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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小说中的故事是在短短两周内发生的，但是其内容却十分丰富：主要情节与次要情节，场景与对话，危机与灾难，让人读起来酣畅淋漓，欲罢不能。七百多页（俄文版四百多页）的文字，就像史诗一般波澜壮阔。而且小说从一开篇便进入主题，整个故事情节紧凑，高潮迭起。罗季昂·拉斯柯尔尼科夫是从外省到圣彼得堡学习法律的大学生，因为交不起学费而被迫辍学。他下定决心，要让自己彻底脱离困境。他准备用斧头杀死靠高利贷为生的年迈“无用”的当铺老板娘阿廖娜·伊万诺芙娜，然后用抢来的钱开启自己的“事业”，用“无数造福于人的善举”来抵消其犯下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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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始行动头两天，男主人公在一家酒馆中结识了退休官吏马尔梅拉多夫。后者把前妻留下的女儿、十八岁的索妮娅靠卖淫挣来赡养家人的钱，都换成酒喝光了。在喝得酩酊大醉后，马尔梅拉多夫请求拉斯柯尔尼科夫送他回家。于是，男主人公借这个机会认识了住在破旧出租屋里的马尔梅拉多夫一家：患有肺痨、神经质到歇斯底里的卡捷琳娜·伊万诺芙娜和三个年幼的孩子，整个屋里的气氛与狄更斯笔下的贫民窟一般无二。看到这些，拉斯柯尔尼科夫对世界的憎恨又深了一层。马尔梅拉多夫夫妇对自己的女儿卖身养家的事，显然已习以为常。“人就是个混蛋，可以习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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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拉斯柯尔尼科夫收到一封母亲写来的信。母亲在信中告诉她，妹妹杜尼娅和一位家境殷实的律师彼得·卢任订了婚，这样一来，全家人今后就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而且，拉斯柯尔尼科夫还可以在未来妹夫的律师事务所得到一份舒服的差事。同时，母亲还告诉他，她和杜尼娅很快要来圣彼得堡，为婚礼做准备。拉斯柯尔尼科夫一下子便看透了真相：杜尼娅之所以答应嫁给比自己大二十岁的“资本家”卢任，只是为了牺牲自己，解救家人，还有他——拉斯柯尔尼科夫。靠出卖爱情来换取金钱，杜尼娅的这种做法与妓女索妮娅·马尔梅拉多娃有何分别？这场婚事必须要阻止！——拉斯柯尔尼科夫又多了一个理由，将自己的谋杀计划尽快付诸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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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谋杀和凶手逃离现场过程的描写，堪称欧洲叙事艺术的绝佳典范。放高利贷的老太婆阿廖娜·伊万诺芙娜在犹豫一番后，让拉斯柯尔尼科夫进了门。正当她低头查看对方交给她的“抵押品”时，拉斯柯尔尼科夫举起斧头，几乎毫不费力地用斧背打她的头，将她击倒在地。正当拉斯柯尔尼科夫在卧室床下寻找钱币和值钱物件时，听到从外面传来走动的声音。因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忘了锁门，老太婆的妹妹莉扎薇塔直接推门进了屋，望着地板上躺在血泊中的姐姐的尸体，吓得瘫软在地。拉斯柯尔尼科夫别无选择，只能把莉扎薇塔这个证人干掉。他挥起斧头，用斧刃劈了下去：“斧刃正劈到她的颅骨上，立刻把前额的上半部，几乎到头顶，都劈作两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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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刻过后，楼梯间传来了脚步声，迅速向房门靠近。当门铃按响时，拉斯柯尔尼科夫刚好冲到门边，挂上了门上的锁钩。门外站着两个男人，显然也是老太婆的主顾。两人在对话中透露，他们清楚老太婆没有离开房间，一定是有人在里面挂上了门钩。当他们按了多次门铃没有结果后，两人开始用身体撞向房门，试图用蛮力把门撞开。拉斯柯尔尼科夫躲在门后，手里拎着斧头，屏住呼吸，眼看着门钩在撞击下一点点松动。可最后两人还是放弃了撞门，转身跑去找管院子的人。“这场电影式的精彩反转，既不可思议却又合乎逻辑。”[133] 于是凶手趁机溜出房门，神不知鬼不觉地逃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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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前六节便在此处收尾，整个故事的核心情节也就此交代完毕。和所有侦探片一样，接下来的情节都围绕着破案展开，而它的独特之处在于，经典推理小说中最重要的问题（凶手、受害者、时间、手段、动机、目的）都已经有了答案。但悬念依然还在，这就是：人们不知道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否或何时能够逃脱套在头上、渐渐收紧的绳索。