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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清楚，稿酬的象征性意义远远高于它的实际货币价值。因此，当他听说卡特科夫付给屠格涅夫的小说《绅士之巢》（Das Adelsnest ，1859年）的稿酬是每印张四百卢布，也就是付给他的四倍时，他更感觉自己受到了莫大的屈辱。“我知道我写得不如屠格涅夫，可没差那么多。”（1859年5月9日）屠格涅夫的小说以篇幅紧凑、结构合理、重点人物突出、全知视角以及大篇幅的丰富细腻的空间和景物描写，为19世纪中叶的小说树立了样板。而就写作方面而言，无论是天赋还是气质，陀思妥耶夫斯基都与其大相径庭。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还不可能想到，迟早有一天，他将另立门户，形成一套全新的唯其独有的小说技法。因此，在很长时间里，他都对自己的作品很不满意，认为时间压力太大，导致其无法创作出完美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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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卡特科夫和涅克拉索夫谈判破裂后，《斯捷潘奇科沃村》最终于1859年冬发表在《祖国纪事》上，每印张的稿酬为一百二十卢布。负责这本杂志的，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恨之入骨、发誓再不受其摆布的亚历山大·克拉耶夫斯基。无论从题材还是结构来看，《斯捷潘奇科沃村》与《舅舅的梦》之间的相似性都一目了然。这次，故事依然还是发生在俄国外省，作品中仍然充斥着大量对话和场景描写，核心人物仍然是一位举止滑稽的负面人物，一位名叫福马·福米奇·奥皮斯金的伪君子。在道德上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天真羞涩、善良高贵的地主叶戈尔·罗斯塔涅夫上校。福马是个有着文学野心的乡下文人，罗斯塔涅夫的将军父亲在世时，一直把他看作寄生虫，并对其百般羞辱。可是后来，罗斯塔涅夫的遗孀“将军夫人”却把福马视为天才，事事都向他请教，并奉之为上宾。于是，福马便从一位寄人篱下的仆役摇身一变，成了颐指气使的一家之长。家中大事小事都要经他同意，他的每一句话都是金口玉言，不容任何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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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马的梦想是去俄国实行文明化改造。所有原始自然的东西、所有农夫和农事，都被其视为低贱之物，予以鄙视。令他反感的不仅是老百姓喜欢的“原始民歌和舞蹈”，甚至还有“粗俗”的俄罗斯语言，因此，需要“借助法语”来加以美化。但与此同时，他对基督教崇尚的价值——邻人之爱、慈悲和无私——也大加推崇，只不过这些品质只有在他的对手——高贵的罗斯塔涅夫上校身上才能见到。罗斯塔涅夫上校深深地爱上了美丽的家庭教师娜斯佳，虽然后者对他的爱慕有所回应，但他出于羞涩，迟迟不敢向对方公开表白。因为比娜斯佳年龄大出几乎一倍，罗斯塔涅夫对这份爱情总是感觉自惭形秽。福马和将军夫人更是趁势添油加醋，想尽办法阻止罗斯塔涅夫和娜斯佳两人走到一起，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当福马公然指责说是上校勾引了这位年轻女子时，罗斯塔涅夫怒不可遏，平生第一次雷霆大发，一把抓住福马，将他扔到屋外。紧接着，他当众跪下向娜斯佳求婚。福马感觉受了奇耻大辱，声称要做一名修士，在传经布道中了其余生。富有戏剧性的是，他出门以后并没走出多远，罗斯塔涅夫很快便平息了怒火，出于同情把福马请回了家。和所有喜剧一样，故事最后以大团圆结束。福马为一对恋人献上祝福，正如叙述者以调侃的口吻所说，从此变成了“人间幸福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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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略显突兀的结尾相比，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过于拖沓，叙述冗长。在主线索之外，穿插着各种次要人物和烦琐的细枝末节。这部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寄予厚望的作品发表后，整个批评界如一池静水，没有掀起一丝波澜。对作家来说，这还不如一通狠批猛揍来得痛快。就连最早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给卡特科夫的阿列克谢·普列谢耶夫也备感失望，“M.M［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跟我说的那些果戈理式人物在哪儿呢？”他在给亚历山大·米柳科夫的信中写道，“除了罗斯塔涅夫之外，哪还有一个活人？一切都是生硬的、虚假的、做作的。不过请你不要把我的话告诉他［陀思妥耶夫斯基］。”[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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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们对这部作品的谨慎态度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只有在后来，当我们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全部作品的角度来观察，才能够发现小说中两位主角的潜在文学价值。