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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格尔不仅拥有种类齐全的私人藏书，还有丰厚的家产，每当陀思妥耶夫斯基手头紧张，他总是慷慨地出资相助。而且，不论任何时间，只要陀思妥耶夫斯基愿意，他随时都可以到弗兰格尔家做客，在宽敞明亮的公寓里接受美食美酒的招待。这年夏天，弗兰格尔男爵在额尔齐斯河畔租下了一座别墅，两位好友一起在别墅花园里种瓜种菜，到河里游泳，并肩躺在草地上欣赏吉尔吉斯大草原的美景，聆听牧羊人的歌声。这田园般的生活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既陌生又不真实，“时间仿佛停顿，亚伯拉罕和他的羊群似乎仍在眼前”。[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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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思想上的交流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至少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弗兰格尔一家与圣彼得堡权势阶层有着密切的关系。如今，首都的政治空气发生了变化。尼古拉一世在执政三十年后，于1855年2月18日猝然离世。他留给后继者亚历山大二世的烂摊子，除了没有打完的克里米亚战争，还有俄国国内亟待解决的老问题：农奴制。新沙皇上台后做的头几件事之一，是针对依然在世的十二月党人颁布了大赦令，此举也让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政治犯们看到了希望。这位新统治者并没有走这么远，但是，他在1855年3月正式登基后宣布，所有被免去军衔的政治犯如果表现好，可以获得提拔：列兵可以提拔为士官，士官可以提拔为少尉。这项决定看似简单，但是正如沙皇政府的每项举措一样，推行起来都很艰难。过了整整八个月，列兵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被正式提拔为下士。而且，这次提拔也不是无条件的，它要求受提拔的人必须在政治上做出明确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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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了一首共有十节的诗，名为《一八五四年的欧洲事件》（Auf die europäischen Ereignisse des Jahres 1854 ），在诗中赞美彼得大帝的同时，表达了对英法两国与奥斯曼帝国缔结联盟的愤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司别利霍夫中校通过西伯利亚指挥所参谋部，将这篇诗作寄给了圣彼得堡御前办公厅第三局，恳请将其发表在官方报纸《圣彼得堡新闻》上。但是，第三局总管杜贝尔特将军拒绝了这一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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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传记作者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俄国统治者书写颂歌，是一段“不光彩的往事”，[28] 并对此解释说，这是作者为了能早日重返文坛而做出的无奈之举。[29] 假如这确实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唯一目的，那么无论从内容还是形式上，他都没必要做得如此过火。除了作为策略性目标，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做还有其他的原因。这篇颂歌更多是作者在克里米亚战争背景下，对俄国政治体制三大支柱——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性——的一份“爱的表白”。它是一封公开的自我检讨书，更是一个作为国家敌人受到惩罚的男人写下的悔过书。它意在向当局宣示，这首诗的作者已经踏上了通往其所谓“信仰重生”目标的漫漫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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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学手法上看，这首诗明显是模仿1854～1856年俄国报纸宣传文章的流行风格，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获释后大量阅读报刊的影响所致。在诗中，他将“神圣的俄国”称为真正信仰的守护者，与背叛上帝的西方形成反照。正如两千年前在各各他山（Golgatha）上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一样，俄罗斯民族正在克里米亚流淌着“神圣的鲜血”。这幅画面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关于“俄罗斯上帝”的理念发出了先兆，诗中有关欧洲的几行诗句则体现了迄今尚未绝迹的欧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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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辈焉知俄罗斯之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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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由先神所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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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属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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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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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地，翘首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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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敬拜渴慕之双头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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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首诗受挫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5年夏又创作了另一首诗，其由头是亚历山德拉·费奥多罗芙娜（Alexandra Fjodorowna）皇后的生日。