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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肩一条（丝绒或其他面料），款式随你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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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产细纱女士手帕半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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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闲帽两顶（最好有蓝色系带），要物美价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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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棉质蕾丝的女款长袍一件（如果价格不太贵的话）。（1856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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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清单和《穷人》中男主人公德武什金从他心爱的瓦尔瓦拉手里拿到的婚礼用品清单十分相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米哈伊尔很可能也会产生这样的联想，所以他特意在备注中写道：“假如你觉得这张清单很可笑，毕竟我是在向你索要近一百卢布，那你只管把它当成笑话，就送我一只篮子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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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1月底，陀思妥耶夫斯基请了两周假，来到库兹涅茨克。2月6日，“西伯利亚第七线列步兵团少尉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年龄三十四岁，信仰东正教，初婚”与“寡妇玛丽娅·德米特里耶夫娜，已故酒吧业督察、部门秘书亚历山大·伊萨耶夫前妻，信仰东正教，二婚”，在赫德歌利亚圣母教堂举行了婚礼。[35] 陀思妥耶夫斯基前任情敌尼古拉·韦尔古诺夫为男方担任证婚人，女方证婚人是新娘的房东、协助筹办婚礼的区法官伊万·卡塔纳耶夫（Iwan Katanaj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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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礼后的狂欢持续了整整一周，2月中旬，夫妇俩兴高采烈地上了路，准备返回塞米巴拉金斯克。路上，两人计划在巴尔瑙尔停留一晚，作为休整。可就在这天夜里，不幸发生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病严重发作，第一次见到这样场面的玛丽娅被吓得要死。这天来出诊的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医生，他诊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病是“原发性癫痫”，一旦在发作时因身体抽搐引发气管痉挛，病人随时有可能死亡。陀思妥耶夫斯基情绪陷入了失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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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明白了，我的朋友［米哈伊尔］，是什么样的绝望想法在我的脑海里游荡。我结婚的时候，我完全信任医生说过的话，他们信誓旦旦地告诉我，我的病只是神经性发作，只要改变生活方式，一切就都会过去。假如当初我知道自己得的是原发性癫痫，我是不会结婚的。（1857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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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尔瑙尔的停留时间因此不得不延长。陀思妥耶夫斯基每次癫痫病发作，都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恢复过来。2月20日，夫妻俩疲惫而沮丧地回到了塞米巴拉金斯克。玛丽娅的身体也出现了不适，很可能在这时候，她的肺结核已经出现了先兆。陀思妥耶夫斯基租下了一间带家具的四居室房子。假如不是在婚礼前收到了库马宁从莫斯科汇来的六百卢布，他绝对没有钱享受这份奢侈。到3月初，在还清所有欠款后，“柜子里只剩下二百五十卢布”。如果仅凭他那少得可怜的薪水，他就只能住在卫生条件恶劣的兵营里，吃着粗陋的饭菜，过着单身汉的日子。可他偏偏结了婚。对他来说，没有发表作品的权利几乎就等于没有收入。更何况，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来就不是一个会精打细算过日子的人。妹妹和姨父汇给他的钱再加上共八百卢布的两笔借款，总共是一千六百卢布，他在短短两个月里就花得一文不剩。大部分钱都被用于婚礼，而且在他看来，这场婚礼办得十分简朴。