罗斯塔涅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温柔、平和、纯洁的人物类型的早期实验品，这类人物后来被陀思妥耶夫斯基视为斯拉夫人的理想化身，与生性好斗的西方人形成反照。《白痴》中的梅诗金公爵、《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都是这类人物的代表。小说《斯捷潘奇科沃村》中福马·福米奇的人物设计则较为复杂，他曾长期遭受罗斯塔涅夫的将军父亲的凌辱，在他热衷的文学事业上一无所成——他的姓氏“奥皮斯金”（Opiskin）在俄语中的发音与“笔误”（opiska）相似——最后又被罗斯塔涅夫赶出了其伊甸园式的世界，因此，他所属于的人物类型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这样的人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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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马·福米奇的例子同时还让我们看到，一个被侮辱被损害的角色一旦得势，会出现怎样的情况。福马身上具有典型的专制者特征，他在自虐自贱的同时，还有着凌驾于他人之上、对他人施虐的强烈欲望。掌握权势后的福马所代表的是一个典型的篡位者形象，这类人物在俄国历史上层出不穷，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后来的作品《群魔》中对这类人做出了尤其生动的刻画。[45] 福马对法国的崇拜是对彼得大帝改革计划的影射，这项计划在斯拉夫主义者与亲西方派的争论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就像彼得沙皇禁止男人留络腮胡，并斥之为“野蛮”的标志一样，福马也强迫上校刮掉两颊的胡须，因为留胡子会显得“不够爱国”。对同时代的读者来说，这些描写显得十分荒诞，因为他们眼中的统治者——无论尼古拉一世还是其子亚历山大二世——都是一副美髯公形象。荒诞程度不亚于此的还有福马对民歌和民间舞蹈的反感，而搜集和发扬民间歌舞文化正是斯拉夫主义者的核心文化诉求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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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9年6月30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军团参谋部拿到了前往特维尔的通行证。夫妻俩已经收拾好行李，连马车都已租好，随时准备出发上路。每样准备工作都需要花钱，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不得不当掉了一些衣服。这时候夫妻俩已经知道，他们手头的路费撑不到特维尔，最多只够到喀山。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写信给米哈伊尔，请他向喀山驿站预汇两百卢布，当然只是作为借款，因为他相信，只要到了喀山，他就能从卡特科夫那里得到至少八百卢布。那时候他还不知道，卡特科夫对发表《斯捷潘奇科沃村》已经失去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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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从塞米巴拉金斯克出发，前往第一站鄂木斯克，到当地士官学校去接玛丽娅的儿子帕沙。之后，他们经过秋明、叶卡捷琳堡和喀山，前往俄国中部，并于8月18日抵达了本次旅程的终点：位于伏尔加河上游、莫斯科西北部一百五十公里之外的城市特维尔。1851年开通的尼古拉耶夫斯克铁路将这里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相连接，此后，特维尔的经济呈现一派繁荣势头。自世纪之交起，城市人口翻了一番，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家抵达时，城里居民大约有三万人。特维尔位于俄国腹地，在中世纪时，这里是俄罗斯最强大的公国之一，在对俄国统治权的漫长争夺战中，曾是莫斯科公国的主要对手。1763年的一场大火将整个特维尔变成了灰烬，在城市重建的过程中，人们将木制房屋改建为坚固的石头建筑，将狭窄的小巷拓宽为笔直的大道，将杂乱交错的巷陌改建成有规划的对称式公路网，另外还修建了美丽的花园和广场，以及一条宽阔的滨江林荫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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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每月十一卢布的租金，租下了一套带家具的三居室公寓，据传说，普希金也曾在同一栋楼里下榻。对一个三口之家来说，这套公寓多少有些局促，在这里招待客人是无法想象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几周后写给弗兰格尔的信中抱怨道：“这里比塞米巴拉金斯克还要糟一千倍！阴郁，寒冷，石头房子，没有车来车往，没有一个有意思的去处，——甚至连一家体面的图书馆都没有。简直是名副其实的监狱！”（1859年9月22日）一路辛苦跋涉让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健康严重受损，癫痫病的发作变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夫妻二人的关系也变得不像最初那样和睦，两人总是为各种各样的琐事争吵。