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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俄国文学的仇法传统中，巴黎通常被描述为罪孽之地。一些俄国人像小猪崽一样抱着增长见识的目的到那里求学，然后变成一头训练有素的肥猪回到俄国。[57] 陀思妥耶夫斯基将这种说法换了种腔调，将巴黎变成了秩序、规矩以及四处张扬的伪善道德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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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后，当陀思妥耶夫斯基离开法国来到伦敦后，这座充满了巨大矛盾的大都市让资本主义制度的黑暗面在他面前暴露无遗：一边是光彩华丽的繁华城市，高耸的金融大厦和交易所；另一边是白教堂区和干草市场的贫民窟，衣衫褴褛的穷人，谋杀、暴力、酗酒、卖淫和乞讨随处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用寥寥几笔将这座英国都城的景象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其震撼人心的程度与恩格斯和狄更斯笔下的伦敦相比毫不逊色，并被称为“19世纪最强有力、具有文明批判精神的描写”：[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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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从表面看，它便与巴黎迥然不同！在这里，从早到晚都是乱腾腾的，城市如海洋般一眼望不到边际；机器在轰鸣和呼号，火车在屋檐上飞驰（不久还会钻入地下）；这大胆无畏的创业精神，这表面混乱但实际高度有序的资本主义制度；这污秽不堪的泰晤士河，还有被煤烟污染的空气；在景色壮观的街心花园和公园里，以及白教堂区那样肮脏的城市角落里，充斥着半裸的、粗野的、忍饥挨饿的城市居民；标志着亿万财富和全球贸易的伦敦金融中心、水晶宫和世界博览会……不错，世博会的确令人震撼。在这里，你会感受到一种强大的力量，这种力量是全世界各地人们联合起来，变成“一个群体”的力量。你会发现，这背后蕴藏着一种巨神式的思想；你会感觉到，人们在这里似已达成了目标，获得了胜利，凯歌高奏。……“这真的就是所要实现的理想吗？”你禁不住这样想，“这难道不是毁灭？这真的不是‘一个兽群’？”……它让人联想起《圣经》上的画面，关于巴比伦的传说，被实现的世界末日预言。你会意识到，必须具备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否定能力，才能不屈服，不被表面现象迷惑，才能不对现实盲目崇拜，不把巴力奉若神明，也就是说，不把现实当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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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敏锐的眼光发现，风靡19世纪的世界博览会是一个新时代的标志，它是工业化时代的一场自我狂欢。在这里，“执着的进步观，创世纪式的宏大气魄，对自由经济秩序——自由贸易和不受约束的竞争——必将为人类造福的期盼，对技术和工业之潜力的无限信任”汇聚在一起。[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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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作为1851年世博会的皇家委员会主席，在开幕式上满怀信心地表示，“一个富有历史性意义的宏伟目标”已近在眼前，这便是“全人类的联合”。[60] 阿尔伯特亲王所理解的历史终极目标，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中却是一个由没有面孔的“普世人”构成的恐怖幻影。透过世博会折射到历史视野中的大同世界，“没有土地，也没有人民；民族不过是一个固定的税收系统，灵魂是一块‘白板’（Tabula rasa），一团蜡，可以拿它随手捏出一个真人，一个‘普世人’，一个侏儒；为此，人们只需将欧洲文明的硕果当作手段，另外再读上两三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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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描绘的巴黎和伦敦景象既充满了讽刺，又透着浓浓的世界末日气息，其用意是在1860年代初俄国正处于历史关头时，向自己的同胞发出警示，警告他们不要像资产阶级和资本统治下的西欧那样，执迷不悟地步入歧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条歧途最可怕的结果便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成为人人信奉的原则。它是对法国大革命所倡导的博爱精神的莫大讽刺，正如马克思不久后所言：“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61] 陀思妥耶夫斯基因循斯拉夫派的思想传统，将俄国人“天性”中对社团、和谐与博爱的自然追求作为西方个人主义的反照。在《冬天里的夏日印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用白描手法对资本主义和市民社会、进步观与现代消费社会提出了批判，在后来的作品中，他将对这一主题加以扩展，进行更深层的探讨，并对部分观点做出修正。在以《死屋手记》为句点的“西伯利亚时期”过后，这部在陀氏研究者当中经常被低估的《冬天里的夏日印象》，标志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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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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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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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1月，在被俄国吞并的波兰领土上爆发了一场大规模起义，俄国军队耗费了数月时间才终于控制住局势。俄国报刊对这次事件反应不一。赫尔岑主办的《钟声》（Die Glocke ）杂志如人们期待的一样，站在了波兰一边；而米哈伊尔·卡特科夫领导的保守刊物《俄罗斯导报》（Russischer Bote ）则呼吁对暴乱者采取严厉手段，进行镇压。卡特科夫将这起事件称为“关乎命运之大事”。不是俄国，便是波兰！由于两个国家在文化上存在本质性差异，因此和平共处是不可能实现的。[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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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尼古拉·斯特拉霍夫在《时代》杂志上以《命运之问》（Eine Schicksalsfrage ）为题，表达了对波兰危机的立场。