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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对狱友们的态度其实是矛盾的。作为《死屋手记》中贵族出身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他对那“一百五十个总是想尽法子折磨我们的敌人”（1854年1月30日）的反感，并不比他想与之为伍的愿望更强烈。其他犯人总是在被送到苦役营后不久，就很快适应了环境，“像在家里一样自在”。但是贵族出身的政治犯却不同，无论他怎样努力放弃社会偏见，友好待人，可在平民犯人眼中，他却永远被看作异类。哪怕他换上农夫的长袍，和农夫们站在一道，也能让人一眼识破。只有当一位贵族被剥夺了所有阶层特权，“变成平常百姓中的一员”时，[1] 他才能真正体会到贵族与平民之间的鸿沟到底有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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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直到他成为“根基主义”重要思想家，并提出知识分子与大众和解的核心主张后，他向“平民”的转变才真正成为可能。不过，1860年代身为作家和出版商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在苦役营里忍饥挨饿、备受凌辱长达四年的犯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同一个人。然而按照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这两个人往往被看作一个，因此人们通常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俄罗斯人民的同情和关怀及其推崇的“俄罗斯理念”，是西伯利亚流放经历带来的结果。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不断为这种神话式观点提供素材，例如，他在向读者荐书时，将《死屋手记》称为“自己重获新生的故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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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种说法难免有美化的嫌疑。在刚刚从监狱释放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劳役生活的记忆远不是他后来描述的样子。那时候，他对苦役营的印象几乎全部是负面的。1854年11月6日，在被释放将近一年后，他在给哥哥米哈伊尔的信中写道：“如今，我离开苦役营，开始新的生活已经十个多月了，可是那四年对我来说，就像一段被活埋的日子。……那种苦难无法言说，永无尽头，每一分每一秒都像石头一般压在我的心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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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木斯克苦役营，折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的疾病第一次发作，此后，每隔一段时间便会发作一次。这便是癫痫。很多迹象显示，其实早在1840年代，他便有过癫痫发作的经历，只是他自己对此并无意识。[3] 直到来到西伯利亚后，他才认识到这是一种严重的健康问题，而且直到他从监狱释放三年后，才被正式确诊为癫痫病。从1861年起，他开始对自己的癫痫发作病史定期进行记录，并按发作程度划分为轻、中、重三种。在他去世前二十年里，按照这份记录，他一共发作过一百零二次。根据其他资料计算，数量比这个还要多二十多次。[4] 每次发作的间隔短则半天，长则半年，平均算下来大约是每月一次。每次癫痫发作都是在经过长时间的疲劳和抑郁状态之后，并且通常都有固定的先兆，即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所说的“无法描述的狂喜”，[5] 不过，持续时间仅有短短几秒钟。这种伴有眩晕的狂喜状态后，紧接着便是一声大叫，病人失去意识倒在地上，口吐白沫，面部和四肢不停抽搐，呼吸声变粗，脉搏微弱而不规律，小便失禁。严重时，病人持续几天都会感觉疲倦无力，心理感觉极端压抑（“阵发性抑郁”），[6] 这导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连几天都无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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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癫痫发作前那短暂的狂喜，就像是发作结束后各种痛苦和煎熬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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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短暂的瞬间里，我体验到一种平日从不曾体验过的幸福，这是其他人绝对无法想象的。那一刻，我感觉和自己，和整个世界都达成了和谐。这种感觉是如此强烈和甜蜜，为这短短几秒钟的极乐，我甘愿付出十年甚至整个生命。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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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白痴》中，主人公梅诗金公爵更是将这种感受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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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像闪电般短促的瞬间，他对生命的感觉和自我意识几乎增加了十倍。他的头脑和心灵都被不寻常的光辉所照亮；他的一切焦虑、一切疑惑、一切不安，仿佛一下子都消释了，化为一种高度的宁静，宁静中还充满明朗和谐的欢乐与希望，充满理性和确定不移的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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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假死刑的记忆不断唤醒的噩梦便以这样的方式，通过这种天人合一的神秘体验得到了平衡。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每一次癫痫发作都是一次小小的死亡，随后是一次小小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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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从精神分析学出发提出一种观点，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是弑父情结对神经系统造成的反应。如今，这种观点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从医学角度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很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即所谓先天性疾病。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59年回到圣彼得堡后，很少再为此去找医生进行治疗。