但实际上，这首诗并不是献给皇后的，而是献给2月刚刚去世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因为作者“卑贱的嘴唇”不敢说出这么高贵的名字。在诗的第四节，陀思妥耶夫斯基感谢上帝的“审判”，感谢“上帝在疑虑不安的时刻给我们宣判”，并以此赐予其“新的生命”。[31] “疑虑不安的时刻”指的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从事革命活动的那些日子，上帝的“审判”指的是1849年12月的判决书。在这首诗中，一位政治犯的内心悔过与自责被表露得明白无遗。陀思妥耶夫斯基将当年的死刑判决与假处决歌颂为促使其心灵重生的源头，把掌掴自己的手捧到嘴边，恭敬地亲吻。最起码，为涅加索夫（Nekrassow）主编的《现代人》杂志撰稿的作家们是这样看。陀思妥耶夫斯基为沙皇写颂诗表忠心的消息，很快便在这些人当中变成了新闻。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些人的恶评似乎早有预料，并平静地接受了这一结果。当一个人决定皈依新的信仰并对外公开宣示时，自然不会毫无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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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献给前皇后的这首颂诗，比上一首关于战争的诗得到的收获要大得多。一开始，西西伯利亚总督冯·哈斯福德将军（General von Hasford）拒绝将这首出自政治犯之手的诗转交沙皇政府。后来，通过弗兰格尔在圣彼得堡的关系，这首诗的手稿最终还是被呈送给前皇后，一并呈上的还有将列兵陀思妥耶夫斯基提拔为下士的请求。1855年11月20日，请求获得了批准。继克里米亚战争诗和生日颂诗之后，1856年春，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创作了一首庆祝亚历山大二世加冕的诗，祈求上帝为沙皇赐福，因为俄国刚刚结束了克里米亚战争，这位新统治者将踏上一条布满荆棘之路。这三首诗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期间都没能付梓，尽管作者本人曾为此做了一番努力。只有很少人读过这几首颂诗，米哈伊尔也在其中。这位在诗歌方面远比费奥多尔精通的文学爱好者直言不讳地告诉弟弟：“你的诗我读过了，我觉得写得很烂。诗歌这玩意儿不适合你。”[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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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伊萨耶夫夫妇搬走后，塞米巴拉金斯克与库兹涅茨克两地间便飞鸿不断，只可惜这些通信中保留下来的只有一封，那是在弗兰格尔描绘的浪漫分别之夜过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写给玛丽娅·伊萨耶娃的第一封信：“两星期来，我的心情一直被悲伤笼罩着，整天心神不宁，魂不守舍。不知你能否想象我现在孤独凄苦的情状？这就像我1849年刚刚被抓进监狱时一样，所有我爱的人和珍惜的人，一下子都从身边被夺走了。”（1855年6月4日）他在信里还说，在过了四年监禁生活后，玛丽娅是唯一可以让他说心里话的人。对他来说，她就像亲姐妹一样亲密。自从她走后，他就像一个流浪的犹太人，终日漫无目标地游荡。就在抵达库兹涅茨克几周后，亚历山大·伊萨耶夫便患了重病，由于没能得到及时救治，于1855年8月故去，时年三十三岁。孤苦伶仃的玛丽娅身无分文，连给丈夫下葬的钱都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像发了疯一样，帮她四处借钱。于是，弗兰格尔又一次充当了救星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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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萨耶夫的去世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新的希望。在被提拔为下士之后，他开始认真地筹划结婚事宜。可对他来说，时机还没有成熟，这并不是因为玛丽娅要等服丧期满才能再嫁人，而是因为她在结婚问题上还没有拿定主意。库兹涅茨克是只有不到两千人的小镇，不难想象，像玛丽娅这样优雅有魅力的孤寡女人并不多见。于是没多久，她的身边便冒出来一堆向她求爱的单身汉，陀思妥耶夫斯基得知这些后如百爪挠心。更令他痛苦的是，天性冷酷的玛丽娅还在信中问他，如果——只是假设——一个人品可信、有良好经济保障的年长男士向她求婚，她该不该答应？陀思妥耶夫斯基看过信后如遭雷击，顿时昏厥了过去，然后哭了整整一夜（1856年3月23日）。玛丽娅安慰他说，事情还没有决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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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危机还没有过去，新的危险又来临了。这次是一位干净体面的年轻人，年龄只有二十四岁，比玛丽娅小很多。这位新出现的情敌名叫尼古拉·韦尔古诺夫（Nikolaj Wergunow），是库兹涅茨克镇小学的教师，同时，他还是玛丽娅儿子帕沙的私人美术老师，他接下这份差事或许本身就是另有所图。玛丽娅对这个小伙子的感情是认真的，而且她还毫不隐瞒，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听到后，顿时便慌了神。他想马上跑去库兹涅茨克，找玛丽娅理论。他坦白地对好友弗兰格尔说：“我简直伤透了心，夜里总是做噩梦，尖叫，抽搐，几乎喘不过气来……如果失去我的天使，我一定会死掉。我要么发疯，要么去跳额尔齐斯河。”（1856年3月23日）后来，他没有投河，而是为自己请了几天假。虽然他手头只有去巴尔瑙尔（Barnaul）的签证，可他还是擅自绕路，跑到三百公里以外的库兹涅茨克。在那里，他和玛丽娅一起待了两天，用他后来的话说，那两日“既是极乐，也是无法言说的折磨”（1856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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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娅的温柔款待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又看到了希望。可是，回到塞米巴拉金斯克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痛苦又开始了。