他提出，俄国不应当单纯依靠军事来面对波兰这个文化上属于西欧并以自身文明成就为荣的国家，俄国应当在这场冲突中更多利用自己在思想和价值观方面的优势；比武器力量更强大的，是克服顽固僵化的民族观念，将符合全人类利益的普世原则作为理想，而这一点正是“根基主义”以及作为其核心的“俄罗斯理念”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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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周以来意识形态之争日趋白热化的形势下，斯特拉霍夫在文章中表达的观点显然高估了右派阵营和审查机关的甄别能力。5月24日，内务部下令对《时代》杂志实行立即且无限期停刊的处罚，理由是“（斯特拉霍夫的文章）针对波兰事件所发表的极度有伤风化、充满诽谤性的内容，与政府所有行动以及所有爱国主义情怀和观点背道而驰”。[63] 这项处罚之严厉其实颇为荒唐，它仅仅因为一篇容易被误读的文章而对一份绝对忠实于政府的杂志下达了永久性禁令，而在一年前，涅克拉索夫主编的更具批评性的《现代人》杂志，也不过才受到了停刊八个月的处罚。或许《时代》杂志停刊的真正原因并不是斯特拉霍夫的言论，而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当时就圣彼得堡大火所发表的抨击俄国教育制度的文章。因为引人注意的是，内务部下达出版禁令的另一条理由是“杂志的有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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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杂志的停刊，使得陀氏兄弟俩赖以维生的基础被剥夺。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此的反应却比想象的冷静得多。他仍然相信，这项处罚措施不过是暂时的。而且，这时候他已开始筹备再次出国旅行。早在1863年4月，他便向内务部递交了家庭医生的建议，上面写着“前少尉军官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罹患癫痫症……建议去海边接受海水浴疗法，以达到治愈疾患之目的”。[64] 陀思妥耶夫斯基写信给住在巴登-巴登的屠格涅夫，告知对方《时代》杂志停刊一事，同时还写道：“原本我只打算去柏林和巴黎两地，去找癫痫症专科医生咨询（巴黎的特鲁索，柏林的拉姆贝格）。”（1863年6月17日）但实际上，这次旅行的“真实”动机却是另一个：在巴黎有一位女士，两人数月以来一直保持着暧昧关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玛丽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的婚姻早已深陷危机，这在亲友们当中是一个公开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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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于1863年夏在巴黎迎候的女士名叫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Apollinaria Suslowa），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18岁。两人最初是何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相识的，没有人能说清楚。在1861年5月号的《时代》杂志上，刊登了一篇陌生作者的小说，作者的名字是缩写的“A. S.”。这篇题为《眼下》（Inzwischen ）的短篇作品在文学上实在乏善可陈，以至于读者不禁纳闷，这样的作品如何能够堂而皇之地登上杂志，和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阿波隆·迈科夫、尼古拉·涅克拉索夫、德米特里·格里戈罗维奇、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名家的作品列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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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猜测，阿波利纳里娅是在1860年底的某次文学沙龙活动后找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向对方表达了自己的崇敬之情以及对文学的热爱。之后，作家把女粉丝请到了杂志编辑部。两人后来又在多个地点私会。阿波利纳里娅对这位鼎鼎大名的作家的崇拜，以及作家对一位热爱文学的年轻女读者的好感，促使两人相互渐渐产生了情愫，即阿波利纳里娅后来以轻描淡写的口吻所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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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利纳里娅·普罗科菲耶夫娜·苏斯洛娃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俄国“60一代”的典型代表。这批人自尼古拉一世时代结束后，受新的生活理念和乌托邦思想的影响，强烈呼吁政府实行社会改革——不是未来某一天，而是现在、马上、立刻。解放农奴后，妇女问题成为“60一代”关注的首要问题，他们将这一点视为衡量亚历山大二世统治下的俄国政府是否有志于推进社会自由的试金石。1860年代，在女性读者格外青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40年代时也一度迷恋——的乔治·桑小说的影响下，婚姻和家庭这些仍然被东正教视作人类群体生活基础的神圣制度，成为年青一代批判的靶子。他们质问，如果婚姻不是建立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而是基于物质上的算计或世俗习惯，那么这样的婚姻究竟意义何在？在“恐怖伊凡”时代的谚语“母鸡非鸟，女人非人”仍然流行的社会里，哪里会有人道可言？在亚历山大二世的推动下，俄国创立了女子中学，并允许女性以旁听生而非正式注册生的身份去大学旁听。在那些渴望接受教育而纷纷涌入课堂的年轻女性当中，便有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及其妹妹、后来作为俄国第一位女性医生载入科学史的娜杰日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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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斯洛娃姐妹的父亲曾是一个农奴，后来通过个人奋斗成为一家纺织厂的老板。姐妹俩接受了通常只有贵族子弟才能获得的正规教育，此外，她们还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能够在圣彼得堡和欧洲过上独立的生活。