另外一个对于理解这部小说至关重要的悬念是，主人公是否能够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并主动站出来认罪。依照传统的心理剖析式悲剧的结构设计，凶手将逐步认清自我，最终承认自己犯下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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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罪与罚》中，主人公的自我认识和心灵净化却是在整篇小说的结尾才发生的。当时距离审判已经过去了九个月，根据这份判决，拉斯柯尔尼科夫得到了八年西伯利亚苦役这个相对较轻的处罚。作者富有象征性地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蜕变安排在了复活节期间，这一刻，索尼娅突然出现在他的身边。自被关押以来，拉斯柯尔尼科夫一直对她的关心报以冷淡甚至粗暴的态度，但她不改痴情，并且追随他一路来到了西伯利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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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怎么发生的，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好像不知有什么突然把他举起来，丢到了她的脚下。他哭了，抱住了她的双膝……他们俩都面色苍白，两人都很瘦；但是在这两张仍然带着病容的、苍白的脸上已经闪烁着获得新生的未来的曙光。 [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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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在1867年新年的“最后一刻、在仓促中匆匆写就”[135] 的结尾，是整部小说中最令人迷惑的一个段落：不仅是因为其过度戏剧化的设计，而且是因为拉斯柯尔尼科夫在道德上的新生并没有足够的动机作为铺垫。作者对此既没有提示，也没有做出具体的解释，而是以纯叙述的方式将它呈现给读者。叙事完整性欠缺的主要原因，在于主人公人物设计的高度复杂性，以至于作者无法在现实主义小说叙事的框架内，对主人公的结局做出完美的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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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人物的复杂性，从他的名字便已体现出来。“拉斯柯尔尼科夫”（Raskolnikow）是从俄语中的动词“分裂”（raskolot）演化而来。主人公作为杀人凶手，是一个（劈开受害者头颅的）“分裂者”，而与此同时，他也是一个内心分裂的人。其内心分裂体现在很多方面。他相信理性的力量，但作为杀人凶犯，其行事却极不理性，而只能借助一系列偶然因素，勉强实现了自己的谋杀计划。偶然——除偏见和迷信之外最大的启蒙的敌人——最终战胜了谋略和算计。这并不是主人公身上唯一的矛盾之处。拉斯柯尔尼科夫对世界的不公愤愤不平，但他本人却用最原始野蛮的方式来对抗道德法则。他谋财害命，同时却又掏出身上仅有的几个戈比来帮助他人。他的大脑，他的“理论”，与他的肉体、“活生生的生命”是分离的。正如索尼娅所说，他背叛了上帝，“而上帝惩罚了你，把你交给了魔鬼”。可与此同时，拉斯柯尔尼科夫却又相信新耶路撒冷，相信拉撒路复活。除了内心的各种矛盾分裂，他还犯下了以俄罗斯东正教人类观为基础的“根基主义”理念中的最大罪孽：脱离俄国人民这个集体。在西伯利亚苦役营里，就连那些比他犯下更重罪行的犯人也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表现出敌意。他们对他吼叫：“你是个不信神的人！你不相信上帝！……真该宰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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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诡辩术”和“辩证法”，最终也和“地下人”的自白一样流于空洞，毫无用处。从这一意义上讲，《罪与罚》的主人公实际上是“地下人”的翻版。拉斯柯尔尼科夫也是一位俄国哈姆雷特，他为了实施行动走出了“地下室”，却在这一过程中迷失了方向。只有在索尼娅——其名字源于希腊文“sophia”（智慧）——的指引下，这位男主人公才能最终走上正确的道路。索尼娅的智慧不仅超越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诡辩”，同时也远在警探波尔菲里·彼得罗维奇所代表的理性主义之上。她是对西方哈姆雷特主义的特征——恶的理性——的俄国式回应。这种“恶的理性”或许从才智上讲比索尼娅·马尔梅拉多娃的朴素世界观更具吸引力，但缺少道德上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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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也曾一再被“恶的理性”吸引。