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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这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俄罗斯理念”为基础所提出的意识形态主张，主要并不是以批判资本主义为目的，而是为了通过各种人物在金钱问题上的态度，反映俄国与欧洲在文化上日益凸显的矛盾。如果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冬天里的夏日印象》中批判的对象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拜物主义思想，那么在《赌徒》中，他的讽刺对象则是德国人对待金钱的态度。按照主人公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的观点，在德国，人们活着是为了工作，工作是为了积蓄。为了掩盖这一真相，德国每家每户都有一位家长，像布道一样不停地向他的家人宣扬勤俭的美德，并且把这种以积累财富作为唯一意义的生活，描绘成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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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这样的家长都有自己的家，每逢晚上，他们都大声念教训人的书。小小的屋上，榆树、栗子树沙沙声不断，夕阳西落的晚霞，一只鹳鸟伫立在屋顶上，一切都是那么富有诗意，一切是那么动人……人人都像牛马一样干活，大家都像吝啬鬼一样积聚钱财。……这样，经过五十或者七十年，第一位家长的孙子确实已经获得了一笔可观的资本，并把它传给自己的儿子，儿子又传给自己儿子，儿子再传给自己儿子，经过五六代，洛希尔男爵，或者说高贝、康姆普……或者还有什么鬼知道的什么人出现了。瞧，场面怎么能不壮观：一百年或者两百年传宗接代的劳动、苦头、智慧、诚实、毅力、刚强、盘算，还有屋顶上的鹳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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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对德国人“严格避免任何形式的放纵和享乐”的工作狂精神所提出的异议，与马克斯·韦伯有关新教伦理的观点如出一辙，在时间上则先于后者。如果考虑到韦伯对俄罗斯文化的强烈兴趣，我们甚至不妨大胆地推测，陀氏作品或许对韦伯在思想上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尤其是在工作与生活的手段—目的关系倒置的问题上。[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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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国人的勤俭和吝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以莫斯科富婆为代表的俄国人对待金钱的态度。她在赌博时总是孤注一掷，投入巨额赌注，直到把家产输得精光。身为将军遗孀，她原本是贵族阶层的一员，但是她在赌博时的做法，却是上等人所鄙视的“庶民式”赌法。19世纪的俄国贵族一向以注重德行自居，这其中也包括对待赌博的态度。他们将赌博看作冲动情绪的调节器，而不是发泄冲动情绪的闸门。[124] 一位“贵族式”赌徒在轮盘转动时应当保持冷静，即使赔掉了大笔赌注，也要面不改色，不能乱了分寸。相反，“庶民式”赌徒在赌博时一心只想赢钱。其动机只有狂热和对金钱赤裸裸的贪欲，而对仪态则完全不管不顾。莫斯科富婆便是如此，她在输了钱后生气得大吵大嚷，烦躁地用手指不停地戳着替她下注的阿列克谢的腰眼。富婆最后逃回了莫斯科，在她的口中，那是一个不受金钱所累的世外桃源：“在莫斯科，在家里，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那样的果园，那样的花，这里都没有，香味，正在成熟的小苹果，一眼望不到边——这里都没有。”[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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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庶民式”与“贵族式”赌博的对照之上，是“墨守成规”和“不拘小节”相对应的文化类型上的反命题。在《赌徒》中，西方的德行和伦理观被视作一种抽象的、反对生活享乐的态度立场，而莫斯科富婆则是俄国人的形象代表，其守护的一切，正是地下人口中的“鲜活的生活”。在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看来，这种文化差异的根源是“俄国人太富有了，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太过聪明，不愿让自己随随便便地受到某种规矩的束缚”。在西方美德法典中占据第一位的，是一个人赚取资本的能力。而这一点，却与俄国人的天性相悖。他们不但“不会赚取资本”，还随意地“挥霍资本”。所以，他们非常倾心于像轮盘赌这样的方法，可以不花气力发大财，当然也很有可能赔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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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赌徒》或多或少具有某些自传的色彩，因此人们经常把这篇小说看成一部半纪实作品。不过，它确实也为我们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人提供了不少帮助，特别是在为赌博的正当性辩护方面，作者与主人公所采取的伎俩在某些方面是重合的。其中最异想天开——与挑战命运之类的浪漫说法远远扯不上干系——的理由是，每天出入赌场其实不过是一种工作的方式，只是有些异类而已。