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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离开威斯巴登，踏上前往巴黎的行程时，他没有想到，这位等待与他私会的情人内心正百般纠结，其程度不亚于他自己。自从独立来到巴黎生活后，阿波利纳里娅对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份私情渐渐产生了疑虑。在离开俄国前的几个月里，她感觉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待自己的态度并不像是情人，而更像是小妾。作为崇尚独立的“60一代”，令她困扰的并不是与一位有妇之夫的不伦之恋，而是随着时间，两人的关系似乎变得天经地义，而这一点无论是对她作为女性的自尊心还是对爱情的认识而言，都是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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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封没有寄出的长信中，她谴责自己情人的做派就像“一个严肃敬业的男人，他懂得自己应尽的义务，但同时又不忘给自己找乐子，而且还把享乐当成一件紧要事，因为有一位伟大的医生或哲学家讲过，人应当每个月都大醉一场”。[69] 而她更期待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因为对方在她眼里是一个高贵的人，就像其作品中的那些主人公一样。在阿波利纳里娅看来，假如缺少了心灵和道德上的附加值，爱情便会沦为康德所说的脆弱的“性结合”，也就是“个体的人彼此利用性的器官和能力”。[70] 一旦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变成这样一种“性交易”式的关系，那么这与“60一代”主张打破的传统性别和婚姻观念便不再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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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劝慰阿波利纳里娅，不要对自己的爱欲感到羞耻。他在这里显然指的是两人的肉体关系。[71] 年已四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性爱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换言之，在这方面，他比年轻的情人老道得多。另外，他对肉体的强烈欲望，也让不谙世事的阿波利纳里娅既迷恋又惶恐。对于生活在19世纪的阿波利纳里娅来说，这不仅仅是她个人需要面对的问题。对此，尼采在《瞧！这个人》（Ecce Homo ）中《论女人的贞洁》（Von der weiblichen Keuschheit ）一篇中已经做过解释：女人在第一次步入婚姻后，会突然在男人身上感到“上帝和野兽比邻而居”的恐惧，于是，她们不得不强迫自己，将以往教育中所理解的“恶”看作一件正常的事情。[72] 在阿波利纳里娅眼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形象也同样具有不可调和的两面性。作为作家，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将道德摆在至高无上的地位，对卖淫、贪恋酒色和把婚姻作为交易等丑恶现象加以痛贬，因此在爱人眼里，他是“完美理想”的化身；然而作为情人，他却表现出爱神厄洛斯“阴郁、沉重和淫荡”的一面，从这一意义上讲，便是尼采所说的“野兽”。[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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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夏，阿波利纳里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到来之所以抱着复杂的心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巴黎，她狂热地爱上了一位在索邦大学攻读医学专业的英俊的西班牙男人。这个小伙子名叫萨尔瓦多，是俄罗斯女性梦寐以求的拉丁情人代表。[74] 但是，没过多久，两人的感情便遭遇了挫折。当这位情场高手意识到，阿波利纳里娅对这段感情是认真的之后，便开始冷淡对方。他不按时赴约，让别人替自己圆谎，对她的来信也不理不睬。阿波利纳里娅被爱情和受损的自尊心撕扯着。就在两人的危机正陷入白热化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报告自己即将抵达。阿波利纳里娅给他预订的旅馆寄去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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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来得太迟了……直到不久前我还梦想着与你一起去意大利旅行，甚至为此开始学习意大利语。可就在短短几天之内，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有一次你曾对我说，我不会轻易交出我的心。可我刚刚听到第一声召唤便投了降，不到一周便交出了它，没有挣扎，没有确信，甚至没指望能得到爱情。……再见了，亲爱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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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到巴黎，便径直奔向情人的寓所。阿波利纳里娅在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这次会面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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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我用颤抖地声音说。他问我过得怎么样，听他一问，我的心情更加紧张不安，这让他也变得焦虑了起来。“我以为你不会来了，”我说，“因为我给你写了信。”“什么信？”“告诉你不要来。”“为什么？”“因为你来得太晚了。”他低下头。“我必须知道一切，让我们找个地方，把一切都告诉我，否则我会去死。”我建议到他住的地方去。一路上，我们两人都沉默着。我不敢看他。他朝着忍不住扭头用疑惑眼神看他的马车夫，绝望而焦急地大喊：“快点，快点！”我使劲忍着不去看他。他也不看我，而是一路上抓着我的手，一次又一次用力握紧它，并且不时地抽搐。“别紧张，”我说，“我在你身边呢。”一进他的房间，他便跪倒在我的脚边，搂住我的双膝抽泣着，呜咽着：“我失去了你，我知道！”