而索尼娅及其后来作品中那些“安静”、天真、腼腆而虔诚的人物，在意识形态上的任务便是打败“恶的理性”，同时也帮助作者战胜自我的一部分：对怀疑、悖论和否定的痴迷。索尼娅这位身处社会金字塔最底层的卖淫女，在作品的象征性秩序中变成了神权的代言人。这不仅是因为她本能地理解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犯罪的真实动机——对上帝的背叛，并认定只有认罪和受难才是后者的唯一出路，同时还因为她本人的角色是一个牺牲者。为了赡养家人，她牺牲了自己道德上的贞洁；当拉斯柯尔尼科夫被流放后，她就像那些十二月党人的家眷们一样，跟随她深爱的男人一起来到了西伯利亚，哪怕迟迟没有从对方那里得到爱情的回报。因此，索尼娅不仅是“sophia”（智慧）的代表，同时也是“agapa”——基督教宣扬的“无我之爱”——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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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索尼娅相对应的人物是地主阿尔卡季·斯维德里盖洛夫。他和《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中的瓦尔科夫斯基公爵一样，是一个心地歹毒的利己主义者和酒色之徒。这个性欲旺盛的五旬男子亲手犯下过许多恶行：他除掉了自己富有的妻子，并成功掩盖了所有证据；他奸污幼女，并导致其自杀。如今，他来到了圣彼得堡，因为他看上了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妹妹杜尼娅。他要杜尼娅解除与卢任的婚约，并承诺给她一万卢布作为嫁妆。当遭到杜尼娅拒绝后，他又设下圈套，想用暴力逼迫她就范。同时，他还找到了拉斯柯尔尼科夫，这个他眼里的知音。当他在隔壁偷听到后者向杜尼娅坦白自己杀了人之后，他建议对方逃到美国去，路费由他来出。可他的建议同样也遭到了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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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索尼娅是上帝派来的天使，那么斯维德里盖洛夫便是来自地狱的使者。在索尼娅用拉撒路复活的例子为拉斯柯尔尼科夫指引出路的同时，斯维德里盖洛夫却针对《约翰福音》中耶稣关于永生的教诲（“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约翰福音》11：25），提出了地狱般阴暗的另一种“永生”版本：“永恒可能只是一间小屋，就像乡下的浴室，被烟熏得黑乎乎的，四周蛛网密布。”这番话令拉斯柯尔尼科夫痛苦万分。斯维德里盖洛夫所描绘的这幅阴森森的画面，再准确不过地表达了现代人对信仰缺失和精神空虚的核心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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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斯维德里盖洛夫身上我们可以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延续了黑暗浪漫主义的传统，通过斯维德里盖洛夫这个魔鬼式的形象，将邪恶拟人化，用这种吸引读者眼球的文学手法，作为其本体论的要素。“对邪恶激情的痴迷”[136] 摧毁了斯维德里盖洛夫的人格。他对无限度自由的病态追求，最终带来的却是极端不自由这个悖论式的结果。最后，在一个令人惊悚却又不乏荒诞的场景下，灵魂被恶魔操纵的斯维德里盖洛夫在大街上当众开枪自杀，最终返回了地狱——那里才是他原本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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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斯柯尔尼科夫也有自杀的想法。[137] 但是他却抛弃了这样的想法，而且他只能这么做，因为这样的“出路”将会打破救赎史的框架。自《罪与罚》之后，所有陀氏作品中的故事都是在这个框架内上演的。就像中世纪神秘剧中的人类灵魂总是在天堂和地狱间徘徊一样，拉斯柯尔尼科夫也在索尼娅和斯维德里盖洛夫之间踌躇着。整部小说的情节发展都坚定地指向一点：主人公必须在两者间做出抉择——一边是象征基督教秩序的索尼娅，另一边是作为地狱使者的斯维德里盖洛夫。从康德所说的实践理性的层面来讲，这两个富有寓意的形象体现了行为决策的自由性，同时也说明，人在做出每一个行动之前，都必须要诉诸“良心的法庭”。人可以选择，他想成为怎样的人。“他想成为怎样的人，他就会是怎样的人。”[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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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部陀氏巨著中，作者都是将善与恶、自由与责任等普世问题与俄国在寻找身份认同中遇到的现实问题相结合。从这一角度看，《罪与罚》可以说延续了《地下室手记》中就许多社会问题的论争。