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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威斯巴登教区主教伊万·亚尼谢夫（Iwan Janyschew）给他往圣彼得堡汇来了三百卢布。这些钱是《俄国导报》主编卡特科夫寄到威斯巴登的，因为他不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已离开那里，返回了家乡。陀思妥耶夫斯基拿到钱后格外兴奋，认为这是对方同意接受书稿的表示，于是怀着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写作。但是，卡特科夫又拖了足足两个月，才最终决定在他的杂志上刊登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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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日子里，陀思妥耶夫斯基整天被债主们围堵，有些人经过商量，同意将还款期再拖延一段时间；但也有的债主却追着不放，并威胁要把他送进“洞穴”，也就是专门关押欠债人的监狱。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考虑再重新创办一份杂志，以勉强维持生计，可他最终还是决定先把手头的小说写完。弗兰格尔看到他在信里发的牢骚，又一次建议他去政府机构谋个差事。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坚决不肯。他相信自己的市场价值不仅能保证他每天吃上面包，而且是“很大很甜的一份”（1866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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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1月，卡特科夫在读完陀氏新作的头几章之后意识到，他手头这本《罪与罚》必将是一部震撼文坛的巨作。直到这时他才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基，他决定出版这部小说，并将从下一期开始在《俄国导报》上连载。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个消息仿佛是久旱逢甘霖。只要小说能在杂志上连载，他就可以从卡特科夫那里获得丰厚的预付稿酬，总额将达到五千卢布。假如没有债务，这些钱足以让陀思妥耶夫斯基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但是，《罪与罚》杂志连载和第一版单行本给他带来的总共一万四千卢布的收入中，有一万两千卢布被他用来偿还借款以及哥哥米哈伊尔留下的巨额债务。[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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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1866年冬，陀思妥耶夫斯基不仅没能放开手脚过日子，反而如其所言，活得像“一名隐士”，整天“数着手上的零钱过日子”（1866年5月9日）。自打1864年8月从莫斯科搬到圣彼得堡后，他便以二十五卢布的月租，在小麦向斯克街（“小市民街”）与斯托利亚尔内依胡同（“木匠胡同”）的交叉处租下了一套三居室公寓。从这两条街的街名就可以看出，住在这里的不是有钱人家，而是工人、工匠和小商贩。这里的环境与《罪与罚》中描写的那片混乱污浊的贫民聚居区十分相像，它位于圣彼得堡干草市场与叶卡捷琳娜运河（今名格里博耶多夫运河）——实为连接莫伊卡河与丰坦卡河的一条臭水沟——之间，狭窄的街巷如枝杈般交错纵横，令人常常辨不清方向。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遗孀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在回忆第一次去陀氏居住的十三号寓所拜访的情景时，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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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栋有许多狭小公寓的大房子，租客大都是商贩和手艺人。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工作室空间很大，临街有两扇窗户。这天阳光明媚，把屋里照得很亮堂；可其他时候，屋里则显得有些阴郁，昏暗而寂静。这种昏暗和寂静往往会带给人一种压抑感。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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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格里戈利耶芙娜所感觉到的“阴郁”，对当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却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因为他需要躲在暗处，全身心地投入写作。深夜和拂晓前的黑暗时分，才是他创作效率最高的时候。可即便这样，他也仍然总是担心，第二天一早又会有债主找上门来要账。