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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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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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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110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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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Slonim 195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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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100；Anna Grigorjewna Dostojewskaja：Tagebücher [Aufzeichnungen zur Europareise]：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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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Il’inskij，L.：Gonorar Dostoevskogo. Bibliografičeskie listy russkogo bibliologičeskogo obščestva. 3/19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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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Anna Grigor’evna Dostoevskaja：Vospominanija [Erinnerungen von Dostojewskijs Frau]：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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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传 第四章 第二次流亡：欧洲（1867～1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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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非所愿的旅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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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这次长达四年的欧洲之旅是一个不伦不类的大杂烩：它既是蜜月，又是为了逃债；既是旅行，又是流亡；既有专注的文学创作，又有疯狂的赌博冒险。1867年，两人先是在德国度过了夏天，然后来到瑞士，并于1868年2月生下了女儿索菲娅（索妮娅）。当女儿在三个月时夭折后，夫妇俩离开了瑞士，去意大利过了一年，大部分时间是在佛罗伦萨。1869年夏，两人返回了德累斯顿。安娜在这里生下了女儿柳波芙，一家人在这里又继续生活了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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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旅行无论是时间还是路线，都没有固定的规划。最初，他们只想在国外待几个月。后来，回程的时间之所以一拖再拖，主要是出于经济的原因。卡特科夫在《罪与罚》大获成功后为下一部新作《白痴》预付的三千卢布稿酬，早在夫妇俩动身前便已花费殆尽。这些钱主要是被拿来还债。安娜用典当嫁妆换来的微薄旅费也在巴登-巴登——德国行程的第二站——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赌场上输得所剩无几。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夫妇两人只能靠东拼西凑来维持生计。无论是预付稿酬、借款、朋友接济还是赌博赢来的钱，都在转眼间被花了出去，不是拿来支付生活费，就是用来赎回典当的首饰或衣物。唯一可靠的收入来源只有正在创作中的新小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虽然为此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但仍然进展缓慢。《白痴》最后几章面世时已是1869年。这时候，预支的稿酬都已经花光，在俄国借的高利贷更是无力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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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归心似箭的丈夫不同，安娜对返回俄国没有丝毫向往。她很乐意待在国外，在这里，她不用再受艾米莉娅和帕沙的气，可以躲开债主们的纠缠，而且还能有更多时间和丈夫一起享受二人世界。在她看来，即便物质生活窘迫，也比返回圣彼得堡要好得多。还有一个原因是，她毕竟是第一次出国，对国外陌生和新鲜的事物样样都感到好奇。在这方面，她的态度要比丈夫开放得多。后者对旅行指南上介绍的西欧各地景点没有丝毫兴趣，只有德累斯顿历代大师画廊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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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旅居国外的四年里，欧洲的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856年签订的《巴黎和约》确认了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失败的事实，法国重新成为欧洲大陆上的强国。但是，人们透过1860年代的政治局势变化发现，拿破仑三世领导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不过是一个泥足巨人。意大利统一运动取得胜利；在俾斯麦推动下，德国各诸侯国逐步统一在普鲁士麾下；法国武装干涉墨西哥遭遇失败后，又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输给了普鲁士——以上种种事件标志着，欧洲政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在德累斯顿期间，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目睹了霍亨索伦王朝打败奥地利及其盟友萨克森之后，普鲁士军队作为占领军的耀武扬威；在瑞士，他们见证了加里波第在1867年日内瓦会议上慷慨激昂地为和平和自由呐喊；在第二次逗留德累斯顿期间，他们从报纸上获知德意志第二帝国在凡尔赛宫镜厅宣布成立以及巴黎公社起义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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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一位民族主义者来说，看到民族主义理念在德国、意大利以及哈布斯堡帝国的少数族裔中所取得的硕果，理应感到振奋。然而，每当民族主义渐渐转化为弥赛亚主义时——就像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发生的变化一样——其他民族的崛起在其眼中就会变成一件令人反感的事情。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这里，这种反感的表现是对德国的仇视。在他看来，德国人小气、刻薄、丑陋、吝啬、无趣、精于算计，更重要的是，他们愚蠢得不可理喻。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愚蠢德国人的评价，颠覆了俄国人长期以来对德国文化优越性的认识——自18世纪初以来，这种认识对俄国文化政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眼里，比愚蠢丑陋的德国人更加令人厌恶的，是生活在黑森林和日内瓦湖畔的那些被欧洲文化同化的俄国侨民，因为这些人是没有任何根基的，特别是像屠格涅夫这种在巴登-巴登买下别墅、长期定居国外的人。如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屠格涅夫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屠格涅夫以旅德俄国侨民为背景的长篇新作《烟》（Rauch ）不仅在左翼革命者阵营，同时也在斯拉夫主义者当中受到抨击。就像俄国人对德国及其文化的膜拜一样，屠格涅夫在这部小说中所反映出来的思想令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由衷的厌恶。只有一个没有祖国的愣头青才会写下这样的文字！