“为什么赌博要比其他赚钱手段恶劣，比如说做生意？”阿列克谢质问道。在赌场，人们可以比在其他地方更轻松地赚到“快钱”，倒不一定是“大钱”。一个人要想把玩轮盘赌当成一份“正经”差事，就不能动辄押上全部家当，而是要遵守一定的“规则”，并努力做到“在游戏的每个时刻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不能着急上火”（1863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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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给米哈伊尔的信中提到轮盘赌时，为自己辩解道：他曾在威斯巴登凭借自己发明的一种“套路”赢了一万法郎，后来是因为他变换了套路，才开始输钱（1863年9月8日）。靠“套路”赌博必须要冷静地计算，对陀氏笔下的主人公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来说，这种做法太过“欧化”，从文化上讲绝不能接受。身为“一个不靠算计赌钱的凡夫俗子”，他对“深谋远虑”的做法向来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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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为赌博辩护的策略是，把赌博美化成一项拯救计划。阿列克谢想用赢来的钱保护波林娜，使其不再因债务而受德·格里耶的摆布。但波林娜拒绝接受这笔馈赠，因为她不想把和阿列克谢共度的一夜良宵变成一场交易。从故事逻辑上讲，这段情节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说到底，最初是波林娜恳求阿列克谢替她去玩轮盘赌，好把她救出眼下的苦海。虽然遭到波林娜的拒绝，但赌博在这里却因为这个高尚的目的，变成了一种令人尊敬的行为。赌博赢来的钱是用于“馈赠”这一物权转移的最高形式，因此去除了赌博原有的腐化贪婪的气息。陀思妥耶夫斯基也曾用同样的方式在哥哥面前为轮盘赌辩护，他说自己之所以要去赌博，是为了用赚来的钱“拯救你们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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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书中，主人公不仅用道德理由为赌博做辩解，还从种族的角度将“庶民式”赌博称作俄国人对待金钱这种生存工具的典型态度：潇洒而富有活力，并以挥霍为荣。通过诗意化处理，轮盘赌俨然变成了催生激情的发动机。赌桌上不停转动的数字罗盘象征着赌场上资金周转的速度，同时也是赌徒们在亢奋中忘乎所以、迷醉癫狂的写照。阿列克谢最终不得不承认，他“对金钱应付不来，简直被它冲昏了头脑”。[126] 在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身上，对爱情的痴狂与赌博的狂热交织在一起。当波林娜第一次向他示好之后，他坐在轮盘赌的赌桌前“像发烧一样”晕晕乎乎，然后赢下了十万弗罗林金币。赌博的亢奋把金钱这种“令人唾弃的金属”变成了享乐的对象：“当时，眼瞧着钱币在我面前不断地聚集和堆积，我感觉到一种难以抵抗的莫大享受。”最后，这场气氛紧张的赌局变成了一场盛大的狂欢，扛着装满钞票和金币的沉甸甸口袋，阿列克谢几乎迈不动步子，仿佛随时都会瘫倒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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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赌徒，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一样，对赌博有着同样的狂热。不过令人惊讶的是，他从未像小说中那样，用“诗意”这种所谓赌博的最高境界为自己的赌瘾寻找说辞。他在1863年写给斯特拉霍夫的信中，在介绍这部小说写作计划时，特意对此做出了解释。他这样写道，赌徒“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位诗人”。但是对他自己来说，无论他把这种冒险的欲望看得多么神圣，他从内心都对这种可悲的“诗意”深深地感到羞耻（1863年9月18/30日）。因此，赌博的“高贵”和“诗意”只是小说主人公的看法。但是，这种“高贵化”其实是一种自我欺骗，因为它的目的不过是掩盖人内心对赌博卑劣性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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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60年代与亲友的通信中，经常会流露出对自己沉迷于赌博的羞耻感。他常常在信中恳求对方原谅他的这一恶习，并替他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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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这件事……特别是帕沙。这孩子还很糊涂，兴许还在盘算着未来能够靠赌博出人头地（1863年8月20日）。——关于我的事，不要和任何人说一个字！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我指的是我在赌博中输钱的事（1863年9月8日）。——因为在这件事情上说再多话都是白搭……所以我坦白地告诉你——虽然这让我很难堪——我因为愚蠢而输掉了身上所有的钱（1865年8月24日）。——安佳，答应我，不要给任何人看这封信。我不想让人们对我的糟糕处境说三道四（1867年4月23日）。——现在让我跟你说说我的各种劣迹和恶习……但是，这些我只告诉你，只有你一个人。