这种总也甩不掉的忧虑损害了他的创造力，而眼下，旺盛的创造力是他最需要的东西，因为他必须给卡特科夫的杂志连载及时提供新章节，而且要在1866年年底前完成这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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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摆脱债主们的纠缠，安静地专心创作，他甚至考虑过去德累斯顿待上三个月。但他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因为卢布汇率大跌，国外旅行的费用是他根本无法负担的。由于他经常要去莫斯科找卡特科夫商量稿件的事，而且他相信在那边，债主们一时半会儿不会找上门，于是，1866年7月中旬，他在莫斯科彼得罗夫大剧院对面的杜索酒店包下了一个房间。这一年，俄国正在遭受一场漫长的旱灾，天气炎热，气温超过了三十度，燥热的季风吹得人心烦意乱。陀思妥耶夫斯基租下的准备当工作室的酒店房间，简直变成了烤炉，整个莫斯科变成了一块炙热的铁板，很多城里人纷纷跑到乡下去避暑。就在这时候，在莫斯科南郊的柳布利诺村，紧挨着妹妹薇拉·伊瓦诺娃（Wera Iwanowa）的夏季别墅，空下了一处民宅，如果短期租住的话，只收半价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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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并不像大部分俄国人那样，热心于夏日到乡下避暑，但这年夏天，他还是在“这个全世界最漂亮的地方，和最可爱的一群人”（1866年7月10日）度过了数月时光。薇拉共有十个子女，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当年十九岁的索菲娅（索妮娅）。她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疼爱的外甥女，也是后来《白痴》一书的题献对象。薇拉一家是个和睦的大家庭，经常有亲戚朋友到家里来做客。在这轻松愉快的气氛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就像长了翅膀，飞速向前推进。在他租下的民宅里，他在二层布置了一间宽敞的工作室兼卧室，可以在这里不受打扰地写作。和薇拉家相比，房子显得空荡荡的，因为按照传统，俄国的夏季别墅通常都不配家具，所以每年入夏时，人们总能在街上看到成串的马车拉着家具和家当，出城驶往郊区的方向。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改平日的习惯，每天一早便坐到书桌前，一刻不停地工作到下午3点，然后吃午餐。白天的其他时间他都是和伊瓦诺娃一家度过的。在这里，他不像在圣彼得堡时那样，整日过着清教徒式的单调生活。他和大家一起游戏，聊天，玩划船比赛，或去野外郊游。他时常说笑逗乐，像个淘气的调皮鬼，这点尤其招年轻人喜欢。这和他那衰老的样貌，还有作为《死屋手记》作者的名人光环，实在有些不搭。[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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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这时候，另一部作品的交稿期限也渐渐迫近，这就是他答应斯捷洛夫斯基的十二印张篇幅的新小说。眼下，他还根本没有动笔。在柳布利诺村期间，他拟定了这部小说的大致提纲。早在三年前，他便在从罗马写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提到过这部作品的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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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主题是这样的：一位身在国外的俄国人。如您所知，这个夏天很多杂志都在谈论生活在国外的俄国人的问题……可关键问题是，他把自己的全部能量和精力、任性和愤懑，都交给了轮盘赌。他是个赌徒，却不是个平常的赌徒，正如普希金的“吝啬骑士”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吝啬鬼一样。（1863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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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起形形色色的俄国人，没有谁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接近赌徒一类；要论对题材的熟悉程度，也没有哪一个能超过赌博。而且，要想在余下的短短几周内把一部小说变成写在纸上的完整作品，他必须要对主人公的心理及其生活的环境拥有切身的体验。9月中旬，陀思妥耶夫斯基返回了圣彼得堡。当他把和斯捷洛夫斯基签订新小说合同、很快就得交稿的事告诉亚历山大·米柳科夫时，这位好友一听便着急起来了。米柳科夫给他出了个主意来应急：陀思妥耶夫斯基只是答应对方按期限交付一篇新小说，但并没有保证一定是一篇优秀的小说。所以，他可以找他，米柳科夫，然后再拉上两三个好友，按照约定的题材分头去写。每个人写上三四个印张，然后凑到一起，这样就可以保证在11月1日前按时交稿了。但陀思妥耶夫斯基拒绝了这个建议。眼下，他对正在写作的《罪与罚》寄予了满满的希望，他相信自己可以凭借这部作品攀上前所未有的文学巅峰。所以，他绝不能轻率地拿自己的名声去冒险。这时，米柳科夫又给他提了另一个建议：“你可以找个速记员，你来口述，让他（她）把内容记下来。我觉得这样在一个月内完成是有可能的。”[115] 陀思妥耶夫斯基还从没有口述过一部作品。在此之前，他一直习惯于独自完成写作的全部事项。