这一点首先体现在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上。在书中，代表功利主义的是满腹野心的资产阶级分子卢任。这个一心贪图名利的律师公开表示，其信仰的是自由主义，并美其名曰“人人为己，天下太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特意选择这样一个人物，作为“青年一代”的支持者，目的是把资产阶级功利主义思想与1861年俄国的革命行动特别是尼古拉·谢尔古诺夫起草的传单《致青年一代》联系起来。[139] 评论家德米特里·皮萨耶夫（Dmitrij Pissarjew）在评论屠格涅夫《父与子》的文章里为“青年一代”的权利辩护，并以鄙夷的口吻将书中的父亲一辈称作一群“垂暮老人”。[140] 皮萨耶夫特别歌颂了主人公叶夫根尼·巴扎罗夫从利益考量出发的理性生活观——在巴扎罗夫眼里，“任何形式的犯罪，从说谎到杀人”都是愚蠢的，因为它们既有风险，也不会创造任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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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方面讲，拉斯柯尔尼科夫的道德考量其实也是源于“青年一代”的极端功利主义思想。他认为杀死一个没有用处、于社会“有害”的老太婆，然后用她的钱来拯救几千个因为无助而走向沉沦的“年轻鲜活的生命”，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这种思路是典型的成本效益计算。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好友拉祖米欣是个思维“理智”的人，他的名字中的“拉祖”（rasum）在俄文中便是“理性”之意。这位好友的责任便是揭穿主人公行为的自欺欺人一面。他第一刻便意识到，杀死放高利贷的老太婆的凶手“并不是依靠精心谋划”，而显然是凭借侥幸才仓促逃离了杀人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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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抨击自由主义和虚无主义的同时，陀思妥耶夫斯基还对空想社会主义大加讽刺。在书中，小职员安德烈·列别加尼科夫便是这派思潮的代表。在他看来，“一切都取决于一个人生活的处境和氛围。氛围意味着一切，而人什么都不是”。列别加尼科夫梦想着建立“公社”制度，大肆鼓吹婚外恋的种种好处，并将婴儿洗礼看作一种中世纪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左派媒体在评论中称，卢任、列别加尼科夫和拉斯柯尔尼科夫等人物是对“青年一代”的赤裸裸污蔑。面对这样的指责，陀思妥耶夫斯基既不感到意外，也没有表示气愤。说到底，向左派阵营发起挑衅，原本就是他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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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阵营的批评并没有影响广大读者对陀氏新作的追捧。《罪与罚》成为1866年俄国文坛的大事件。就连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手法一直持怀疑态度的屠格涅夫，在读过《罪与罚》第一章后，也表示了对这部作品的赞赏。读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新作的兴趣和热情，还有另一个原因。就在《罪与罚》前几章开始在杂志上连载时，俄国媒体报道了近期发生的一起杀人案件。1866年1月，在莫斯科攻读法律的大学生阿列克谢·达尼洛夫（Alexej Danilow）杀死了一名放高利贷者和他的厨娘。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同时被害的老太婆的妹妹一样，这位厨娘大概也是因为偶然目睹了杀人过程而被凶手灭口。尽管在达尼洛夫案件中，无论凶手的个性还是杀人动机，都与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犯罪迥然不同，但两起案件的相似性仍然在公众中引起了轩然大波。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在谈起他的“理想主义”写实风格与自然主义文学对现实描写的区别时，也曾提到他的小说透过达尼洛夫案件所反映出的预测能力（他有意避开了“预言”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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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指亚历山大·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人，作者注）的现实主义写作，就连……事实的百分之一也解释不了。而我们的理想主义却可以对某些真实发生的事件做出预测。亲爱的，不要笑我自吹自擂。在这里，我不妨借用一句使徒保罗的话：“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情非得已。”