很长时间里，玛丽娅一直在两位爱慕者之间摇摆，拿不定主意。直到1856年底，玛丽娅感情的天平才逐渐倒向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边。就在这年9月，后者由下士正式晋升为少尉。这个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弗兰格尔的功劳。在返回圣彼得堡时，弗兰格尔给爱德华·冯·托特列边（Eduard von Totleben）将军带去了一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亲笔信。托特列边是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功臣，在守卫克里米亚重镇塞瓦斯托波尔（Sewastopol）的战役中，俄军正是凭借他设计的防御工事，才成功抵抗住了敌军猛烈的炮火攻击。托特列边将军也是圣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的毕业生，他的弟弟古斯塔夫·阿道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同学与好友，两人长期合住过同一间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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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6年3月24日写给托特列边将军的信又一次证明了他在政治信仰上的转变。在信中，他把当年加入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原因，解释为对不切实际的理论与乌托邦思想的盲目狂热。除此之外，他还解释说，他当时害有某种精神疾病，使他经常陷入抑郁多疑的状态。当然，这并不能为他做下的错事提供借口。他为自己犯下的反政府罪行受到了法律的公正惩处。“长期的痛苦磨炼”使他变得清醒，思想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改变（1856年11月9日）。鉴于他在军事领域一无所长，他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方式只有一个，这就是依靠自己的天赋——写作。为了能以此维持生计，他恳求陛下恩准，允许他重新出版自己的作品。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信件之外，托特列边还附上了一封推荐信，收信人是新沙皇的弟弟、负责工程兵事务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Nikolaj Nikolajewitsch），后者于5月底将信件转交给了战争大臣尼古拉·苏霍萨内特（Nikolaj Suchosanet）。6月，苏霍萨内特宣布，“鉴于西伯利亚第七线列步兵团下士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真诚悔过与认识转变”，批准授予其少尉军衔。晋升令于10月1日生效，又过了四个星期，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才获知这一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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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已经三十五岁。通常情况下，一名士官生在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可以晋升为少尉。但是不管怎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毕竟又重新成为军官队伍中的一员。他的收入状况虽然改善甚微，但是作为一名军官，他的社会地位远远超过了他的情敌，一文不名的年轻小学教师韦尔古诺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不再迟疑，向玛丽娅正式求婚并得到了对方的首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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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婚者的地位提升以及就此彻底离开西伯利亚的可能性，对玛丽娅的决定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弗兰格尔对好友的这桩婚事极力阻拦，就连米哈伊尔也预言，弟弟会因为婚姻和家庭生活这点“蝇头小利”，毁掉自己的文学事业这桩“大买卖”。[33] 米哈伊尔对此有着亲身体会。十四年的不幸婚姻让他牺牲了自己的文学爱好，为了养活家里不断增加的人口，他借高利贷开办了一家烟草加工厂，收入时多时少，很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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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费奥多尔本人却决心已定。“我的决定是不容悔改的”，[34] 他在给哥哥的信中写道。他不仅不听从后者的劝告，还请求对方在经济上给自己提供资助，以解燃眉之急。他在晋升少尉后从妹妹瓦尔瓦拉那里收到的两百卢布贺礼，都被他用来偿还债务和置办新装。作为一名军官，除了军帽、绶带、带缨穗的佩剑等必备行头，他还得给自己添置一双新皮靴和两套军服：一套用于日常着装，另一套是检阅和婚礼时穿的礼服。这时候，他早已开始在脑子里筹划未来的婚礼了。在重新获准发表作品之前，他打算借笔钱作为过渡期的花销，因为照他估计，他手头的书稿至少值一千卢布，到时候拿来偿还借款绰绰有余。另外，新娘也需要为即将到来的婚礼添置些物件，这些物件“几乎算是最低限度的需求”了。具体清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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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第一任妻子：玛丽娅·I.陀思妥耶夫斯卡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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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活节时戴的宽檐帽一个（这边根本没的买），当然要适合春季佩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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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急需）制作连衣裙（不包括婚纱，款式随意）的面料一幅，要当今市面上最流行的颜色（她是金发，身材中等，腰身纤细，体型和我印象中的艾米莉娅·费奥多罗夫娜［米哈伊尔妻子，作者注］大致相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