千万不要把我供出去，变成众矢之的！（1867年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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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在关于俄国人的赌博方式更具道德优势的说法上，作者与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的观点是相左的。说到底，这种说法也称不上是真正的观点，不过是一种难以自圆其说的假设。小说中这些经常带有假设性质的夸张说法，让读者很难去分辨，它们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作者本人的看法。即使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这位虚构的赌徒在观点上并不完全一致，但有一点，他和其笔下主人公是相同的：作为一位好斗的思想家，无论是在报刊文章，还是在小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喜欢用一些富有挑衅性的言辞来吸引读者，这些言辞的可信性和严肃性常常让人无从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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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行为方式作为一种辩论策略，让人不免联想到俄罗斯东正教中的“圣愚”角色。[127]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圣愚”经常以不同形象出现，他们（看似）癫痴，说话语无伦次，举止古怪，让人难以琢磨，更无法为其定性。作为疯人，圣愚无须为自己的言行负责。在《地下室手记》和《赌徒》中，作者所采用的自白式写法，也可以起到类似的“规避”责任的效果，用米哈伊尔·巴赫金（Michail Bachtin）的话讲，这种写法是“开后门”。它指的是一种特殊的讲话方式，使得当事人可以适时地“改变其言语的终极含义”。[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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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句子结构上讲，陀思妥耶夫斯基常用的一个“开后门”句式是：“顺带一提”或“话说回来”。例如在《地下室手记》中，地下人在向妓女丽莎滔滔不绝地宣教时，讲到高潮处，他说了一句：“游戏，这游戏让我丢了魂儿，话说回来，也不只是游戏。”无论从句子的含义还是形式上，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语言表达上的游戏色彩。“话说回来，也不只是游戏”——这一转折使得前半句话的含义顿时变得模糊起来。“话说回来”就像是句子的语义开关，它将前半句话的意思清零，给讲话者提供了可能性，为否认自己的观点“开后门”。从这一意义上讲，阿列克谢·伊万诺维奇不仅是一个轮盘赌徒，也是一个话语的赌徒，就像陀氏本人一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总爱“和危险玩耍，不论在何时何处，都一向如此……在牌桌前，在纵情酒色时，在神秘的癫痫发作中”。[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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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罪与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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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只用了三个半星期便完成了《赌徒》的书稿，但是，为了这样一部“分心之作”花上三周半时间，已经达到了他所能承受的极限。因为在1866年整个一年里，他的全部心思都集中在创作另一部长篇小说上。这部旷世杰作将让他如愿以偿，在世界文学圣殿中获得一席之地。这部作品就是《罪与罚》。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我相信）在我们的作家当中——无论是活着的还是已经去世的——没有哪个人像我这样，在如此环境下夜以继日地埋首于创作”（1866年6月17日）。他这里指的便是《罪与罚》的创作，因为他必须“在四个月内完成共三十印张的两部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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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新作的最初创意可以追溯到1850年代。按照当时的计划，这将是一部篇幅不超过两百页的“短”长篇。他在1865年9月写给卡特科夫的信中，透露了小说的大致构思。在信里，他把这部作品称作是“一起犯罪事件的心理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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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发生在当下，也就是今年。一个贫困潦倒的年轻人——平民出身、被学校除名的大学生——出于鲁莽，再加上头脑中的观念还没有成型，而被某些“不成熟”的奇特想法迷住了心智，以至于他下定决心，要做下一件狠事，来摆脱眼下悲惨的处境。最终他决定，要杀死一名老妇：一个靠放贷为生的小公务员遗孀……“她身上没有一点儿好。”——“她活着有什么意义？”——“她对谁都没有用处”等。