（1868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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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与罚》的火爆效应，使得卡特科夫的《俄罗斯导报》的订阅量明显大增。当然，一部小说的成功，不可能仅仅是因为与现实的某些偶然巧合，它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写作中所采用的新颖而复杂的小说技法有着直接关系。首先，作者将侦探小说的形式与社会小说和杂志专栏中的意识形态讨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同时还把悲剧元素与许多凄婉哀伤的细节相互掺杂。尤其打动人心的是马尔梅拉多夫一家的经历，作者细致入微的叙述手法，特别是那些富有画面感的场面描写，让人读起来不禁动容：掰手腕，揪头发，抱着陌生人的膝盖跪地哀求，痛苦的呻吟声，伴着幼童的哭号。在1860年前后，这种感伤主义写法已经不再流行，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知道，这些催人泪下的画面仍然能感动足够多的读者，唤起他们对人世间悲苦的关注与同情。另外，还有作者制造悬念的技巧，它一方面让人联想起英国惊悚小说中的“生动情节”，[141] 另一方面也为后来的悬疑电影手法提供了灵感。按分秒计时的谋杀筹划过程，让读者在不知不觉间变成了凶手的同谋；在撞击下晃动的门钩，拉斯柯尔尼科夫和追踪他的人分立门两侧，他们看不到对方，却又明确地知道对方的存在；还有斯维德里盖洛夫躲在隔壁偷听拉斯柯尔尼科夫向索尼娅坦白自己的罪行，让读者紧张又揪心——以上种种，都是典型的好莱坞特别是希区柯克风格。在这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先驱。[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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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双重人格》中一样，读者之所以感到恐怖，是因为他们感觉到有一股危险却又看不见的力量正在一步步逼近。这种写法既可以增加悬疑的效果，同时也有利于揭示被压抑的、违反禁忌的潜意识。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擅长的富于暗示的梦境描绘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杀人前做过一个噩梦，他梦见一群喝醉酒的壮汉不停地用皮鞭和铁棒抽打一匹瘦弱的驽马，直到它在痛苦中断了气。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这个噩梦被刻画得如此细腻真实，其令人毛骨悚然的程度甚至超过了后来真实发生的凶案。“咱们走吧，别看啦！”在梦里，拉斯柯尔尼科夫的父亲对吓呆了的男孩说道。父亲试图用逃离的方式，忘记亲眼看见的暴行，压抑潜意识里的恐惧，而揭露人的潜意识恰恰是梦的意义所在。拉斯柯尔尼科夫后来又做过一个同样可怕的噩梦，梦到自己又一次向老太婆行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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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简直要发疯了：使出全身的力气，猛砍老太婆的脑袋，但是斧头每砍一下，卧室里的笑声和喃喃低语的声音也越来越响，听得越来越清楚了，老太婆更是哈哈大笑，笑得浑身抖个不停。他转身就跑，但穿堂里已经挤满了人，楼梯上一扇扇房门全都大敞四开，楼梯平台上、楼梯上以及下面——到处站满了人，到处人头攒动，大家都在看——可是都在躲躲藏藏，都在等着，一声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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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悬念丛生的故事情节，陀思妥耶夫斯基还用另一个办法折磨着读者的神经：当《罪与罚》在《俄罗斯导报》上连载时，每一部分往往都是在情节最紧张的地方戛然中断，把悬念延续到下一期。例如，上面提到的噩梦一节，在连载时是这样收尾的：主人公从梦中醒来后，发现屋子里坐着一位陌生人。“请允许我自我介绍：阿尔季卡·伊万诺维奇·斯维德里盖洛夫……”这一期连载便以这串省略号作为结尾，读者就像被吊在悬崖上，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他们茫然不知。[143] 1866年在杂志上连载的第三章（单行本中为第六章）第六节是以斯维德里盖洛夫自杀的情节结束的。这段的结尾只有短短一句话：“斯维德里盖洛夫扣动了扳机……”后面是括号里的编者提示：“未完待续。”[144] 在后来出版的单行本中，因为紧接着便是第七节，所以省略号被改成了句号。[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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