他对米哈伊尔说，他没想到办婚礼得花这么多钱，可是“要想节省确实是做不到”（1857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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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句话明确地反映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金钱的态度。在花钱问题上，他从来都不是量入为出，而是相反。他必须要有一定的收入来维持自己的消费水准，这其中包括宴请宾客，去餐馆吃饭，旅行，出入文化场所，购买衣服以及烟酒茶等嗜好品，还有送礼的开销等。这些支出的数额与其收入多少无关。如果手上钱不够，就去找人借。整个40年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日子都是这样过的。一直到他第二次结婚，在花钱问题上，他的态度也几乎没有改变。从社会历史学的角度看，这种行为做派其实是贵族习气的一种遗存。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前，正如屠格涅夫在小说《父与子》中描写的那样，在俄国贵族阶层，对待金钱过于计较、按照成本收益比去规划生活中的开支，是有损尊严的行为。一个人的社会形象高低，“不是根据他的挣钱能力，而是根据他的花钱能力来衡量的”。[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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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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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苦役生活中获得的经验之一是：人是一种可以适应一切的生物。[37] 这其中也包括对借债生活的适应，正如巴尔扎克所说，债权人阶层都是由借债人养活的。[38] 但是，尽管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一直在靠借债过日子，而且在俄语中，“罪”（wina）与“债”（dolgi）这两个词的词形，并不像在德语中那样接近（罪：Schuld；债：Schulden），然而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长期负债也总是让他感到良心不安。[39] 他在1857年给妹妹瓦尔瓦拉的信中写道：“我最渴望的事，莫过于靠自己的手来挣饭吃。只有那样，我才能算得上是个人。”（1857年3月15日）而对他来说，挣钱的手段唯有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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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恢复贵族身份后，1857年4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获得了发表作品的权利，并以此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胜利。很长时间以来，他一直在酝酿一部作品。他打算延续果戈理未完成的史诗型巨作《死魂灵》的传统，写一部关于俄国外省生活的长篇讽刺小说。自获释以来，他虽然有了时间，可却没有写作的心情。他的整个脑子都被美丽的玛丽娅·伊萨耶娃占据了。这大概是他的初恋，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陷得那样深，爱得那样如痴如癫。他在说起自己害上相思病时，坦白地承认：“我没有办法写作。眼下我所处的状态是一种幸福，一种我渴望已久的幸福。如今，它填满了我的整个身心，让我快乐满足，却又无心工作。”（1856年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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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过多久，日子又恢复了常态。没有固定收入，还要养活一个三口之家（加上继子帕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济负担越来越重。另外，妻子的执拗脾气也渐渐暴露了出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被逼无奈，只好再次向米哈伊尔求助。可他不知道的是，米哈伊尔的生意也出了问题。他的烟草加工厂因为还不清巨额债务，正面临着破产的危险。因为无法向弟弟伸出援手，米哈伊尔介绍他认识了财大气粗的年轻公爵格里戈利·库舍廖夫-别兹博罗德科（Grigorij Kuscheljow-Besborodko），后者正在计划出版一本自己的杂志，名叫《俄国言论》（Das russischewort ）。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库舍廖夫提出，给杂志创作一篇小说（约八十页），并要求对方预付每印张一百卢布的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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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出版毫无经验的库舍廖夫按照约定汇来了五百卢布，虽然这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连一个字还没有写。于是，米哈伊尔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圣彼得堡的文学经纪人，在莫斯科扮演同样角色的是他的故交阿列克谢·普列谢耶夫。1858年1月，普列谢耶夫介绍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了保守派双月刊《俄国导报》（Der Russische Bote ）的出版人米哈伊尔·卡特科夫（Michail Katkow）。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应给杂志写一篇十四印张至十五印张的小说（约二百五十页），第一部分“保证”于秋天之前完成。