娜杰日达为了实现成为职业医生的理想而投身著名生理学家伊万·谢切诺夫（Ivan Sechenov）门下，并于1867年在苏黎世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姐姐“波利娜”则一心梦想着能够在文学界闯出一片天地，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显然是想在这方面助其一臂之力。1863年，阿波利纳里娅又在《时代》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婚礼之前》（Vor der Hochzeit ）的短篇小说，这篇小说的文学水准和她的处女作《眼下》几乎一样平庸。正是因为这两篇作品的写作技巧笨拙而幼稚，其女性主人公的价值观和作者自身的价值观明显相吻合，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作品对苏斯洛娃的思想和情感世界获得一定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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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部小说的女主人公都与她们所处时代对女性角色的认识陷入了冲突，她们都追求独立和自我实现，反对把女人当成“或多或少有钱可赚的生意”的婚姻观。两人都把自己视作“拥有健康思维和现代观念”[65] 的新一代女性代表，反对有钱人家对女孩的循规蹈矩式教育，希望打破传统女性观念，在社会上为自己谋得一席之地。最终，她们都成为社会现实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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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张60年代初拍摄的阿波利纳里娅肖像照可以看出，这是一位面容仍显稚嫩的年轻女性，她的脸颊略宽，眉毛粗黑浓重，梳着一头60年代追求独立的女性所偏爱的短发。她的目光盯着镜头右侧的某一个位置，胳膊和手的姿势略显僵硬，似乎对摆拍有些不情愿。这和玛丽娅·伊萨耶娃当年照片上嘴唇微翘、目光自信地直视镜头的模样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阿波利纳里娅那充满活力的双唇和左手攥拳、略显男性化的姿势，暴露了其内心的坚定和顽强的意志力。这一点与阿波利纳里娅发表的第三部带有明显自传色彩的小说《陌生女人和她的丈夫》（Die Fremde und ihr Mann ）中忍辱负重的女主人公形象并不相符。小说中是这样描写的：“她的脸上流露出一种对顺天由命的虔信神情，就像人们在圣母和基督教女殉道者脸上经常见到的那样，虽然这种神情并非每个人都能察觉。”[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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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阿波利纳里娅的容貌并不像玛丽娅·伊萨耶娃那样出众，但是她不仅深深吸引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还让其他许多男人为她倾倒。这些人当中包括陀氏的学生、比他小十六岁的诗人哲学家瓦西里·罗扎诺夫（Wassiliij Rosanow）。1880年，阿波利纳里娅嫁给了罗扎诺夫。后来，两人之间爆发了一场严重的婚姻危机，让阿波利纳里娅几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女儿柳波芙对父亲的出轨极为不满，据她后来的描述，阿波利纳里娅是个生性风流的交际花：“当时自由恋爱正在流行，年轻漂亮的波利娜一门心思追逐时尚，把自己扮成维纳斯的模样，向大学生们投怀送抱，并自以为这种做法是在宣扬西方文明。”[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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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番描述是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独立女性的偏见和丑化，并不符合事实。阿波利纳里娅并不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她之所以能够吸引陀思妥耶夫斯基，除了年轻美貌，还因为在她身上“天真与理性”兼具，[68] 理想主义和行动主义并存。而这一点正是“60一代”的特征，它与浪漫派笔下那些优柔寡断、多愁善感的人物形象有着天壤之别，这类人物的代表有普希金笔下的欧根·奥涅金、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毕巧林，以及屠格涅夫的罗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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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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烦恼的婚外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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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63年春天起，“波利娅”（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对她的昵称）便已在巴黎迎候，而因《时代》杂志5月遭遇风波，计划的行程不得不推后。直到7月，陀思妥耶夫斯基才凑足了旅行所需要的费用。因为出版禁令的发布，《时代》杂志无法再获得贷款，于是他向文学基金会筹借了一千五百卢布，并答应在1864年2月前还清。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数月以来肺病日渐加重的妻子送到了天气较为干燥的俄国中部城市弗拉基米尔，然后于8月中旬开始了第二次欧洲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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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利纳里娅·P.苏斯洛娃，摄于187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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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并没有径直奔向法国首都与情人会面，而是先在威斯巴登停留了四天。一年前，他在这里的赌场赌过手气，并空手而归。这次，他一口气便赢了10.4万法郎。他揣上钱回到旅馆房间，准备第二天继续上路。可最终还是没能禁住诱惑，又返回赌场，把赚的钱又输掉了一半。他从赢的钱里拿出300法郎，寄给了圣彼得堡的嫂子瓦尔瓦拉，让她替玛丽娅和继子保管这笔钱，并表示，玛丽娅的健康状况令他“十分忧心”（1863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