每一次，玛丽娅都会向十二岁的儿子帕沙寻求支持。这种不对等的地位关系既伤害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玛丽娅之间的感情，也让他与继子帕沙的关系受到了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弗兰格尔的信中直率地说：“是我给自己背上了家庭这个包袱，只能自作自受。”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只有在需要钱给玛丽娅添置“在特维尔这个破地方买不到的”衣物时，他才会提到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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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还有一个请求：我太太没有帽子戴（我们动身前把她原来的帽子卖掉了，因为带着它们走四千俄里路实在太不划算！）……这边的商店里只有夏天的帽子，而且都难看得很。我太太想要的是一顶外出时戴的秋季帽子，而且要尽可能物美价廉。所以我急迫地请求你：找人或亲自去一趟维希曼太太店里（圣彼得堡著名帽子加工商，作者注），买一顶这样的帽子，如果没有，就订制一顶。帽子的颜色要灰色或藕荷色，不要任何花边和装饰，也不要有图案，用一句话讲，就是一顶朴素、优雅、物美价廉的帽子（绝对不要白色！），一顶真正意义上的外出时戴的帽子……拜托千万不要说不！我们会卖掉马车，然后马上把钱还给你。维希曼家还有一种灰白条纹的窄帽带，配这顶帽子正合适。可惜我没有样子能寄给你。等你来的时候，把帽子一起带过来。如果不行的话，就订一顶，等做好后通过铁路邮寄过来。（1859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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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哈伊尔原本就对这个弟妹没有多少好感，收到类似这样的委托，他的心情可想而知。1859年8月，陀思妥耶夫斯基给米哈伊尔写这封信时，正是他经济上最困难的时候。他在塞米巴拉金斯克花高价买来的马车一直没有脱手。在铁路时代，马车的行情迅速走低。卡特科夫那边也一直没有传来任何好消息，更让人头疼的是，也没有钱汇来。8月23日，米哈伊尔得到通知，《俄国导报》编辑部拒绝在杂志上发表《斯捷潘奇科沃村》。他可以在退回五百卢布预付款的前提下，到圣彼得堡杂志社财务部取回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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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涅克拉索夫谈判失败后，米哈伊尔费尽周折，终于说服亚历山大·克拉耶夫斯基，自1859年11月起，将这部小说以连载形式发表在其负责的杂志《祖国纪事》上。每次刊登的篇幅以及章节顺序也交由米哈伊尔去规划，由他在圣彼得堡直接和克拉耶夫斯基商洽，再写信到特维尔征求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同意。“你在信里说要对第一章做些删减，”米哈伊尔在1859年11月1日的信中写道，“这不可能！稿子已经印了，我之前亲自去过印刷厂。”[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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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认定，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了。他必须搬回首都，亲自处理自己的事情。为此，他给三年前帮过自己忙的托特列边将军写了一封长信。他在信中写道，他本以为只要在特维尔逗留几天，便可以搬回圣彼得堡。可现在，他已经在特维尔滞留了一个半月，事情仍然还没有结果。除了因身患痼疾，需要找首都的专家诊治，作为一名需要养家糊口的作家，他不可能仅仅通过信件或由第三者代劳与出版商和编辑联系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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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靠劳作维生的人，这项劳作很辛苦，它就是文学。如今，我都是隔着遥远的距离与文学出版商们磋商谈判，这对我来说非常不利。仅仅因为这个，我便损失了不少钱。另外，我眼下有一项计划，就是出版一部我的作品集。但是，这一切在我本人不在场的情况下是无法进行的。如果计划成功，我可以靠这笔收入维持两年的生计，如果顺利的话，甚至还有可能更久。这样一来，我就可以有生以来第一次过上有保障的生活，可以不再为了稿约写作，不再为了钱写作，不再受交稿期限的压迫，而是认认真真、踏踏实实、有计划地去写作，不用再为了每日的面包出卖文字。（1859年10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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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封信里，有许多浮夸的客套话，但这段话不是。它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发自内心向托特列边将军吐露的心声。