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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年轻的时候，这位男主人公便是一个不爱交际、充满神经质的人。他与外界的关系仅限于每日在圣彼得堡政府机构里当差，以及阅读各种畅销文学，特别是赞扬“美与崇高”事物的一类作品。但是，他越是被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那些崇高的思想、感情和行为吸引，他内心的淫欲便越旺盛，忍不住要去寻花问柳，虽然“总是在夜里，偷偷地，又害怕，又觉得肮脏，又感到羞愧……即使在当时，我心里也已经有了一个地下室”。就像一种用崇高与卑劣调制出来的“辛辣的调味汁”，带给人美妙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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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在妓院里，他遇到了一位名叫丽莎的年轻妓女：“在我面前闪过一张娇嫩的、年轻的、稍微有点苍白的脸，长着两道黑黑的柳叶眉，带着一副严肃的、似乎略显惊讶的眼神。我立刻就喜欢上了这表情，如果她笑容可掬，我反而会讨厌她、恨她。”两人在床上翻云覆雨之后，地下人开始就卖淫的道德问题以及对健康的危害对丽莎进行说教，劝说她不要再做妓女，并向她描绘了有关“真正女性”和“幸福家庭生活”的各种理想画面。他用这番说教赢得了丽莎的信任，惹得她因为内疚而潸然泪下。地下人被自己这通话引来的后果惊呆了，于是扔下自己的名片，匆匆跑出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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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丽莎到家里来找他，可她出现的时刻不巧，正好撞见地下人对不听话的仆人大发雷霆，情绪完全失控。这样尴尬的场面被丽莎遇见，让地下人觉得很没面子，于是想办法要报复她。他告诉丽莎，上次他做的一切不过是在她面前演戏，说的那些话也没有一句是出自真心。可是他一开口便停不下来，原本的假话到最后却变成了真正的忏悔。他向对方坦白了自己的各种缺点：懒惰，懦弱，迷恋权力，自卑再加上自私。为了解释自己是如何自私，他用俄国文人聊天时常说的一句话做比喻：“让全世界彻底完蛋呢，还是让我喝不上茶？我要说，宁可让全世界完蛋，但是必须让我永远能够喝上茶。”丽莎这时候终于明白，对方凶神恶煞的样子原来都是伪装，是一颗痛苦的心灵在绝望地寻找着爱。于是，她对此做出了反应：“她突然向我扑了过来，两只手搂住我的脖子，哭了起来。我也忍不住号啕大哭，我还从来没有这么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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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两个人又抱在了一起，彼此缠绵温存。然而在这之后，地下人内心突然萌生出一股羞愤交织的感情，压倒了丽莎对他表示出的同情。在他混乱无序的想象中，爱情只能是决斗或交易。他把一张五卢布票子塞到了丽莎手里，用这一举动把对方的身份重新变回了妓女，那个他曾试图用道德说教拯救的卖淫女。丽莎把钱扔到桌子上，愤愤地夺门而去。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不同的是，故事到这里并未结束。地下人又开始了他滔滔不绝的自白，到最后只能由那位虚拟的出版人出面，为整本书画上句号：“这位奇谈怪论者的《手记》写到这里还没完。他忍不住继续秉笔直书。但我们倒觉得可以到此打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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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西欧和美国，《地下室手记》是除《卡拉马佐夫兄弟》之外被讨论最多的陀氏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这位孤独怪癖的主人公，在一个被撕下魅力外衣的世界里，向理性专制和自然法则“必然性”[98] 之暴力，向迷信进步的乐观主义，向按照成本收益比对世间万物进行计算的做法，公然发起反抗。如今，这部作品已然成为现代派的开山之作。从尼采、弗洛伊德、卡夫卡到加缪，从生存哲学到存在主义，都从中获得过灵感。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以控诉者的形象，表达了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秩序——其形态在19世纪变得越来越稳固——的不满与谴责。这种秩序有着冰冷和“钢铁般坚硬的外壳”（马克斯·韦伯语），而地下人拿来反抗它的是自由意志的理念，是自主、怀疑、抗议、自发行动和保持非理性的权利，哪怕要为此付出痛苦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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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下室手记》在20世纪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主要归功于其主人公坚守自我、不肯屈服于世俗的叛逆精神。列夫·舍斯托夫是最早认识到这部作品价值的人当中的一个，并将其称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生涯的转折点。他认为，在《死屋手记》中，作者的创作核心一是为了自我疗愈，二是为了把劳役营的苦难经历转化为知识分子对自身使命的意识，这便是贴近民众，与俄国最底层百姓结成同盟。在完成这项工作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终于可以与读者坦诚相见、畅所欲言了。这部新作是一个个体所发出的撕心裂肺的绝望呐喊，因为这个人“突然意识到，他一辈子都在撒谎和自我伪装，因为他试图让自己和他人相信，其人生的最高目标便是为最低贱的人服务”。[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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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诠释很容易令人联想到尼采，对此，人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提出质疑：一方面是作者与作品主人公之间的本体论差异；另一方面，地下人这一角色既是控诉者，也是被控诉的对象。