[8] 这种做法并非出于对现代西方医学手段的普遍怀疑，而是因为医生每每都会劝导他放弃写作，因为创作时大脑过于活跃的状态很容易成为癫痫发作的诱因。可是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让他放弃文学上的挑战，整日无所事事地静养，简直是生不如死。[9] 监禁生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造成的影响除了癫痫，还有监狱恶劣的伙食导致的胃病，营房寒冷潮湿的环境造成的风湿病，以及由于抽烟太凶而加重的慢性支气管炎。“在这乌烟瘴气的环境里，人只能不停地抽烟，不然肯定会憋死。”（1854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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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屋手记》中，犯人们日常劳动的场面被描写成苦役营生活的阳光一面。给人印象尤深的，是大家一起铲雪和之后打雪仗的情景。其描写手法，甚至会让读者联想起社会现实主义小说的风格。“囚犯们干这个活儿几乎总是兴高采烈。冬天的新鲜空气和户外活动激发起他们的热情，每个人都变得兴致高昂。处处响起了笑声，叫声，调侃声。”[10] 但是，在一位狱友的笔下，劳役的场面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在他的记忆里，用镐头和铲子清理冻得像冰球一样坚硬的雪团，绝不是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的那样，仿佛是一场明媚阳光下的集体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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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苦不堪言的活计，更不要说工头还在一刻不停地催促，在我们头顶挥舞着皮鞭。……直到天黑，我们才结束这份让人体力透支的辛苦工作，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牢房。在连续二十四小时挨饿受冻后，我们恳求厨子做点儿热的东西给我们吃。这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了一句，他两眼发黑，撑不住了，便倒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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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鄂木斯克苦役营的犯人档案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劳动技能的评价是：“非熟练工人，有读写能力。”其他囚犯大多都有一两项技能，比如缝纫、修鞋、编织、刻石、剪发、做饭等，可以凭借这些技能赚些外快，让自己在苦役营里的生活稍稍有些改善。可是和这些人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只能帮人打打下手，干些简单的体力活。除了铲雪，还有到河上拆除公家的旧驳船，在砖窑搬砖，烧制并捣碎建筑石膏，帮助车工转动砂轮，等等。虽然他对有些活计蛮有兴趣，特别是捣碎石膏之类，可他能明显感觉到自己因为体力单薄、笨手笨脚，处处受人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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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我在哪里凑上去帮他们干活，我都是多余的，我只会挡道，到哪里都碍事，到处都有人骂骂咧咧地赶我走。一个毫不起眼的可怜的家伙，自己也是干活极差的笨手……也自以为有权呵斥我，赶开我，要是我站在他身旁的话，借口是我碍着他的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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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在苦役营里，比疾病、生活的艰苦和各种侮辱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他在长达四年的时间里不得写作。文学曾经是他的生命，是他思想的核心，是他唯一的收入来源，是他续命的灵丹。就连谢苗诺夫校场上的假处决事件，他也透过文学这面棱镜——雨果的《一个死囚的末日》——把它变成了可以接受的现实。他在1849年12月22日给米哈伊尔的告别信中写道：“若不准许我写作，我必将死去。还不如手拿一支笔，在监狱里坐上十五年！”笔是他的武器，然而在尼古拉一世的时代里，就连书籍都被怀疑是武器，所以这两样都不允许他接触。既不能阅读也不能写作的生活，对他来说就像是被活埋。[13] “我根本无法向你描述，在苦役营里不能写作对我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他在后来写给阿波隆·迈科夫的信中说，“不过尽管如此，我的内心一直在高强度地工作。”（1854年1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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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当一位负责调查的法律官员问他在监狱或医院里有没有写过些什么时，他回答说：“我从来没写过任何东西，但是我在为未来的作品搜集素材。”这位官员接着问他，这些素材都在哪里？他的回答是：“在我的脑子里。”[14] 这并非都是实话。仰仗娜塔利娅·冯维辛娜的关照，监狱医院的主治医生经常会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很长时间的假条，让他能够在医院的温暖环境里稍事休养，并趁机在本子上做些笔记。这个被称作《西伯利亚笔记》的小本子上记录着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苦役营里搜集的犯人们常用的说法和俗语，以及带有西伯利亚监狱粗口色彩的各种对话。在《死屋手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大量使用了这些素材，好让书中人物的语言显得更写实更生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做这些笔记时，就像是一个为科学研究收集资料的观察者，与其他囚犯之间隔着一定的距离，这种角色与人类学家面对研究对象时的状况十分相似。另外，这种类似局外人似的观察，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役生活带给他的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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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对迈科夫所说的“高强度工作”，并不仅仅是指这类民间语言的收集，比这些更有意义的，是对苦役营生活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这项工作确实是完全在脑子里完成的，直到1861年《死屋手记》发表，才被真正付诸文字的形式。创作这部虚构作品的过程，就像对其他囚犯的人类学观察一样，使陀思妥耶夫斯基面对残酷现实时的心理压力得到了一定缓解。另外，它还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开辟新的题材领域起到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在犯罪行为的心理学认知和精神分析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便是以这样的方式，在苦役营服刑期间为自己积累了一份重要的思想财富。