他想重新回到俄罗斯文坛，在时代变迁的环境下东山再起。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和闲暇，去创作一部真正让自己满意的作品，而不必受交稿期限所迫做出种种妥协。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道的是，他的这种愿望是一种纯乌托邦式的幻想。不受时间限制地去创作一部真正完美的作品，是旧式贵族文学的一种特权。自184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出身中下层的作家开始投身文学创作，无论其身份是教师、记者还是职业作家，他们都需要用自己的精神资本去兑换物质上的收入。文学市场与其他任何市场和任何职业一样，遵循的都是同一条规律，即本雅明·富兰克林所言：“时间就是金钱。”文学作为一项工作已经被迫变成了压力下的写作。陀思妥耶夫斯基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认识到这一点，而他接受这一现实，则要花费更久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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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在特维尔总督的建议下，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直接向沙皇求情。在这封公文式的求情信中，为了博得同情，他采用了自己最擅长的煽情手段：把自己和家庭变成感伤主义传统叙事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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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病情正在日益加重。每一次癫痫发作都会损害我的记忆力和想象力，让我心力交瘁。我的病再发展下去，最后的结果将是肌无力、死亡或者疯癫。我有一位太太和一个继子需要养活。如今，我家徒四壁，唯一能够挣钱养家的手段便是写作，对我这样一个病人来说，这项工作无比艰辛……尊敬的沙皇陛下，我的命运、我的健康、我的生命都掌握在您的手中！……陛下，您就像太阳一般，照亮人世间所有的正义与不公，为亿万臣民赐福。在此我恳请您，再为一位孤儿、一位母亲和一位病人赐福吧！这位病人迄今仍然是个被驱逐的人，可他愿意为沙皇献身 ，您的功绩天地可鉴！（1859年10月10日，粗体由本书作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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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沙皇献身”，这已经不再是感伤式叙事，而是赤裸裸的作秀。米哈伊尔·格林卡（Michail Glinka）创作过一部同名歌剧，它是俄国第一部民族歌剧，原名为《伊凡·苏萨宁》（Iwan Sussanin ）。1836年首演时，尼古拉一世亲自将其更名为《为沙皇献身》。这次，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特意引用了这个剧名，既表示了他对权力的服从，同时也明确了对已经去世的尼古拉一世这位“绞刑架沙皇”[47] 的专制理念的肯定。在发出给沙皇的求情信之后，他又给第三局现任局长弗拉基米尔·多尔戈卢科夫（Wladimir Dolgorukov）亲王寄去了一封信，并附上了特维尔总督的推荐函，恳求其为自己颁发在圣彼得堡定居的许可。三周后，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多尔戈卢科夫亲王处得到通知，沙皇陛下对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申请予以恩准，但申请人必须继续接受警方监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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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米哈伊尔在圣彼得堡给弟弟一家人租下了一套带家具的公寓，备下了取暖用的柴火，另外还替他们雇了一位女管家。搬迁的日子定在了12月15日。可就在动身前一天，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一次癫痫病严重发作，于是，出发日期只得延后。12月19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携继子帕沙·伊萨耶夫从特维尔乘夜车出发，并于次日清晨抵达圣彼得堡。这套月租三十卢布的新公寓位于商人帕里宾（Palibin）投资修建的大楼里，地处丰坦卡河与护城河之间，距离市中心稍远。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原来在圣彼得堡租住的公寓以及后来的大部分住处一样，这套公寓也是在一栋拐角楼房里。这种明显的偏爱究竟是出于什么考虑，我们不得而知。是出于狐狸般的谨慎，为了给自己多留几条逃生通道？还是出于虚荣，想让自己始终处于编队的最“尖端”位置，就像拐角楼房被人们赋予的寓意那样？[48] 或者是作家想让教堂永远都处在自己的视野之中？[49] 还是说，这是幽闭恐惧症的某种特殊表现？它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作品，从《穷人》里的德武什金一直到霍尔拜因的《墓中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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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节临近了。