其病态的过度意识，心理上的畸形，对权力的欲望，自私、孤僻和缺乏行动力——所有这些描写都是为了让同时代人看到欧洲文化模式对俄国产生的深刻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想告诉人们，这些恶的原因在于西方现代社会的个人化，它要求每个人都能完成其作为个体没有能力完成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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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没有上帝、没有正常的社群，也没有人人信奉的价值观的世界里，人就会失去道德上的辨别能力。于是，便出现了崇高情操与道德败类并存的状况。当人们不再信仰上帝之后，在唯物主义的统治下，自然法则“不可撼动的必然性”[100] 以及费尔巴哈和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宣扬的“人择原理”（anthropologisches Prinzip），便会取代上帝的角色。地下人以满腔愤怒对自然法则的力量所发出的控诉，说到底不过是为了表达其内心的无助。他知道，这些法则是他逃也逃不脱的。眼看着这个上帝缺失的世界萎缩得只剩下物质上的因果关联，而他对这一切却奈何不得，他便愈加怒火中烧。到最后，这种无助变成了一种扭曲的优越感，并且让他相信，这个世界的中心既不是上帝也不是自然法则，而是他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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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带说一句：一个正派人最爱谈论什么呢？回答：谈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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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年3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审查机关针对《地下室手记》第一章原稿做出的删改抱怨不迭。“审查机关的这些猪啰们把我嘲讽一切，包括对上帝大不敬的段落都保留了下来，而把我由此得出的信仰基督之必然性的结论却删得一干二净。”（1864年3月26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73年的一份笔记中写道，地下人的最大不幸在于他没有能力改变自己，准确地讲是“把自己变好”。这种无能的根源是，他“摧毁了对普遍法则的信仰”，并且坚信，这世间“没有神圣之物”。[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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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虚无主义思想远远超出了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所描绘的年青一代当中的虚无主义倾向。地下人将自己彻底置身于善恶之外。尼采虽然也选择了同样的立场，但他却相信自己可以成为拥有“自由灵魂”、意志坚定的新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地下人却始终停留于被动和无为。他的痛苦在于，他不相信能够给自己的人生找到新的方向。相反，他却自虐式地享受着这样的执念：“没有出路，再也不可能变成另一个人。即便有足够的时间和信心去变成另一个人——我大概也不情愿做出这样的改变。”拒绝变成“另一个人”，意味着拒绝以任何形式超越本体。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这是一种反信仰的行为。一个人的内心皈依不能通过教育或改造来实现，而更多是通过洗礼。当这恩赐降临某个人身上时，这个人的胸怀必须是敞开的。“人做不到的事情，上帝可以做到。不是通过改造，而是重生。因此信仰基督是必然的。”[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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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必然性”并没能让地下人噤声。怀疑的声音永远是伴随所有宗教信念的不和谐音。那些躲在地下作祟的鬼怪，实际上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魔，是出自其才华中所谓“野性”和“冷酷”的一面。[103] 它是一位基督徒作家发自内心的声音，他坦白承认，自己是“一个不信与怀疑之子”。这种怀疑渗透在《地下室手记》的字里行间，其程度之深远远超出了其他所有陀氏作品。对这一点，舍斯托夫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他由此引申出的所谓“绝望哲学”却是错误的。[104] 事实恰恰相反。虽然有些段落被审查人员删去，但作家关于信仰基督之必然性的表述是一目了然的。在倒数第二章，当地下人在丽莎的怀抱里抽泣着哭作一团时，作者明显是想把这一场景描绘成一场洗礼。他在这里所采取的戏剧性手法与《罪与罚》结尾时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忏悔如出一辙。在这一刻，地下人原本可以接受这场洗礼，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但他却没有这样做，而是回到了对不快乐意识的无休止倾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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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险的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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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代人并没有意识到这部陀氏新作的精彩超凡。整个文学评论界对它几乎只字未提。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读完这部“罪恶小说”的第一部分后，便明确表示不喜欢它。