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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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波利纳里娅的自传体小说《陌生女人和她的丈夫》中，作者描述过类似的情节。在小说中，男主角在听情人讲完这番话后，疯狂地大笑，“直到抽搐，身体因为痛苦而缩成一团”。[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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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阿波利纳里娅讲述的她与萨尔瓦多的情感纠葛，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绪渐渐平静了下来。看来他的情敌并没把这段感情当真，这让他感到很宽心。他向阿波利纳里娅建议，两人一起去意大利旅行，他会像朋友或兄长一样陪伴她。三天之后，阿波利纳里娅得到消息，萨尔瓦多得了斑疹伤寒，她急得慌了神，千方百计想了解情人的病况到底如何。但是她寄去的信和以往一样，如石沉大海。不久后的一天，她在索邦路上偶然遇见了萨尔瓦多，对方看上去脸色红润，完全不像个伤寒病人。面对阿波利纳里娅关切的询问，他支支吾吾，找出各种理由搪塞。这时，阿波利纳里娅终于明白，自己是被英俊的萨尔瓦多给耍了。于是她决定，同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建议，和他结伴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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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3年9月3日，这对情人抵达屠格涅夫生活的城市巴登-巴登。早在从圣彼得堡出发前，他便去信告知了对方自己要来拜会的消息。自果戈理去世后，屠格涅夫成为俄国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与他保持密切联系对陀氏兄弟来说有着重要的意义。如果杂志能如愿复刊，他们必须要依靠像屠格涅夫这样受读者欢迎的作家。后者新近出版的作品《父与子》刚刚又一次在文坛引起了轰动。不过，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巴登-巴登还有自己的其他打算。他更感兴趣的还不是屠格涅夫，而是这里闻名世界的赌场。在很短时间内，他便输掉了三千法郎，把不久前在巴特洪堡赌场赢的钱几乎都输了个干净。这时他兜里只剩下二百五十法郎，这点钱甚至都不够他和阿波利纳里娅去意大利的旅费。作为赌徒，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同样喜欢赌博的托尔斯泰属于两种类型。托尔斯泰在输掉一大笔钱后，会找个哥萨克村子住下来，然后省吃俭用，每月只靠五个卢布维持生计，直到攒够钱还清债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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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到屠格涅夫在巴登-巴登的别墅拜访时，后者把尚未完成的短篇小说手稿《幻影》（Gespenster ）交给了他，让他先睹为快。这是他很久以前便答应陀氏兄弟，准备发表在《时代》杂志上的作品。可一心惦记着赌博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却把手稿丢在了旅馆，到临行前又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屠格涅夫。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他坦白承认了这一点。这时，米哈伊尔正在圣彼得堡为杂志复刊的事四处奔波，为资金困难而急得焦头烂额。听到弟弟的消息后，他怒不可遏（“我简直没法说，你这是犯了多么愚蠢的一个错误！”）。而且他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一个人怎么可能在和自己心爱的女人同行时，竟会跑去赌钱”。[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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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屠格涅夫会面的三天后，两人登上了前往都灵的列车。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次为期两周的意大利之行是一场对性欲的磨难。在头几个星期里，陀思妥耶夫斯基多次违背自己最初“兄妹行”的承诺，试图恢复两人在肉体上的亲密关系。阿波利纳里娅清楚地知道，只要自己动动小手指，就能让对方燃起欲火。但她显然很享受用这种方式不断地折磨对方，这种折磨不乏性虐的色彩。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的作品中，经常会见到有类似行为的女性，如《白痴》中的娜斯塔霞·菲利波夫娜，还有《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格鲁申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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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马的一天夜里，出现了令人不快的一幕。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向阿波利纳里娅道晚安时，后者出于感动和谢意拥抱了他。陀思妥耶夫斯基强忍着欲火离开了对方的房间，“这样离开让他觉得很丢脸（当时是夜里1点，我脱了衣服躺在床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退缩格外感到羞辱，因为正如他本人所言，“俄国人是永不服输的”。[79] 这种赌徒式的大男子主义姿态正是“60一代”女性最仇恨的对象。阿波利纳里娅在她的小说《陌生女人和她的丈夫》中，几乎不加掩饰地复述了这次意大利之行的经历。在小说中，两人之间最激烈的一场冲突是这样爆发的：男主人公洛斯尼茨基（意指陀思妥耶夫斯基）洋洋得意地吹嘘着自己以往的种种艳遇，女主人公安娜·帕夫洛芙娜（意指阿波利纳里娅）对此惊愕不已（“这种很多男人身上常见的自恋狂行为令她大感意外，她从没有想到他会是这种人”）。随着男主人公性自负一面的暴露，他在情人眼中的光环也渐渐褪去。安娜·帕夫洛芙娜在对方身上发现了越来越多以往被她忽视的令人讨厌的缺点，这些“在亲密关系中举足轻重的日常做派原本是那么重要”。正因为“这个人过去在她眼中几乎是完美的化身”，所以“他性格中的浅薄一面”才令她备感失望。