但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时也以自我审视的态度意识到，他在欧洲待得越久，他的身份就会越来越向屠格涅夫这类俄国侨民靠近（1867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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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意大利和瑞士生活的四年多经历，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反欧情绪提供了新的养分，同时也使得他对西方社会堕落的抨击多了“直接经验”作为充分依据。为了做到有的放矢，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要找到具体对象作为靶子：在《冬天里的夏日印象》中是法国，如今是德国，后来是波兰人和犹太人。随着时间推移，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民族主义主张实际上是一种策略，目的是巩固自身的民族身份认同，并通过反证的方式确认“俄国性”的重要意义。人们往往很难分辨，这种排外心理有哪些是神经质表现，哪些是意识形态主张，在很多时候，两者是掺杂在一起的。在安娜的旅行日记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极度情绪化的男人，他在国外几乎样样都看不顺眼，但另一方面，他却又对西欧艺术——文学，音乐，尤其是绘画——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在其笔下的许多主人公身上，人们都可以观察到这种对欧洲爱恨交织的心理：《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白痴》中的韦尔西洛夫，《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伊万。然而在作家的自白中，这一切则始终是一种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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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对西欧国家有着种种排斥，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却一待便是四年多。论其原因，主要是为了躲避圣彼得堡债主们的纠缠，但这同时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居住和生活环境的淡漠态度有关。多年以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直过着漂泊动荡的生活，他搬家的频率几乎像换衬衣一样勤，他对屋里的家具和摆设也向来不放在心上。他的童年是在莫斯科穷人医院宿舍的狭窄隔间里度过的，少年时代是在军事工程学校寄宿，后来又在苦役营的集体牢房里待了整整四年。经过长时间的历练后，他对游荡的生活状态早已习以为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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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在欧洲住不起酒店，所以他们每到一地，都是在环境或地理位置不佳的地方租下一间带家具的廉价公寓，作为落脚之处。例如在巴登-巴登，他们租住的狭小套间正对一家铁匠铺，打铁的声音叮叮当当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在安娜去世后很久才出版的旅欧日记里，详细记录了这对夫妇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从文化娱乐到因没钱付账而四处筹借，从夫妻间的亲昵和争吵，到轮盘赌、生病、社交以及夫妻生活的私密细节，都在日记中一一做了交代。作为资料来源，这本日记的价值不逊于安娜的回忆录。后者早在20世纪初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热中便受到追捧，对人们深入了解陀氏生平起到了重要作用。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段旅欧经历，另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是作家与诗人好友阿波隆·迈科夫的通信。迈科夫早年也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有过密切交往，后来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转变为保守的斯拉夫主义者。不过，除了偶尔提到缺钱的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信中谈论的大多是欧洲与俄国当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处境问题，对夫妻二人的日常生活则很少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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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还是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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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夫妇从圣彼得堡抵达德国后，先在柏林休整了两天，然后于1867年4月19日来到德累斯顿。他们在这里逗留了三个月。这三个月是这次欧洲之行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就连一向对德国和德国人没有任何好感的“费佳”（Fedja）——安娜在日记中对丈夫的昵称——也对易北河谷的美丽山峦、宫殿和别墅群由衷地发出赞叹。初到德累斯顿的几周就像是夫妻俩的蜜月。两人每日的安排几乎都是同样的内容：参观画廊，午餐——大多是在布吕尔平台上的赫尔比希餐厅，午后咖啡和读报，逛街，去邮局打听有没有待取的邮件，在德累斯顿大花园里散步，听听露天音乐会，找家中档餐厅吃晚餐，晚上回到住处后喝茶读书，之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伏案写作，安娜自己去上床睡觉——她经常在深夜时分被“费佳”叫醒，两人云雨一番后相拥而眠。[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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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久后发生的一件事，为两人的蜜月投下了第一抹阴影：安娜无意中发现了两封来自丈夫的旧情人阿波利纳里娅·苏斯洛娃的来信。虽然结了婚，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仍然与这位老相好保持着秘密联络。安娜的气愤除了妒忌，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出于失望，因为她万万没想到，这个“方方面面被她视作榜样”[2] 的男人，竟会以这样的方式欺骗她。另外她还发现，他们在德累斯顿待的时间越久，丈夫的脾气就变得越坏。没过多久，她便了解了其中的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一心惦记着要去赌博。赌博在俄国是被禁止的，只有在“堕落腐化”的西方，赌博才是被允许的事情。我们有理由猜测，或许陀思妥耶夫斯基从一开始便打算在国外通过轮盘赌赚一大笔钱，以便解决资金上的困难。这很可能是他这次安排到欧洲旅行的动机之一，甚至是唯一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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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娜不相信费佳可以靠赌博来赚钱，但她实在经不住丈夫的哀求，而且她心里清楚，如果不答应他，就永远无法让他安下心来。5月中旬，陀思妥耶夫斯基乘车经莱比锡去了巴德洪堡。在之后的十天里，虽然偶尔也有赢钱，但他最终还是把这次出行的全部旅费输得精光：总数“超过一千法郎，折合三百五十卢布”（1867年5月24日）。因为没有钱支付旅馆住宿费和返回德累斯顿的路费，他请求安妮娅给他汇二十帝国银币（合二百卢布）到巴德洪堡。安妮娅得到消息后立刻把钱汇了过去。但是，她的丈夫并没有按照约定于次日乘火车返回德累斯顿，而是把这笔钱又丢在了赌场上。在这段时间每天从巴德洪堡寄给安娜的信里，满篇都是悔恨与自责。过不了多久，安娜还将在巴登-巴登遇到同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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陀思妥耶夫斯基每次在表示懊悔时都会指天发誓，绝不再去赌博，而是要埋头工作：“现在我要工作、干活，干活、工作。我要向你证明我的能力！”（1867年5月24日）每当失望和懊悔时，他都会把工作当成道德上的幌子，用以抵偿赌博这件不道德之事的罪过。但是，当他犯了赌瘾时，他便会把这对矛盾抛到九霄云外。那时候，赌博作为“无须付出的赚钱手段”（1867年5月18日）就会替代工作，甚至不仅仅是作为收入来源，而且是日常生活的一种方式，只是其遵循的是另一种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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