但是这一次，他接受了米柳科夫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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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欧，速记已经流行了一个多世纪，然而在俄国，直到亚历山大二世统治期间，速记才开始得到普及。俄国第一次使用速记，是1860年圣彼得堡大学举办的米哈伊尔·波戈丁（Michail Pogodin）与尼古拉·科斯托马洛夫（Nikolaj Kostomarow）关于俄国历史起源的辩论会。从那以后，速记在俄国逐渐进入社会各个领域，除了司法和行政机构，也包括文学界。在圣彼得堡，速记行业的权威是编辑和翻译家帕维尔·奥利欣（Pawel Olchin）。他在德国纽伦堡学习了德国速记法，并以其两次再版的三卷本《俄语速记手册——根据加贝尔斯贝格速记体系编写》获得了俄国速记普及国家竞赛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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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865年起，奥利欣开始在圣彼得堡第六男子中学夜校教授速记，上课的大部分是女生。奥利欣从米柳科夫一位同事那里听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况，于是便找到自己的学生、当年二十岁的安娜·斯尼特金娜（Anna Snitkina），问她愿不愿意为作家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部七印张篇幅的作品担任速记，稿酬扣除佣金后为五十卢布。安娜不假思索便答应了下来，据她所说，《死屋手记》曾让她流了不少眼泪，[116] 如今，“想到我不仅能认识这位天才作家，而且还能为他的工作助一臂之力，这使我非常激动和欣喜。奥利欣递给我一张叠成四折的纸条，上面写着：‘斯托利亚尔内依胡同，小麦向斯克街拐角处，十三号公寓，找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安娜的想象中，《死屋手记》的作者应当是个高身量的魁梧男子，长着一张清瘦苍白而严厉的脸。可她实际看到的，却是“一个中等身材的男人，脸上毫无血色，略带病容，浅栗色甚至带点棕红色的头发上涂了许多发蜡，梳得很服帖，像是戴着假发”。[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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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了口述的工作，通常是从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他花了些时间，才渐渐适应了这种新的工作方式。在口授的时候，“陀思妥耶夫斯基快步在屋子里来回走，从门边向斜对面的火炉走去，到了火炉边，总是在上面敲两下。同时，他吸着纸烟，经常把未吸完的烟丢到放在写字台角上的烟灰缸里，然后又点上一支”。安娜回到家后，把速记的内容誊清，第二天交给陀思妥耶夫斯基修改，同时“开心地向他汇报新写的页数”。三周半之后，在10月29日这一天，书稿彻底完工了。1866年10月30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四十五岁生日。这天，安娜特意换了件紫色的裙子，陀思妥耶夫斯基觉得这裙子和她很相配，让她显得个子高了，身材也更苗条了。[118] 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对稿子做最后的修改。11月1日，陀思妥耶夫斯基拿着书稿，来到布尔沙亚·莫尔斯卡亚大街斯捷洛夫斯基的办公室，可这位出版商却不在。也许他是成心想让陀思妥耶夫斯基扑个空，这样他就可以在未来九年里无偿出版后者的作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听从一位法官好友的建议，把书稿交给了负责斯捷洛夫斯基所在住宅区的警局，并让对方出具了收条。这样一来，斯捷洛夫斯基就无法通过法律途径找他麻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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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列滕堡的豪赌：《赌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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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捷洛夫斯基拿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手稿后很快便拿去送印，所以在1866年12月初，书便上了市。在这部小说中，故事发生的地点是一个名叫鲁列滕堡（Roulettenburg）[119] 的小城，它是作者以德国西部的巴德洪堡、巴登-巴登和威斯巴登等以温泉和赌场闻名的城市为蓝本虚构出来的。正如1863年在信中告诉斯特拉霍夫的那样，故事情节是围绕一位身在国外的俄国人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展开的。因为自认为“在俄国没有证明自身才华的机会”，阿列克谢来到德国后，把全部热忱都投入赌博中。他的身份是家庭教师，主人是一位年迈却依然精力充沛的将军。阿列克谢爱上了将军的继女波林娜，除了他，一位自称德·格里耶侯爵的法国人和英国阔佬阿斯特列依先生也在追求者之列。此外，围在将军身边的还有一位二十五岁的法国交际花布朗歇小姐，将军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就像在赌博和爱情的欲火之间摇摆的主人公阿列克谢一样，小说中的其他人物相互之间也都被爱情或金钱关系拴在了一起。