他在信末附言中写道，由于经济窘迫，他不得不提出一个“特别的要求”：请对方预付五百卢布。在提出这一请求的同时，他还故作清高地强调说，自己一向认为“为金钱而工作”与“为艺术而工作”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只有最后一句他才说出了心里话：“为了钱去工作，大概就是我的命。”（1858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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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特科夫犹豫了一番后同意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建议，于1858年4月给他汇去了五百卢布，同时还告诉他，慢慢写，不用心急。于是，就在1858年初，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下子拿到了两部作品的预付稿酬，可这时候，他对接下来的创作还只有一些大致的构想。比如说，作品的调子是幽默风格，故事情节是发生在外省。答应给库舍廖夫《俄国言论》的稿件，他准备从一部计划中的长篇小说中截取一个相对独立的章节，改写成一个短篇，名为《舅舅的梦》（Onkelchens Traum ），预计于当年秋天完成；至于卡特科夫的《俄国导报》，他打算写一部三卷本的长篇小说，名为《斯捷潘奇科沃村》（Das Dorf Stepantschikowo ），并借机将酝酿已久的关于俄国外省的长篇讽刺小说计划兑现。关于苦役营经历的作品，虽说他早在“脑子里”打好了草稿，但暂时还无法落笔，因为他目前的身份仍然是受警察监控的“政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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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舅的梦》进展十分艰难。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仍未恢复，癫痫病的发作频率几乎达到了每周一次。另外让他烦恼的，还有米哈伊尔所说的“婚姻生活的蝇头小利”。玛丽娅是个受情绪支配的人，动不动就会发火。眼下的生活和她期待的天差地别：她没能像想象中那样，挽着名作家的手臂，光彩照人地出入于圣彼得堡上流社会，而是蜗居在吉尔吉斯大草原边上的一个荒芜小镇，身边是三十八岁的多病的丈夫，他的文学成就已枯萎多时。自从两人结婚后，他还没能靠自己的笔挣来一个戈比，而只能依靠借债和他人的施舍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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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算不上是一个好丈夫。他对服兵役的单调生活已彻底厌倦，“一潭死水般的外省生活”（1858年12月13日）更是让人“无聊至死”（1858年12月12日）。在过去一年半的流放生活中，他经常会陷入抑郁的状态，而频频发作的癫痫病更令这种状况雪上加霜。他给阿斯特拉罕的妻姐瓦尔瓦拉·康斯坦特写信说，他“有一种预感”，觉得自己不久就会死去。他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历了应该经历的一切，没有什么“值得追求的”了。在如今这样的条件下，人怎么能够写作？他讨厌西伯利亚，讨厌还没有写完的小说，就连写作本身也令他厌恶，特别是“穷作家这种讨厌的职业”（1858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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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7年12月，兵团军医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下了书面诊断书，证明他作为癫痫病患者不适合在部队服役。以这份诊断书为凭据，在得到西西伯利亚总督冯·哈斯福德将军的同意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58年3月正式向沙皇提交请呈，“因服役期间健康恶化”，请求准许从部队退役。一个月后，退役申请获得了第三局的批准。但是，直到一个月后，战争部才通知冯·哈斯福德将军，正式批准陀思妥耶夫斯基退役并返回欧俄的申请，并提拔其为中尉，但是有一个条件：返回后不得居住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地。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提出申请，将莫斯科西北部小城特维尔（Twer）作为居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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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8年12月底，比约定交稿期限迟了三个月，库舍廖夫-别兹博罗德科拿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舅舅的梦》手稿，准备刊登在1859年3月份的杂志上。这部作品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有作品中最富喜剧色彩但艺术性最薄弱的一部。和其他“西伯利亚小说”一样，它们是作家毕生作品中最容易被读者遗忘的一部分。这部中篇小说的情节设计更适合于喜剧，而非小说的形式。故事中的主要人物是小城一位有钱的富婆，名叫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莫斯卡廖娃。她一心想给女儿济娜找个门当户对的“金龟婿”。这时，城里正巧来了一位腰缠万贯的公爵，只是年老体衰，每天都要精心打扮一番（假发，假胡子，涂脂抹粉）才能出门。