她尤其讨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主人公在讲话时那种“玩世不恭的腔调”。[105] 这一点代表了她整日混迹其中的文学圈的主流观点。很显然，和《双重人格》一样，《地下室手记》远远超越了同时代人的理解和接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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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865年2月这部小说最后一章发表时，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评论界的反馈根本无暇关注，因为当时有其他太多麻烦在等着他解决。自米哈伊尔去世后，这个债台高筑的杂志社的日常事务都要他亲自打理。每天都有一堆财务上的事情等着他处理：拖欠的稿酬，过期的借款，到期未付的期票，各种催款单，再加上读者因为迟迟收不到杂志而写来的抱怨信。在这些年留下的笔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详细记录了每一个需要处理的事项：欠谁多少钱，哪张期票在哪天到期，哪个债主不久有可能来找麻烦。他当时的财务状况多么困难，从一件事就可以看出：那些日子，他三天两头往当铺跑，去典当值钱的东西，比如银器、餐具、书籍、皮草和大衣等。6月5日，因为两张未付的期票，警察机关通知他，要没收他的全部家具。幸亏他第二天从文学基金会及时申请到了六百卢布借款，才算暂时渡过了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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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6月，《时世》杂志最终停刊。这个在过去四年里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不菲收入的财源，从此彻底枯竭。如今，他既没有财路，抽屉里也没有一份完成的手稿，剩下的出路只有一个，就是采取老办法，也是他最憎恨的一种形式：向出版商出卖作品，以获得预付稿酬。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又不得不开始四处求人。他为此去找了《圣彼得堡新闻》的瓦伦丁·克尔什（Walentin Korsch），《阅读文库》的彼得·鲍伯里金，还有《祖国纪事》的米哈伊尔·卡特科夫。每到一处，他看到的都是一张冷脸。卡特科夫还没有忘记，七年前，他曾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答应的作品《斯特潘奇科沃村》预付了五百卢布，可因为对稿件不满意，最后不得不把预付款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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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找到了音乐出版商费奥多尔·斯捷洛夫斯基（Fjodor Stellowkij），后者不久前刚刚决定，准备推出一系列畅销文学作品。斯捷洛夫斯基提出条件，向陀思妥耶夫斯基支付三千卢布稿酬，买下一套三卷本陀氏作品全集的出版权；另外，对方还要为其创作一部不少于十二印张（约合两百页）的新长篇小说，交稿期限不得迟于1866年11月1日。否则，斯捷洛夫斯基将在未来九年内享有陀氏作品的独家版权，而且不用向对方支付一个戈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者当中，很多人都用传奇式手法，把斯特洛夫斯基描绘成一个恶毒的剥削者，[106] 千方百计地从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搜刮血汗。[107] 但实际上，当陀思妥耶夫斯基1865年7月初签下这份合约时，他的处境并没有达到后人想象的任人宰割的程度。当初向文学基金会申请第一笔借款时，他便主动提出条件，如果不按时还款，将把所有作品的版权转送给基金会。就在1865年6月8日，他还试图说服出版商克拉耶夫斯基以三千卢布预付款，买下他的下一部作品《罪与罚》；一旦陀思妥耶夫斯基违约，对方将获得“本人所有作品的全部和永久性出版权”[108] 以及出售与抵押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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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推测，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是一份屈辱性合同的受害者，而是在双方拟定合同条件时便积极参与其中。后来，他在说起斯捷洛夫斯基时，以蔑视的口吻称之为“投机分子”（1866年6月17日），可这话其实对他自己也一样适用，因为他的文学生涯从一开始便充满了投机和冒险的色彩。人们很难想象，他在签署这样一份合同时，对它的风险会毫无意识。实际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一直到70年代，冒险始终是刺激他进行文学创作的重要动力。冒险作为他与命运之间的一场赌博，令他沉迷其中，[109] 而在赌场的冒险经历，更是让他对这种孤注一掷的行为渐渐习以为常。就在抱怨斯捷洛夫斯基这个“投机分子”的同一封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坦率地承认，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完成两部长达三十印张的作品（《赌徒》和《罪与罚》，作者注），并没有让他感觉有丝毫不妥。如果换成屠格涅夫，单单是想到要以这样的方式工作，就会让他生不如死。可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对“这种怪异和超常的事情”乐此不疲，因为这让他确信自己“不是个贪图安逸的平庸之辈”（1866年6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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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斯捷洛夫斯基签完合同两周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了第三次欧洲之旅。这次，他的目的地是威斯巴登，就是他在两年前一夜赢了一万法郎的“宝地”。