（1865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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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出，他最初是想把这份“心理学报告”写成一篇忏悔，并采用第一人称的形式。与这一计划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打算写一部篇幅更长一些的情境小说，暂定名为《酒徒》。1865年夏，他曾就此向《圣彼得堡日报》和《祖国纪事》提出了供稿的建议，但因两份杂志的出版人嫌其索要的预付稿酬（三千卢布）太高，建议遭拒绝。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决定将两篇小说的情节糅合在一起，变成一部长篇，其结构的复杂程度将超过陀氏以往的所有作品。早在威斯巴登时，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已动笔，在哥本哈根和返回圣彼得堡的轮船上，也一直没有停止写作。最初，写作进展颇为顺利，但后来却渐渐陷入停滞。陀思妥耶夫斯基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对这样一部情节错综复杂的长篇小说而言，第一人称叙事使创作视角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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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11月，陀思妥耶夫斯基销毁了之前的全部手稿，开始以全知视角来写作这部新作品。因为头几章计划于1866年1月在《俄罗斯导报》上发表，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承受着巨大的时间压力。他在给好友亚历山大·弗兰格尔的信中写道：“整个冬天我没去过任何人家做客，对世事也不闻不问。我只去剧院看过一次戏，那是《罗格涅达》（谢洛夫创作的歌剧，作者注）的首演。这种情况还将持续下去，一直到我写完这部小说——如果我没有因欠债被关进监狱的话。”（1866年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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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年1月和2月号《俄罗斯导报》，先后刊登了《罪与罚》的前两章。读者的良好反馈给陀思妥耶夫斯基带来了新的动力，但是这个大部头离收尾还差着十万八千里。接下来的几个章节，每一篇都是在上一篇还在印刷排版时便已完成。虽然写作进度因《赌徒》而被迫中断近四周，但是，因为有安娜·斯尼特金娜这个出色的速记员做帮手，这部新作终于在1866年12月顺利完成。只是对读者来说，他们要耐心地等到下一年年初，才能够读到小说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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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罪与罚》德文版译者斯维特拉娜·盖耶（Svetlana Geier）所言，这部小说的名字如果直译的话，应当是《罪行与惩罚》[130] 。[131] 1863年，陀氏兄弟主办的杂志上做过一期名为《罪行与惩罚》的专题，报道法国犯罪史上出现过的一些耸人听闻的案例，其中也包括杀人犯皮埃尔·弗朗索瓦·拉塞内尔（Pierre François Lacenaire）的著名案子。这位凶犯为自己辩解称，其所犯罪行是为维护公道和正义而与社会展开的一场“决斗”，并将罪责归咎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乌托邦思想的不良影响。[132] 早在1861年，陀氏兄弟便在《时代》杂志上就拉塞内尔一案做过详细报道，并在后续几期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法国近代犯罪史上的类似案例。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与拉塞内尔有一个共性，他们都把自己看作“高贵的罪犯”，都是受某种思潮——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不成熟想法”——的影响，独自与社会展开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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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罪与罚》中，法律专业学生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期刊上发表过一篇题为《论犯罪》的论文。他在文章中宣称，世界上有一些特殊的人物，他们可以不按照现行法律行事。比如说开普勒和牛顿，他们如果必须要清除某些障碍，才能让自己的伟大发现为世人所知，那么就算为此搭上十个或一百个人的性命，这样的代价也不算高。因此，人一般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平凡的人”（繁殖同类的“材料”），这些人占大多数；另一类是“非凡的人”，这些人是占极少数的精英。“第一类人必须循规蹈矩，不能越雷池一步……第二类人则相反，他们有权利犯下任何罪行，打破法律框框，因为他们是非凡的人。”主人公的心灵之路由此露出了征兆。到最后，拉斯柯尔尼科夫不得不承认，无论是他，还是像拿破仑那样的超人，都无法逃脱善与恶，也就是说，他们不可能让自己凌驾于法律和道德之上。于是他跑到十字路口的中央，当着众人的面，公开承认自己是杀人凶手。这个原本想成为人类救星的人，只能踏着基督的足迹，走上自己的“受难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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