第一封信，在信中详细描述了1849/1850年冬天从圣彼得堡到托博尔斯克一路上的经历，以及在鄂木斯克苦役营的生活。这是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最重要文献资料之一。你只要仔细读读这封信就会发现，作家在七年后发表的《死屋手记》中对劳役生活做了多大程度的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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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封信自然是通过私人渠道寄给米哈伊尔的。凡是通过邮差寄出的信件，都要接受检查。陀思妥耶夫斯基常常会在通过邮政系统寄送的信件中，特意夹杂一些对国家效忠的话，以此向秘密警察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在信中，他向哥哥提出的最大要求就是给他邮寄文学书籍和杂志：历史、经济、教会史和神学家的著作，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法文译本，还有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为了阅读后一本书，还需要一本德俄词典。虽然他最后收到的只有寥寥几本，然而这长长书单清楚地反映了他对阅读的渴望。除了书籍，他还直言不讳地要哥哥寄钱给他，在他被允许发表自己的作品之前：“在这之前，请你帮助我，没有钱的话，这当兵的生活会要了我的命。……你为我花的钱，不会白白浪费的。别担心你给我花的钱会让你的孩子们吃亏。只要我能活下去，我会连本带息还给他们。”（1854年1月30日）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多年没有发表过作品，但他对自己的才华以及在文学市场上的机会始终坚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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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2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出发上路，前往鄂木斯克东南方向六百公里之外的驻防城市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到西伯利亚第七线列步兵团服役。塞米巴拉金斯克位于额尔齐斯河畔，地处吉尔吉斯大草原[21] 边缘。20世纪时，该地区作为苏联的核试验基地为世人所知。塞米巴拉金斯克的词意是“七庙城”，是因为蒙古人当年在这里修建的一片佛教寺庙群而得名。但是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的时代，这些庙宇便已片瓦不存。18世纪初，哥萨克人将这里修建成边防要塞，不久后，这里便成为中俄贸易的重要枢纽。在19世纪，塞米巴拉金斯克作为商路上的驿站，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边防。自1851年至今，塞米巴拉金斯克的州徽和市徽都是一只背负着货物的骆驼，上方是一枚下弦月。19世纪中叶，这里的人口大约有六万人，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离开的鄂木斯克大致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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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东正教教堂和七座清真寺中的一座，城里的所有建筑——包括兵营、学校和医院——都是采用木质结构。和俄罗斯本土的大多数外省城市一样，这里的街道也都是没有铺上石块的土路，每到雨天或雪融的时候，到处一片泥泞，让人举步维艰。到了旱季，城里沙尘弥漫，将一栋栋简易的平房或棚屋笼罩于其中。因此，在百姓口中，塞米巴拉金斯克一直被称作“魔鬼的沙土罐”。在城里的居民中，俄罗斯人、哥萨克人和吉尔吉斯人（哈萨克人）各占三分之一。大部分俄罗斯居民都是军人或行政官员的家属。由于只有军官或高级官员才有权利携带家眷，整个城市里几乎没有社交生活可言。全城只有一架钢琴，只有十几户人家订阅了报纸或杂志。来自俄罗斯和欧洲的消息传到这里比传到鄂木斯克还要迟，所以这里的居民对政治大多漠不关心。就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抵达塞米巴拉金斯克的时候，克里米亚战争正打得火热，可在这里却很少有人谈论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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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到的几个星期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分配到的床铺在一间巨大的集体营房里。一张张简易行军床紧挨着，每张床上睡两个人，夜里，老鼠在床底下四处乱窜。从居住环境和条件来看，军营和苦役营几乎相差无几。更令陀思妥耶夫斯基失望的是，在这里，他依然没有自己的空间。1854年3月，他第一次收到了米哈伊尔的来信，信里夹着五十卢布。这些钱虽然不多，但可以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军营附近为自己租下一个单间的木屋。租金加上日常服侍每月一共是五卢布。每日配给的伙食有面包、燕麦汤或白菜汤，外加格瓦斯或茶。陀思妥耶夫斯基通常是从食堂打回自己的房间吃，偶尔有需要的时候，他还可以请女房东帮他做些简餐。西伯利亚的生活费用和欧俄相比要低得多，只要一枚铜币就可以买到一磅肉，一普特（约合十六公斤）格瓦斯只要三十戈比。自五年前被捕以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次又有了自己独立的住处，仅这一点对他来说已经是莫大的享受。更加难得的是，从此之后，黑夜终于只属于他一人，可以由他自由支配。虽然又过了很久时间，他才开始将这份自由奉献给自己朝思暮想的事业：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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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房东租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不仅是一个房间，还有自己的两个女儿，一个二十岁，另一个十六岁，两个姑娘帮他打理家务，偶尔再通过“贴身”服务，顺便挣上几个戈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友亚历山大·弗兰格尔（Alexander Wrangel）解释说：“当时在西伯利亚……这种事很常见。”