[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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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波利纳里娅的小说中，女主人公在冲突达到顶点后选择了投河自尽。而阿波利纳里娅却表面若无其事地继续着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旅行。两人在都灵待了整整一周。一天在餐馆共进午餐时，陀思妥耶夫斯基突然冒出个想法，要把恺撒主义作为小说《罪与罚》的另一个主题：“就在我们吃饭时，他看着一个正在上补习课的小姑娘说：‘喂，你想象一下，有这样一个小女孩和一个耄耋老人在一起，然后有一个拿破仑式的人物突然发话：我想毁掉这座城市！在这个世界上事情往往是这样。’”[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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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都灵之后，两人又去了热那亚、罗马、那不勒斯和里窝那。之后他们又重新回到了都灵，阿波利纳里娅从这里出发返回了巴黎。在这次旅行过程中，两人的感情危机因为经济拮据而更加雪上加霜。两人经常不得不把一些值钱的东西拿去当掉，或向沿途遇上的同胞借钱，实在走投无路时，只能向老实忠厚的米哈伊尔求助。米哈伊尔自己虽然也债务缠身，但他总能找到办法，凑齐一笔数额不小的款项给弟弟汇去。他督促弟弟赶紧着手新的创作，该计划因为后者一路上心情不佳而未能提上日程。“我把在都灵写的东西都撕了。按照要求去写作，实在是令人厌恶。”（1863年9月8日）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罗马给好友斯特拉霍夫写了一封信，请他帮忙联系《阅读文库》（Lesebibliothek ）杂志的出版人彼得·鲍伯里金，向后者推荐自己正在酝酿的新作品《赌徒》（Der Spieler ），并请求为此预付三百卢布稿酬。作为解释，他在信中写下了经常被引用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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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文学无产者，谁想要我的作品，就得事先向我付钱。我本人也仇恨这种体制。但世道如此，而且似乎将来也不会改变。（1863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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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没钱支付旅馆的账单，他只好再次写信到巴黎求助。阿波利纳里娅本人虽然也手头拮据，但还是给他寄去了三百法郎，好让他能继续接下来的行程。不过，刚到威斯巴登不久，他又把这些钱输得一干二净，而不得不向路遇的同胞借钱救急。10月2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满怀内疚地回到圣彼得堡。就在这时，他得到莫斯科民事法庭的通知，不久前去世的姨父亚历山大·库马宁在遗嘱中给他留下了三千卢布遗产。这笔钱虽然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期待的数额要少，却足以帮他缓解眼下的财务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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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170567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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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灾难之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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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家后，他发现，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在等着他。妻子玛丽娅已经病入膏肓。1863年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带着妻子把家搬到了莫斯科，这里的医疗条件要比偏僻的弗拉基米尔好得多，而圣彼得堡的潮湿天气对妻子的康复不利。在圣彼得堡，米哈伊尔还在为恢复杂志出版权四处奔波，虽然迄今仍然一无所获，但从高层部门传来的消息却让人重新燃起了希望。1864年1月27日，好消息终于来了。内务部通知米哈伊尔，当局批准他出版一本新的杂志，杂志定名为《时世》（Epoche ）。接下来，米哈伊尔面临的是杂志编辑和管理的一大摊事，而弟弟因为要留在莫斯科照顾妻子，一时不能指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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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新杂志的未来命运也令人担忧。杂志第一期的现有稿件里，能够吸引读者的只有屠格涅夫的作品《幻影》。要想在出版业重整旗鼓，这是远远不够的。令米哈伊尔尤其失望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整个欧洲之行中没有写下一个字。事先计划的能够唤起读者对新杂志兴趣的作品，眼下还没有一点眉目。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于1864年1月从弗拉基米尔搬到莫斯科后，才开始着手创作这部名为《地下室手记》的新作，而且因为要同时照顾病重的妻子，写作的进展十分缓慢。同样进展缓慢的还有杂志的营销，订阅的人数——同时也意味着资金的注入——远远低于预期。米哈伊尔虽然卖掉了自己的烟厂，可除此之外却没有任何资金储备，因此他只能依靠贷款来维持杂志运营，这其中包括支付广告费、员工工资、给作者的稿酬以及印刷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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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兄长米哈伊尔·M.陀思妥耶夫斯基素描像，K.特鲁托夫斯基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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