假冒侯爵的法国人德·格里耶在听说波林娜从继父那里得不到分文遗产后，立刻对她失去了兴趣。而对英国人阿斯特列依早就没有了爱意的波林娜因为欠对方的钱，急不可耐地想通过赌博摆脱因债务受到的束缚。另一边，布朗歇小姐虽然从将军那里得到了许多昂贵的礼物，可当她听说对方已经破产，而他期待已久的从富有的伯母——耄耋之年的莫斯科地主安东尼达·瓦西里耶夫娜·塔拉谢维奇娃——那里继承大笔遗产的希望也已经落空后，便毫不犹豫地抛弃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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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传说中已不在人世的富婆的突然到访，把故事情节推上了高潮。刚到鲁列滕堡，身子还没有落定，这位行事果断的老太婆便直接奔向了赌场。在轮盘赌桌边，因为她始终不顾劝阻，坚持要把赌注压在胜率最低的数字“零”上，所以在短短几天里，便输掉了数十万法郎。[120] 与她的运气相反，主人公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却在轮盘赌中一下子赚到了二十万法郎。他找到波林娜，拿了五万法郎给她，让她还清欠法国人德·格里耶的债务。然而出乎阿列克谢意料的是，波林娜在与他共度一夜良宵后，却在第二天清晨把钱摔在阿列克谢脸上，然后扬长而去，因为她不愿为了钱而出卖自己。于是，两人的缘分就此一刀两断。之后，阿列克谢作为布朗歇小姐的新情人，随着这位漂亮风骚的女子一同去了巴黎。在巴黎，阿列克谢靠着赌场上赢来的钱，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没过多久便感觉一切都无聊透顶。在小说结尾，阿列克谢在外游荡了一年半之后，又回到了鲁列滕堡。对赌博的痴迷让他变得身心颓废，钱也赌得精光，变成了一个“名存实亡的死人”。但是，如同所有赌徒一样，阿列克谢仍然没有放弃梦想，仍然期待着能在轮盘赌桌上大赚一笔，以便“重新做人”，彻底戒掉赌瘾：“明天，明天一切将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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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部在短短三周内仓促写就的作品，《赌徒》从文学水平上看算不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顶尖之作。但是，正因为作者面对巨大的时间压力，不得不依赖于自己的即兴创作天赋，选择自己驾轻就熟的技巧和题材以及人物和情节设计，因此，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独特写作手法而言，这部篇幅较短的长篇小说仍然颇具代表性。这其中，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形式便是一个例子。在这里，作者采用了日记式的“即时写作”（writing to the moment）：“我刚刚听说……玛丽娅·弗里波夫娜今天已经去了卡尔斯巴德……这个消息意味着什么？”这样的写法可以将读者对事件发展的预知降到最低，同时让由此产生的意外效应达到最大程度。另外，小说中的大量对话以及始终将焦点放在“当下危机”[121] 的扣人心弦的戏剧化描写，也都是作者最擅长的写作手法。正是这种戏剧化特点，使得这部小说屡屡被改编成剧本，搬上银幕和戏剧舞台。此外，同样具有典型陀氏风格的，还有对不同人物身上的国民性特征的描写：一边是典型的俄国人——热情豪放、把人生当作一场游戏的莫斯科富婆；另一边是以布朗歇小姐、德·格里耶为代表的狡诈阴险的法国佬，以沃尔默赫尔姆伯爵为代表的愚蠢德国人，以及将军这种被欧洲文化同化的俄国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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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主人公和第一人称叙述者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作为一种人物类型，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由普希金开创的“多余人”形象的后继者。他和地下人一样，都拥有聪慧敏锐的头脑，却没有能力为自己的人生找到方向和意义，原因在于他失去了与俄国土地之间的联系。因此，他就像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和莱蒙托夫《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一样，最终陷入了精神上的极度空虚。用叔本华的理论来解释，这样的结果是必然的。因为当一个人的生命意志缺失时，他便会“被狂热的刺激所吸引，例如赌博这种纯粹标志着堕落的恶习”。[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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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所有人物的突出特征是他们与金钱和财产之间的关系。在这一主题层面上，《赌徒》堪称一份关于财产转移的现象学分析报告。从偷窃（在轮盘赌桌上偷拿别人赢的钱）、贪污（将军侵吞公款）、（为了贪财的）“庶民式”或（为了消遣的）“贵族式”赌博，到通过劳动获取正当收入（阿列克谢为将军家担任家庭老师），再到爱情交易（交际花布朗歇小姐）、豪爽的馈赠（阿列克谢送给波林娜五万法郎还债）以及遗产继承（富婆给波林娜的遗产），在这部小说中，所有物权转移形式几乎都被囊括其中。“我们要拿钱做什么？”阿列克谢问波林娜。“什么叫拿钱做什么？金钱便是一切！”波林娜如此答道。在鲁列滕堡，金钱的的确确便是一切，所有人和事都在围绕它运转。