就在整整十年前，陀思妥耶夫斯基戴着镣铐、坐在敞篷雪橇里离开了这座城市。当时的涅瓦大街和现在一样，也是一片灯火通明，隔着窗户可以望见装点着美丽彩饰的圣诞树。当年，他只有二十八岁。而如今，就在两个月前，他已经年满三十八岁。在19世纪，人到了这个年龄就要进入老年了。可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感觉自己并不老。圣彼得堡那熟悉的喧闹、繁华和帝国气派，还有那些熟悉的地点和回忆，为他的身体注入了满满的活力。天气虽然寒冷，但这里有俄罗斯文化圈的沸腾生活，在外省经历了十年磨难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又可以参与那些“真正能够称之为生活的事情”了（1861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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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按照俄国习俗，举行了搬家庆祝活动。除了米哈伊尔一家，应邀而来的还有老朋友亚历山大·米柳科夫、斯特潘·亚诺夫斯基和阿波隆·迈科夫。几天前，米柳科夫曾和米哈伊尔一起，去火车站迎接陀思妥耶夫斯基。十年前，也是他与米哈伊尔一道在彼得保罗要塞为陀思妥耶夫斯基送行。一群好友终于又见面了。米柳科夫觉得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点儿都没有变老，相反，他比流放西伯利亚之前显得更年轻，更有活力。[50] 陀思妥耶夫斯基享受着与老友重聚的幸福，大家在一起谈天说地，有聊不完的话题。他们讨论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计划，讨论西欧的政治局势、俄罗斯文学的新动向，当然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的下一步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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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后来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记录着他为1860年所做的几项规划：“一，迷娘；二，春天的爱情；三，双重人格（修订）；四，一个囚犯的手记；五，冷漠与印象。”《迷娘》（Mignon ）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的原定题目，《一个囚犯的手记》即后来的《死屋手记》。凭借这两部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实现了自己在文学上的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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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M.Dostoevskij：Polnoe sobranie sočinenij v tridcati tomach.[30-bändige Gesamtausgabe der Werke F.M.Dostojewskijs，aus der hier zitiert wird，einschl. Kommentare]：198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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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Tagebuch eines Schriftstellers»：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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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癫痫病史的文献如今不胜枚举。迄今内容最全面、资源最丰富的首推Rice 1985；关于目前研究进展的简要概述参见Engelhardt：Epilepsie in Leben und Werk Dostojewskis. In：Dostoevsky Studies N. S. 5 （2001）：25-40，Janz，Dieter：Zum Konflikt zwischen Kreativität und Krankheit. Dostojewskijs Epilepsie. In：Dostoevsky Studies，N.S.10（2006）：125-140；另参Catteau，Jacques：Dostoevsky and the Process of Literary Creation. Cambridge u.a.1989：90-116及Horst-Jürgen Gerigk：Epilepsie in den großen Romanen Dostojewskijs als hermeneutisches Problem. In：Dostoevsky Studies N. S. 1 （2006）：141-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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