有一天，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就两个女孩卖淫一事对女房东进行道德说教时——这种双重道德标准在其后来的作品《地下室手记》的主人公身上得到了体现——女房东的回应是：和一位高贵的绅士睡觉，当然要比“为了两块姜饼或一包花生去和兵营里的某个文书或下士睡觉”更有面子。“这种讲究务实的逻辑让人很难反驳”，弗兰格尔在回忆录中写道。[22] 在鄂木斯克，卖淫是苦役营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一部分，卖淫者里既有女人也有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四年劳役期间是招过妓，还是如清教徒一样克制着自己的性欲，[23] 我们无从获知。但是我们都知道，早在被捕前，他对逛妓院便从未有过道德上的顾虑。各种舞台版本的《死屋手记》，从莱奥什·雅那切克（Leǒs Janáček）的经典歌剧，到卡利克斯托·比耶托（Calixto Bieito）和帕特里斯·夏侯（Patrice Chéreau）的现代演绎，都把苦役营里的性压抑和性暴力当作描写的重点。经过四年的男性群居生活后，这个三十三岁的男人一定对性有着极度的渴求，更何况陀思妥耶夫斯基天生便是个性欲旺盛的人。维塔利·斯文佐夫（Witalij Swinzow）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拥有强大的性能力，而且对性挑逗十分敏感”。[24] 1860年代曾与陀思妥耶夫斯基陷入爱河的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Appolinaria Suslova）抱怨说，他总是“欲火太旺”，[25] 作家的第二任妻子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也说过类似的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早期作品总是充斥着关于性的想象，就拿他在被捕前发表的两部小说《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和《小英雄》来说，里面既有对情窦初开的少年性意识的描写，同时还夹杂着这些少年身边的成人赤裸裸的性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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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房东的两个女儿大概以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需要的是“低贱的爱情”，但实际上，后者真正向往的是“高贵的爱情”。他遇到的第一个符合这个标准的对象是阿芙朵季娅·帕纳耶娃。当陀思妥耶夫斯基于40年代在一场沙龙上遇到这位绝代佳人时，便立刻狂热而不可救药地爱上了她。可是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这种地方，怎么可能遇到帕纳耶娃这样魅力四射的“沙龙女王”？陀思妥耶夫斯基爱上过一位在市场上遇到的卖糕饼的十七岁美女叶丽萨维塔（“莉桑卡”）·涅夫罗托娃（Jelisaweta ［Lisonka］ Neworotowa），并将其视为理想情人的化身。两人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处女作《穷人》中的男女主人公一样，以柏拉图的方式彼此通信。这些表白心迹的信件后来遗失于十月革命的炮火之中，对爱吃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遗孀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包括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伟大的天才来说，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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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后不久，陀思妥耶夫斯基就被带入了当地人数不多的名流社交圈。介绍他进入这个圈子的人，是为人豪爽但贪杯好色的陆军中校别利霍夫（Belichow）。别利霍夫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好感有一个特殊的原因，他总是让后者给他念那些发了黄的过期旧报纸，经常一念便是一下午。别利霍夫喜欢玩纸牌，又痴迷赌博，并因此欠下了一屁股债。后来他开始偷偷挪用公款，拿来还债。1857年，因东窗事发，别利霍夫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1854年，在别利霍夫家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结识了海关官员亚历山大·伊萨耶夫（Alexander Issajew）。“托上帝之福，让我认识了一家人，对此我将永生难忘，”他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开心地写道，“这家人姓伊萨耶夫……伊萨耶夫原本有个相当不错的职位，可惜有些事他没有处理好，惹了些麻烦，所以丢掉了这份差事。”伊萨耶夫实际是因为酗酒被开除的，一家人的生活也因此陷入了“可怕的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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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整天四处借债，过着挥霍放荡的生活，而且他从骨子里就是放浪形骸的那种人：热情固执，大大咧咧……像流浪汉一样不拘小节，自恋而骄傲。……其实他本性很善良，受过很好的教育，善解人意……尽管有各种招人讨厌的毛病，但仍然算得上是个高贵的人。（1856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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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伊萨耶夫的描述在很多方面都会让人联想到其笔下的人物。就像《罪与罚》中年迈的马尔梅拉多夫一样，这些人大多聪明、敏感，有着强烈的虚荣心，同时却又十分神经质，意志力薄弱，事业和个人生活都是一事无成，最后只能依赖酒精来麻醉自己。