于是，这具“上了发条的尸体”便落入了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设计的陷阱，迷上了济娜并向其求婚。可是，母亲的算计却受到了两方面的阻挠：济娜偷偷爱上了一位穷困潦倒、身患肺结核的教师，另外，一位名叫巴维尔·莫兹格利亚科夫的年轻人也悄悄盯上了济娜。为了打败自己的情敌，莫兹格利亚科夫告诉糊涂昏聩的公爵“舅舅”，他向济娜求婚的事不过是他做的一个梦。这时候，公爵对济娜的爱欲也已经降了温，于是便取消了与济娜结婚的打算。自以为一只脚已经踏入圣彼得堡上流社会的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感觉自己丢尽了脸面，不过莫兹格利亚科夫的诡计也落了空。老公爵因情绪激动而猝死，丢下一具“断了发条的尸体”给富婆处理。在小说结尾，陀思妥耶夫斯基戏仿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最后一卷中的著名场景，让我们在圣彼得堡的一场盛大舞会上又见到了美丽风骚的济娜，陪在她身边的是她的丈夫，一位高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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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作品中让读者看到，他不是一个只会描写阴暗、病态和悲剧性事物的作家，而是如陀氏研究专家埃克哈德·亨沙伊德（Eckhard Henscheid）所言，他同时也是一位擅长幽默、讽刺和滑稽作品的大师。[40] 小说中的“舅舅”、老公爵的形象正如E.T.A.霍夫曼和果戈理笔下的木偶式人物一样荒诞不经。那个假仁假义、满脑子诡计的富婆玛丽娅·亚历山德罗夫娜，与克莱斯特《破瓮计》中贪婪好色的乡村法官亚当简直如出一辙。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往的作品相比，他在写作手法上的一个新尝试是在叙述中加入了戏剧的成分。这其中包括大量的对话、即兴喜剧或杂耍剧中的许多幽默元素，以及对个别戏剧性高潮的重点描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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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舅舅的梦》中，两种不同甚至矛盾的笔调相互穿插，以致破坏了整个作品的完整性。围绕济娜及其病情危重的情人而展开的伤感爱情故事，与喜剧或喜剧小说的规律是背道而驰的。在这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没能抵挡住感伤主义风格的诱惑：“她纤长柔密的睫毛上，挂着几颗泪珠，在阳光中不停地闪烁”；“这个可怜人用骨瘦如柴的手，指了指轮廓模糊、结了冰的窗户，然后拉过济娜的手，贴住自己的眼睛，凄声抽泣起来”；“当最后一缕阳光为小屋中这扇小小的结了冰的窗户蒙上一层金色时，这个苦人儿的灵魂从失去生机的躯壳中渐渐抽离，随着那束光消逝而去”。[41] 这样的句子更像是对感伤主义小说的拙劣模仿，对19世纪中叶的读者来说显得有些过时。但这样的写法显然是作者刻意而为，其针对的是那些认为文学应当唤起人类的崇高感情、对泪腺产生按摩作用的一类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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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3月，《舅舅的梦》在《俄国言论》杂志上正式发表。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交稿之后，便开始着手写作于1857年便已动笔、之后被一再搁置的长篇小说《斯捷潘奇科沃村》，并于1859年6月完成了初稿。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这部新作品寄予了厚望，尽管他自己也感觉整体篇幅过长，但他又一次认定这是他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它将“巩固我在文学界的地位”（1859年5月9日）。初稿的长度是十五印张，远远超出了计划。按照每印张一百卢布的约定，扣除预付款后，卡特科夫还欠他一千卢布。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仅向卡特科夫索要两百卢布，以便为返回欧俄的旅行做准备，但后者最初却未予回应。直到8月底，卡特科夫才告诉米哈伊尔，他拒绝出版这部新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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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普列谢耶夫与尼古拉·涅克拉索夫取得了联系，对他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前的龃龉明确表示遗憾，并提出邀请后者与《现代人》杂志一起合作。作为一名精明的商人，涅克拉索夫知道，一位作家在经历十年西伯利亚流放生活后，其市场价值必将大大提升。然而在读过《斯捷潘奇科沃村》手稿后，他也和卡特科夫一样备感失望。“陀思妥耶夫斯基完蛋了！”他做出判断，“作为一名作家，他已江郎才尽。”[42] 但是因为已经事先答应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以他同意接受这部小说，但给出的条件却极其苛刻。涅克拉索夫最早答应的价格是每印张一百二十卢布，[43] 可现在他却为整部作品出价一千卢布，相当于每印张六七十卢布。一千卢布确实可以帮助陀思妥耶夫斯基摆脱眼前的财务窘境，但他为此付出的象征性代价却是高昂的。接受涅克拉索夫的报价对他来说，既是一种“道德上的污辱”，同时还会让他“在文学界的地位因此受到削弱”（1859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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