他从斯捷洛夫斯基那里得到的三千卢布大部分都被他拿去还债，这时他手里剩下的仅有两百卢布。[110] 这点钱对一次为期三个月的国外旅行来说实在是不够宽裕。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思根本不在旅行，更不是为了看风景。吸引他的自然也不是威斯巴登这座小城，他只一心想拣最短的路程，赶紧冲到绿色的赌桌前，赚来在任何文学市场上都无法赚到的“快钱”。这次，他选择在“维多利亚”旅馆下榻，这里离赌场只有一步之遥。[111] 除了对赌博的狂热，吸引他前往欧洲的还有另一个念想，这就是尽管一次次受到冷落和羞辱却让他始终热情不减的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她人现在瑞士，不过她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她将在返回巴黎途中在威斯巴登短暂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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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斯巴登带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是一场惨败。在第一天，他便输掉了所有的旅费，连旅馆的住宿费都交不起。他不得不放弃晚餐，包括晚上照明用的蜡烛。因为他一向习惯于在夜里工作，这种惩罚带给他的折磨是双倍的。在这期间，他也曾一天赚到了一万二千卢布，可是这些钱很快便像最初的赌本一样，零零散散被输了个精光。陀思妥耶夫斯基只好向日内瓦的赫尔岑求助，可赫尔岑此时正在瑞士西部的阿尔卑斯山区徒步旅行，和外界失去了联络。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又联系住在巴登-巴登的屠格涅夫，问他能不能借给自己一百塔勒。屠格涅夫寄来了五十塔勒，对这位富豪作家的吝啬行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耿耿于怀。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很多年后才把这笔钱还给屠格涅夫，而后者已经忘记自己借给对方的是五十塔勒而不是一百塔勒，这件事给两人的关系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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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时候，阿波利纳里娅到了威斯巴登。但是，因为实在无法忍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疯狂赌瘾，还有不可理喻的坏脾气，她只待了几天便决定逃回巴黎。她把身上剩余的旅费几乎悉数留给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以至于她在买车票时只能选择硬座车厢。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她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愧疚：“什么，你在科隆连三等车厢的票都快买不起了？假如真是这样，那你只能孤零零地一个人留在科隆，举目无亲。这实在太让人难过了……就算你还有钱能够继续旅程，也一定在路上饿得饥肠辘辘。想想这些，我便头疼欲裂，心乱如麻。”（1965年8月10日）可是，头疼并没有阻止他再次向阿波利纳里娅开口借一百五十盾，好拿它“和那群猪啰结清账目，换一家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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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猪啰”指的是旅馆人员，他们已不再允许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旅馆用餐，也拒绝给他清洗西服和皮靴，“因为在德国人眼里，没有比没钱还账更令人不齿的事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德国人以及所有德国事物的反感，这下子又增添了新的理由。他想立刻离开这里，最好是能到巴黎去，哪怕再次受到阿波利纳里娅的冷落也无妨。可这时的他却身无分文。他写信向在俄国驻丹麦使馆工作的弗兰格尔男爵求助，请他借给自己一百塔勒。弗兰格尔过了些天才把钱寄来，可这笔钱很快又被输在了赌场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预感到，他想一夜间发财的美梦至少这次是无法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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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终在侨居威斯巴登的一位神父那里，借到了一笔款子，于9月底和旅馆结清了房费，踏上了返乡之路。受弗兰格尔邀请，他决定回程时绕道哥本哈根，去看望好友并稍事停留。当他最终乘坐客轮抵达俄国港口喀琅施塔得后，临下船时，他将一封写好的给弗兰格尔的信交给船员，请他们在次日返航时带到哥本哈根。在信中，他恳求男爵帮他垫付船费。弗兰格尔收到这封信想必不会开心，因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的一周时间里，他不仅免费为他提供住宿，在好友登船时，因为考虑到秋季天寒，他还将自己的一件大衣和一条毛毯借给对方，并客气地叮嘱他用后寄还，因为哥本哈根眼看就要进入冬季，这两样都是他过冬的必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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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的最后几个月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整天忙着四处写信借钱，去当铺典当物品，和要债的债主讨价还价。他把这些烦心事都放在白天处理，而把夜晚留给了文学创作。他计划写作并早就拿到预付稿酬的新小说，随着时间渐渐有了些眉目。这部作品原定名为《酒徒》（Die Trinker ），正式出版后的书名是《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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