在伊萨耶夫身上，还可以找到《穷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第一部同时也是流放前唯一一部在文学上获得成功的作品——当中主要人物的某些痕迹。也许他是想通过这些描写来唤起哥哥的同情心，以便说服对方继续给自己提供经济上的支持。用写信的方式，在情真意切地诉说生活悲苦的同时，不加掩饰地乞求对方帮助，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擅长的事，是他上学时在和父亲通信中磨炼出来的。在身为政治犯不允许发表作品的这段时间里，撰写一封封“乞怜（讨）”信，是他利用自己的“文学”才华换取收入的唯一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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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时的信件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快要结束时才说了实话：“不过，真正吸引我的不是他（伊萨耶夫），而是他的妻子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她是一位年轻女性，芳龄二十八岁，人很有教养，和蔼，聪慧，善良，亲切，举止优雅，有一颗高贵而包容的心……这样的女子我平生很少遇到。”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伊萨耶娃（Maria Dmitrijewna Issajewa）娘家姓康斯坦特，当时已经三十岁。在19世纪，一个年过三十的女人已经称不上“年轻”了。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哥哥面前刻意把岁数说小了两岁。玛丽娅的祖父弗朗索斯·德·康斯坦特（François de Constant）1794年为了逃避雅各宾专政从法国逃到了俄国。玛丽娅的父亲是里海沿岸城市阿斯特拉罕（Astrakhan）的检疫局局长，身为枢密院顾问，他有着显赫的社会身份，七个子女都受到了完整而良好的教育。三个女儿被送去女子寄宿学校，四个儿子在士官学校毕业后都进了近卫军。1847年，玛丽娅嫁给了当时在阿斯特拉罕海关任职的亚历山大·伊萨耶夫。一年后，儿子巴威尔（帕沙）出生。1850年代初，伊萨耶夫被派到西伯利亚，之后又被调到塞米巴拉金斯克。后来，他渐渐染上了酗酒的恶习，变成了让人又爱又恨的两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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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4年春认识伊萨耶夫后，很快便对后者那美丽优雅、在西伯利亚显得颇有异域气质的妻子燃起了爱情之火。面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示爱，玛丽娅的回应更多是撒娇，而不是出自真心。玛丽娅留下的唯一一张肖像照，是于1850年代拍摄的达盖尔银版照片。在照片上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美丽清秀的女人，留着古典的中分发式，嘴唇丰满，五官轮廓鲜明。她左手托腮，两只黑亮的大眼睛略带挑衅地直视着镜头。每次陀思妥耶夫斯基来串门时，伊萨耶夫总是很快便醉成一摊烂泥，然后倒在沙发上睡去。于是，玛丽娅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久便亲近起来，并从1855年初开始有了暧昧关系。可恰恰就在这时候，伊萨耶夫在距离塞米巴拉金斯克五百公里的库兹涅茨克（Kusnezk）小城找到了一份差事，负责酒吧业的监督管理。正如民谚所说，从山羊变成了园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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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伊萨耶夫的调任就像世界末日。弗兰格尔男爵在回忆录中描述了这对恋人在1855年5月某个深夜依依惜别时的情景，那画面充满了戏剧性，在弗拉基米尔·霍金年科（Vladimir Khotinenko）导演的电视传记片《陀思妥耶夫斯基：激情人生》（2011年）中，导演不知是否有意将这段漏掉了。弗兰格尔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坐着男爵家的马车，送伊萨耶夫一家走过最初一程。在路上，弗兰格尔“依照西伯利亚习俗”，不停地给未来的“酒吧业督察”猛灌香槟，很快，伊萨耶夫便烂醉如泥，打起了呼噜，然后被扔到了另外一辆马车里。陀思妥耶夫斯基随即登上了伊萨耶夫家的马车，和心爱的玛丽娅一同顶着满天星光，在草原上飞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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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笔直平坦，周围是茂密的松树林。月光朦胧地闪烁着，空气里透着一丝甜蜜而令人陶醉的气息……可是，分手的时候到了。两位恋人搂在一起，抹着眼泪，我把醉得不省人事的伊萨耶夫搬回到他自己的马车上……马儿跑了起来，车子开始移动，尘土从地面扬起。马车和乘客渐渐从视线中消失，铃铛声越来越弱……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站在那儿，脚下像生了根。他一言不发地低着头，任泪水在脸上肆意流淌。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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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于几十年后发表的回忆录除了与事实多少有些出入，其富有画面感的描写更多是受到脍炙人口的俄罗斯民歌《小铃铛》（Eintönig läutet das Glöckchen ）的启发。不过，这种艺术上的夸张对弗兰格尔来说，是情有可原的。当时伊萨耶夫一家能够顺利搬迁，都是因为弗兰格尔男爵慷慨解囊，帮伊萨耶夫还清了债务。这并不是弗兰格尔平生做过的唯一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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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乔治·弗兰格尔是来自波罗的海的丹麦贵族后裔。