从写给米哈伊尔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早在当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开始小心翼翼地对这份财富的未来收益心怀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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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在基督的份上，千万别以为我在吹牛，但你要知道并且相信，我的文学名声绝不会就此沦落。在这七年当中，我搜集了很多素材，我的思想变得更加清晰，也更加坚定。……一旦他们允许我出书，我敢保证，每年肯定可以挣到六百卢布。（1857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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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十二月党人被流放的时候，西西伯利亚的政治犯的待遇就比东西伯利亚差得多。在偏远的伊尔库茨克服刑的彼得拉舍夫斯基可以相对自由地活动，还可以得到书籍、包裹和汇款。可所有这些，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都不被允许。不过，鄂木斯克和所有监狱一样，犯人们总能通过私人信差与外界取得联系。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戚们却从不曾这样做，虽然他们每人的理由各异。库马宁一家都是听话的顺民，家里出了个“政治犯”让他们感到惊慌失措。因此很长时间以来，他们一直刻意与这个家族败类保持着距离。弟弟安德烈·陀思妥耶夫斯基1849年作为城市规划师，被派到乌克兰的叶利沙维特格勒[15] 工作。当地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事了如指掌，官方报纸《圣彼得堡新闻》（St. Petersburger Nachrichten ）对整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和判决结果做过详细报道。安德烈搬到这里后，很长时间不和任何人打交道。因为哥哥的事，他感到脸上无光，羞于见人。这兄弟俩的行为，让姐姐瓦尔瓦拉大失所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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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服刑期间，无论是安德烈还是其他弟弟妹妹，都不曾想办法和他取得联系，只有哥哥米哈伊尔例外。后者曾于1850年春向当局提出申请，请求批准他与弟弟费奥多尔通信。但是和所有政治犯家属一样，他得到的结果是，当局不仅禁止他这样做，还威胁他如果不从将受到严厉惩处。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获释后，米哈伊尔对他的解释，用米哈伊尔的原话讲，“他被捆住了双手”。[16] 这个理由并没有充分的说服力，因为通过非正式渠道与流放犯取得联系，是完全可以办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获释后写给米哈伊尔的第一封信里，毫不避讳地表达了自己对米哈伊尔杳无音信的失望和伤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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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恩人娜塔利娅·冯维辛娜更是格外感激，后者总是利用一切渠道和手段和他保持通信。陀思妥耶夫斯基获释后的第一封信便是写给她的。1853年春，十二月党人冯维辛夫妇在经历近30年流放生活后，获准返回俄国本土。夫妇俩在流放期间生下的两个孩子都不幸夭折，1828年流放前寄养在俄国的两个年长的孩子也在几年前因肺结核去世。冯维辛娜在1853年11月写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中说，回家之路对她来说是与痛苦的记忆相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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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轮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反过来劝导自己的恩人了，就像四年前初到托博尔斯克时，冯维辛娜对他的安慰和鼓励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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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您的信中可以感觉到，您是带着极度痛苦的心情返回家乡的……不是因为您信教，而是因为我自己经历和体验过这一切，我才想对您说，在这样的时刻，谁都会像一棵“枯萎的小草”一样渴求信仰，而且会获得信仰，因为只有在不幸中，人才能悟出真理。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想告诉您，我是时代的孩童 ，一个充满不信和怀疑的孩童，直到今天甚至（我敢肯定）直到生命终点，这一点都不会改变。这种对信仰的渴望使我过去和现在经受了多少可怕的折磨啊！我反对信仰的论据越多，我对它的渴望就越强烈。可是上帝毕竟也偶尔赐予我心灵宁静的时刻……正是在这种时刻，我心中形成了对宗教的信念，其一切于我说来都是明朗和神圣的。这种信念很简单，就是要相信：没有什么能比基督更美好、更深刻、更让人充实、更理性、更勇敢和更完美的了，不仅没有，而且我怀着忠贞不渝的感情对自己说，这绝不可能有。不仅如此，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存在于真理之外，而且确实真理与基督毫不相干，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1854年1/2月，粗体由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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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讲这番话时很可能是认真的，但仍旧让人忍不住去想，这究竟是一份对“信仰”还是“怀疑”的宣示。[17] 其涉及的并非真理和信仰本身，而是对真理和信仰的渴求。这段话让人联想到莱辛的一句名言：“假若上帝在他的右手握着所有真理，在他的左手握着对真理的毕生追求，并附带说，这毕生追求会使我的一生进入迷途。如果上帝要我选择，我会谦恭地去选择他的左手，并说‘天父，让我毕生追求吧！纯粹的真理仅仅是为您而存在。’”[18]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基督置于真理之上，或许是他当时已经预感到怀疑论者列夫·舍斯托夫针对莱辛名言做出的回应：假如一个人真的能够找到真理的话，他会发现，真理是一种“令人极度不适的‘惊喜’”。[19] 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经受的长达四年的痛苦煎熬，仅凭对信仰的渴求是无法战胜的。在为信仰之高不可攀而挣扎的过程中，对信仰的否定就像深渊一样时刻伴其左右。深渊的存在“催生对信仰的意志，而意志又因为深渊在侧而随时受到威胁”。[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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