轮盘赌就像命运女神福尔图娜（Fortuna）手里的车轮一样，象征着金钱至上思想和现代世界的赌博式资本主义。在这个社会里，“只要轮子一转动，一切都将发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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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俄罗斯理念”为基础所提出的意识形态主张，主要并不是以批判资本主义为目的，而是为了通过各种人物在金钱问题上的态度，反映俄国与欧洲在文化上日益凸显的矛盾。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冬天里的夏日印象》中批判的对象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拜物主义思想，那么在《赌徒》中，他的讽刺对象则是德国人对待金钱的态度。按照主人公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的观点，在德国，人们活着是为了工作，工作是为了积蓄。为了掩盖这一真相，德国每家每户都有一位家长，像布道一样不停地向他的家人宣扬勤俭的美德，并且把这种以积累财富作为唯一意义的生活，描绘成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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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这样的家长都有自己的家，每逢晚上，他们都大声念教训人的书。小小的屋上，榆树、栗子树沙沙声不断，夕阳西落的晚霞，一只鹳鸟伫立在屋顶上，一切都是那么富有诗意，一切是那么动人……人人都像牛马一样干活，大家都像吝啬鬼一样积聚钱财。……这样，经过五十或者七十年，第一位家长的孙子确实已经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资本，并把它传给自己的儿子，儿子又传给自己儿子，儿子再传给自己儿子，经过五六代，洛希尔男爵，或者说高贝、康姆普……或者还有什么鬼知道的什么人出现了。瞧，场面怎么能不壮观：一百年或者两百年传宗接代的劳动、苦头、智慧、诚实、毅力、刚强、盘算，还有屋顶上的鹳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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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对德国人“严格避免任何形式的放纵和享乐”的工作狂精神所提出的异议，与马克斯·韦伯有关新教伦理的观点如出一辙，在时间上则先于后者。如果考虑到韦伯对俄罗斯文化的强烈兴趣，我们甚至不妨大胆地推测，陀氏作品或许对韦伯在思想上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尤其是在工作与生活的手段—目的关系倒置的问题上。[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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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国人的勤俭和吝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莫斯科富婆为代表的俄国人对待金钱的态度。她在赌博时总是孤注一掷，投入巨额赌注，直到把家产输得精光。身为将军遗孀，她原本是贵族阶层的一员，但是她在赌博时的做法，却是上等人所鄙视的“庶民式”赌法。19世纪的俄国贵族一向以注重德行自居，这其中也包括对待赌博的态度。他们将赌博看作冲动情绪的调节器，而不是发泄冲动情绪的闸门。[124] 一位“贵族式”赌徒在轮盘转动时应当保持冷静，即使赔掉了大笔赌注，也要面不改色，不能乱了分寸。相反，“庶民式”赌徒在赌博时一心只想赢钱。其动机只有狂热和对金钱赤裸裸的贪欲，而对仪态则完全不管不顾。莫斯科富婆便是如此，她在输了钱后生气得大吵大嚷，烦躁地用手指不停地戳着替她下注的阿列克谢的腰眼。富婆最后逃回了莫斯科，在她的口中，那是一个不受金钱所累的世外桃源：“在莫斯科，在家里，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那样的果园，那样的花，这里都没有，香味，正在成熟的小苹果，一眼望不到边——这里都没有。”[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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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庶民式”与“贵族式”赌博的对照之上，是“墨守成规”和“不拘小节”相对应的文化类型上的反命题。在《赌徒》中，西方的德行和伦理观被视作一种抽象的、反对生活享乐的态度立场，而莫斯科富婆则是俄国人的形象代表，其守护的一切，正是地下人口中的“鲜活的生活”。在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看来，这种文化差异的根源是“俄国人太富有了，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太过聪明，不愿让自己随随便便地受到某种规矩的束缚”。在西方美德法典中占据第一位的，是一个人赚取资本的能力。而这一点，却与俄国人的天性相悖。他们不但“不会赚取资本”，还随意地“挥霍资本”。所以，他们非常倾心于像轮盘赌这样的方法，可以不花气力发大财，当然也很有可能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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