从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贵族学校毕业后，他在司法部得到了一个职位。这位天性活泼的年轻人不想留在首都发展自己的事业，便于1854年秋自愿申请去塞米巴拉金斯克任职，做一位负责当地法律事务的公诉人。还没到目的地，他便与从少年时起便打心眼里崇拜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取得了联系，给他带去了米哈伊尔夹着五十卢布的第一封信，外加来自首都的最新消息。虽然年龄相差十二岁，但两人一见如故，很快便成了一对形影不离的忘年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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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格尔不仅拥有种类齐全的私人藏书，还有丰厚的家产，每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手头紧张，他总是慷慨地出资相助。而且，不论任何时间，只要陀思妥耶夫斯基愿意，他随时都可以到弗兰格尔家做客，在宽敞明亮的公寓里接受美食美酒的招待。这年夏天，弗兰格尔男爵在额尔齐斯河畔租下了一座别墅，两位好友一起在别墅花园里种瓜种菜，到河里游泳，并肩躺在草地上欣赏吉尔吉斯大草原的美景，聆听牧羊人的歌声。这田园般的生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既陌生又不真实，“时间仿佛停顿，亚伯拉罕和他的羊群似乎仍在眼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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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思想上的交流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至少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弗兰格尔一家与圣彼得堡权势阶层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今，首都的政治空气发生了变化。尼古拉一世在执政三十年后，于1855年2月18日猝然离世。他留给后继者亚历山大二世的烂摊子，除了没有打完的克里米亚战争，还有俄国国内亟待解决的老问题：农奴制。新沙皇上台后做的头几件事之一，是针对依然在世的十二月党人颁布了大赦令，此举也让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政治犯们看到了希望。这位新统治者并没有走这么远，但是，他在1855年3月正式登基后宣布，所有被免去军衔的政治犯如果表现好，可以获得提拔：列兵可以提拔为士官，士官可以提拔为少尉。这项决定看似简单，但是正如沙皇政府的每项举措一样，推行起来都很艰难。过了整整八个月，列兵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被正式提拔为下士。而且，这次提拔也不是无条件的，它要求受提拔的人必须在政治上做出明确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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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首共有十节的诗，名为《一八五四年的欧洲事件》（Auf die europäischen Ereignisse des Jahres 1854 ），在诗中赞美彼得大帝的同时，表达了对英法两国与奥斯曼帝国缔结联盟的愤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司别利霍夫中校通过西伯利亚指挥所参谋部，将这篇诗作寄给了圣彼得堡御前办公厅第三局，恳请将其发表在官方报纸《圣彼得堡新闻》上。但是，第三局总管杜贝尔特将军拒绝了这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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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传记作者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俄国统治者书写颂歌，是一段“不光彩的往事”，[28] 并对此解释说，这是作者为了能早日重返文坛而做出的无奈之举。[29] 假如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唯一目的，那么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他都没必要做得如此过火。除了作为策略性目标，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做还有其他的原因。这篇颂歌更多是作者在克里米亚战争背景下，对俄国政治体制三大支柱——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性——的一份“爱的表白”。它是一封公开的自我检讨书，更是一个作为国家敌人受到惩罚的男人写下的悔过书。它意在向当局宣示，这首诗的作者已经踏上了通往其所谓“信仰重生”目标的漫漫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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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手法上看，这首诗明显是模仿1854～1856年俄国报纸宣传文章的流行风格，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获释后大量阅读报刊的影响所致。在诗中，他将“神圣的俄国”称为真正信仰的守护者，与背叛上帝的西方形成反照。正如两千年前在各各他山（Golgatha）上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一样，俄罗斯民族正在克里米亚流淌着“神圣的鲜血”。这幅画面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关于“俄罗斯上帝”的理念发出了先兆，诗中有关欧洲的几行诗句则体现了迄今尚未绝迹的欧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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